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懂事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在学习各种知识：在我父母的最初接触中，我们学会了吃饭、穿衣，学会了如何尊重长辈，学会了一些我们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知识和技能；之后，我们便进入了校园，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我们，我们学会了课本知识。我们甚至于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这些知识，我们只是知道学习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参加各种各样的考试和竞赛。于是，我们夜以继日的学习着、努力着。直到有一点，当我们进入社会，进入职场，我们终于意识到：我们以前所学的很多知识也不再可以用上。 最终，我也逐渐的领会到：我们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习过程乃是国家构建一种竞争体系，通过这样的一种竞争体系，让一部分人从中脱颖而出，而另外一些人在竞争中则悄悄的消失了。这种竞争体系从一定的意义上来看，它来自中国的科举制度。 但是，如何看待这种竞争体系的优劣？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来分析？ 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我们可以把知识划分为实用主义的知识和功利主义的知识。实用主义的知识旨在提高自己在社会交往、岗位能力等方面的一种水平，而功利主义的知识则是带有强烈的功利性。为什么一个小孩从中学进入大学之后，他们学习知识的兴趣和努力程度会骤然下降（这里我说的是类似我们的学校，985请不要对号入座）？因为他们之前的目的就是为了高考，而在大学学习阶段的知识对于学生来说，显得没有什么意义。于是60分万岁，便成为一些学生的考试准则。 但是，这些知识对于老师们来说他们感觉是有意思的，如本人教授的经济学，尽管本人再次申明经济学是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一种理解，但是对于学生来说，他们总是感觉：要么距离太远，要么过于抽象，而导致大部分学生敬而远之。 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任何知识都具有实用性，这要取决于知识的学习和使用背景。最近再次阅读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其中一部分分析了知识的社会功能。（第四章《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价格体系正是一种人类偶然发现的，未经理解而学会利用的体系（虽然人类远非已经学会充分地利用它）。通过格体系的作用，不但劳动分工成为可能，而且也有可能在平均分配知识的基础之上协调地利用资源。从一定的意义上来看这就是一种知识，但是社会科学的知识和自然科学的知识以及宗教伦理的知识是存在差异的。但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他们不具有直接的实用性，因而成为一种基础性知识，而如经管中的企业管理、会计、财务管理甚至于市场营销，这些都可以看做具有一定的直接实用性。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既定的文化制度和政治制度背景设计下， 也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2000年左右乃至之后，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在有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舆论导向下，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中国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数量随着时间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从知识的本身来说，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我们仔细分析其中的运行机制就感觉有些令人担心：我们缺乏一个有效的客观对于知识的生产、扩散效率的评价体系。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首先从国外引进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包括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自然科学的等等方方面面。但是任何知识都是对一定的知识对象的运行规律的描述，我们学习这些知识的目的是了解、理解、解释这些自然社会现象运行的特征，以经济学为例，西方经济学本身就是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一种描述，但是经济学作为一种逻辑体系必然会存在很多的假设，这些假设与现实必须与现实有一定的吻合性，如完全信息假设、理性假设等等，这些假设就如数学中的一些公理，虽然我们无法验证，但是应该是基本符合事实的。如果这些假设不符合事实，那么后面的很多推断必然会出现错误。可以这样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在本土文化基础上的一种理论抽象，这样也就出现了西方经济学在克服这些假设基础上的理论演化，从看不见的手到两手并进再到经济治理思想的诞生，这样的一个过程充分的说明了经济学理论的演变是对社会变迁的一种反应。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对于经济学的研究就显得有些尴尬，很多经济学研究不具有现实的使用性，但是制度的功利性设计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方兴未艾，产生的原因是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出现了问题：我们学习研究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职称的评定、为了能够拿到科研项目。这样就不难理解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就变成了理论的堆砌和重复式的翻新。 如果中国有自己的经济学的话，那么就必须研究建立在自己本土文化基础上的市场制度的构建，市场经济不是简单的交换，也不是简单的企业、消费者和市场的关系。如果脱离了这一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现实经济运行的完全剥离，其后果不仅仅会出现令人费解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奇怪的中国股市，还会出现更加令人意外的结果。缺乏本土文化的市场经济就是建立在一个地基不牢的高楼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