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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投资之后的贷款扩张。8月份，信贷收缩趋势逆转，衡量中国放贷情况的最广泛指标社会融资总额飙升至人民币1.57万亿元（2,566亿美元），而7月份这个数字仅为8,080亿元。这表明中国开始再次用信贷来刺激增长。目前深受追捧的惠誉分析师朱夏莲说，最近中国经济的增长是由过去一年放贷规模增长约20%所推动的。今年，中国总放贷规模增至接近国内生产总值(GDP) 200%的水平，高于2008年的约125%。

ZF与企业负债还将增加，中国之所以能够逃脱债务危机的阴影，源于与日本人一样的存款癖好，截止8月份，我国个人储蓄存款已经连续三个月达到43万亿元的高位。

巨量的存款成为稀释ZF与企业负债的最佳途径。日本的总体债务2.5倍于其经济总量，却没有像希腊等国一样陷入债务危机，因为日本欠的是内债而非外债，日本债务95%由国内的银行、保险公司和基金掌握，日本拥有近12万亿美元的国民储蓄和1400多万亿日元个人金融资产。中国个人的储蓄与金融资产成为支撑10万亿以上的地方债的堤坝。中国不如日本的是海外净资产，日本对外净资产连续19年保持增长，截至2010年底约为250万亿日元（约合3万亿美元），约为日本GDP的55%。如果日本与中国国民储蓄下降，债务无人接手，危机顷刻爆发。

正因为国人有如此巨量的存款，国人消费不可能得到根本提升，他们将财富转变为储蓄、房产与黄金，以应对不确定的老年生活，为下一代的生活减轻负担。与日本一样，中国债务危机风险源自于储蓄率下降，日本国民储蓄率已从1998年的10.5%下降到3%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几年之内日本储蓄率由正转负的趋势不可避免，靠国民储蓄支撑债务的模式将难以为继。高储蓄、高投资与低消费形成固定的经济模式。

假设出口保持稳定，逼迫国民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代价是债务风险上升投资下降，被高储蓄低利率掩盖的债务巨石浮出水面。一旦经济下行家庭财富蒸发，庞大的养老负担就是迫在眉睫的压力。

中国目前面临的选择似乎变成了两难先题，是鼓励居民消费，还是鼓励继续投资？事实上，这是一个错误的伪命题，从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以及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来看，都逃脱不了大量投资积累财富这一关键阶段。考虑到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所必须的轨道交通建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继续保持在高水位是无可避免的现实，笔者所到之处，到处看到的地铁工地，新区楼盘，已经形象地为高投资作出注脚。

中国真正的问题是，投资效率提升了吗？麻省理工大学黄亚生教授曾以巴西为例，证明ZF主导的高投资无效——基础制度没有改变，贫富差距没有缩小，ZF主导的投资充斥着贪污腐败——是不是与中国现状很像？ZF主导投资，高铁建设医药等领域腐败横行，穷人缺乏技能培训，全要素生产率大幅下降，富裕阶层在全球购买奢侈品，国人的消费能力在奢侈品领域绝对算得上主力。

在现阶段，中国需要的是提升投资效率，以市场的方式筛选投资项目，这就是市场化改革的要义所在。ZF手握财权不放，大力鼓励居民消费，绝不是什么好事，居民消费热情真被鼓动起来，恐怕债务就得崩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