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对资本家的剥削---剩余价值理论的含意
黄焕金
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包含着这样一个意思:资本家只配收回他的投资成本,而不配获得任何剩余利益。即资本家花费C+V,那么在产出中资本家只配获得等于C+V的收入,如果他再获得比这多一点的收入,在这个理论看来就是不劳而获,就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那么谁应该获得剩余价值M呢?是资本家雇佣的劳动者,因为只有剩余劳动才能创造剩余价值,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工人一无所有地来到资本家的工厂劳动,却被理论告知他们应该获得全部剩余收入,他们当然是对理论感到高兴了。因此,“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产生出无穷的力量”。
为了能够“创造价值”,资本家不得不到市场上寻找能够作这种创造的要素,按理论,他们不是去寻找机器,而是去寻找劳动力,因为劳动能够创造价值,而机器则不能创造价值,劳动在社会上使用得越多,它所能够创造的价值就越多。但是每个资本家却并不想找太多的劳动力,而是去找机器,并且越先进越好,他们之所以找劳动力,只是因为机器的运行需要劳动力,需要特定的劳动力,假如机器运行不再需要劳动力,那么资本家就连一个劳动力、一个工人也不想找。尽管当每个资本家都这样做时,每个资本家的工厂都不会再制造出剩余价值了。那么,根据理论,整个社会岂不是有太多的“产业后备军”了,如此的话,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资本主义必将陷于经济危机之中,因为一方面是不断生产商品,另一方面却又不断生产过剩人口。
因此,“劳动创造价值”这个观点很难得到证明,现有证明也很难成立。问题在于单个资本家并不按这个观点行事,就算“劳动创造价值”总体上成立,但单个资本家并不遵守这一点。单个资本家希望比相同行业中的其他资本家具有更先进的生产率,而这必须要依靠先进机器才能达到。因此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劳动创造价值”是难以成立的。不过,如果所有资本家都先后达到相同生产率,那么劳动创造价值又是能够成立的,因为此时机器创造超额利润的作用已经被抹平了。
总之,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资本家来说,他的工厂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与利润,并不仅仅是工人劳动的结果。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资本家来说,认为他们只配收回投资成本而没有理由获得一定的利润,是不对的。我们知道,一个人租用别人的任何财产(如住房),都必定要付租金。那么我们假如一无所有的工人租借资本家的工厂来生产产品,这样,全部收入都归工人所有,此时工人是否应该付给资本家租金呢?这些租金是否包含着工厂投资成本及一定的投资利润呢?谁都知道,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这个租金是少不了的,并且包含着一定的增值。那么,假如工厂由资本家自己经营(而不是租给工人经营),显然,资本家需要获得比租金更大的收益才行,否则资本家就不必要自己经营了。这样,无论何种情况,象剩余价值论那样,认为资本家只配收回他的投资成本,而不能获得任何剩余,是不对的。讲得严厉点,这是主张工人对资本家的剥削。所以今天有些学者主张劳资双方共同分配剩余价值,似乎是一种可取的折中方案。
马克思自己也知道,一旦存在产权的私有性质,那么就难以避免资本家占有利润的情况,资本家占有利润的合理性是由资本的私有性质带来的。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资本的私有性质,才能保证工人获得他们创造的全部所得,即工资和剩余价值“不折不扣”地全部由工人所得。但是这种将资本所有权“挂起来”(即资本所有权不再属于任何个人,只属于抽象的“社会”与“全民”)的做法,虽然避免了因资本所有权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归属问题,但资本也就处于无人负责的境地,最终资本将变成“破烂不堪”的一堆废物。就象一头无主耕牛,谁都在使唤它,但谁也不想养它一样,这样它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政府便“乘虚而入”,变成了公共资本的管理者,实际上变成这些资本的实际所有者。于是没有好的资本,就象没有好的工具那样,经济当然不可避免地陷于衰落,广大劳动者陷于没有剥削的贫困之中。
这次,黄教授的文章有点失水准了吧。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剥削过程是从历史角度开始,从私有制产生起就开始产生剥削,但那个时候可能没有“资本家”的概念。为什么把剥削的起点推的那么遥远,马克思就是为了论述这个“系统输入”的“始态”问题。
也就是说资本家在生产系统怎么输入他最初的生产资料的。
如果资本家被“剥削”,那他输入的始态生产资料必须全部是他自己劳动生产的。如果不是,那他的初始状态的生产资料本身就是不“合法”的,不符合按劳分配。
从整个历史过程中间截取一段,并赋予被截取的起点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是完全“合法”的,等于首先在逻辑上肯定私有制的“合理性”,然后再用马克思的按劳分配来论述剩余价值理论破坏了这个“合理性”,从而得出剩余价值论本身不合理。
那我觉得还不如直接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不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不符合历史现状。这种断章取义,先假定私有制的合理性前提,再用一个局部逻辑去反驳剩余价值的不合理:绕着圈子来否定剩余价值实在没什么意思。
另外,关于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系统始态问题,好像早就有人提到过了:认为,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完全是由于资本家自己勤俭节约,把自己的劳动节省下来,作为生产资料来投入的。从而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劳动产品参与最终的产品分配是完全合乎按劳分配的。这种观点,好像马克思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吧,如果没有被马克思自己反驳,也一定被无数马克思经典作者反驳了。
偶虽然没有刻意去研究过剥削过程的始态输入问题。但马克思想完成这样一部巨著,不可能连这个始态输入的合法或非法性都会忽略吧呵呵。
大开眼界!
顺便问一句,如果我有一笔钱,投资而不能获得平均利润,或使大家----相关投资者----都因此而减少了利润,我算不算过剩之列?这些投资者在总量上算不算过剩了?
当市场上有十个工人时,每人月收入为比如100元,而当有十二个工人时,每人收入仅达到比如80元,与上述有区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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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想一想究竟什么是价值的尺度,然后再说价值从而"剩余价值"的问题.
大开眼界!
顺便问一句,如果我有一笔钱,投资而不能获得平均利润,或使大家----相关投资者----都因此而减少了利润,我算不算过剩之列?这些投资者在总量上算不算过剩了?
当市场上有十个工人时,每人月收入为比如100元,而当有十二个工人时,每人收入仅达到比如80元,与上述有区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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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想一想究竟什么是价值的尺度,然后再说价值从而"剩余价值"的问题.
资本家那个,偶不说啥,因为偶不知道“资本过剩”这说法呵呵。
工人那块呢,我觉得也不敢乱说,因为我看马克思主义是看他的基本概念,思考他的潜在前提,对于剩余价值的开始、运行和结束,我都不是很清楚。所以不敢乱说。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还是要强调的。那就是人权问题。马克思那里劳动者是平等。如果增加工人,平均产量降低,这个很可能是资本投入少或者说资源约束导致的。
在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和资源是人民共有的。他们的有限性导致的消费约束,也应该由全体人民共同承担。当然,这个好像没有具体的描述。不妨把这个题目留给一个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在上述人权前提下,如何解决就是技术问题了。
解决这个技术问题,我觉得取决于社会需求或者说价值观念。如果一个社会的老百姓对工作看得很重要,觉得工作是一个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力,那我觉得,领导者宁可降低总量也要让所有人民享有工作权力的。
如果社会中的老百姓对消费更为偏重,认为工作是痛苦的,消费是快乐的。那领导者就应该是以总产出为出发点,首先优化产出,其次再进行二次再分配。
在第二种情况下,就存在一个怎么分配问题了。如果依然以按劳分配。那首先为了保证生产,一定要“人尽其才”。其次如果工人是无差别的,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轮流上岗”。这样就能保证一种平等和正义了呵呵。
当然,这些跟老黄的剥削实质问题有点远了。我也是在假设人权前提下的一种优化想像。如果人权前提没有了,下面的就不成立了。同样,即便是人权前提成立,由于是效用优化,肯定有很多途径,我设想的优化方案并不是惟一的。
想一想马克思为什么会向往要建立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的手段还是目的?这个问题不想清楚,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想一想马克思为什么会向往要建立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的手段还是目的?这个问题不想清楚,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这是个微观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基本就是在论述这个微观的或者说是人文基础。
但是这里就存在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马克思假设了人的生命状态是有一个“异化过程”和一个“回归状态”的。因此他的共产主义理论就是以人的回归状态为目标的。
简言之,马克思为人的生命“预设”了一个“终极状态”。这个状态不是佛教下的明心见性,因为明心见性是靠人的自我修行,脱离了外部工业环境就能够达到的。马克思的终极状态的达到更多的是靠外部生产力和制度的变迁。
称之为“预设”,那因为这个状态是马克思自己能预测或观察到的或许包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也能观察或体验的到。但是对于更多的人,是处在一种“异化状态”下的。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接受着外部的异化,直到他们死的那一天,面对的依然是一个异化的环境。
国外社会人文的基础是“自由”,强调的生者的权力:不管这个生者是被异化的,还是回归后的。只要是生者都应该享有自己的政治权力。
但是被异化者,是不接受马克思所预设的那种状态的,不会同意让社会公共权力去干预人的生产状态或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的阶级论下,人文异化者是资本家,工人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异化了,但是他们是被压迫阶级,他们有反抗压迫的动力,有向人的回归状态改变的愿望。解决这个意识形态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
当然,如果有完善的民主制度,而且,被压迫者能够占大多数的话,民主运动也能达到目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既没有人支持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也不会有人会认为干扰个人的意识形态是政府的“合法行为”。
所以说,很多问题一旦放到历史状态下,特别是超越生命的历史中去观察的时候,就会存在很多“悖论”。马克思认为自己是聪明者,他把人文的微观问题转变成了阶级问题,试图用超越生命的宏观命题去取代生命存在的为观念问题---可惜的是,至少按他为自己假设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种种逻辑推理,都跟现有的社会人文和经济条件有相当的距离。也就是说他在用宏观命题取代微观命题的过程进行的逻辑推理或假设的外部条件是有问题的。
这里有一个很令不奇怪的问题,即,似乎是被异化者倒是向往自由的,而回归者倒是愿意接受公共权利的约束了.人类的追求难道是这样的吗?这是谁的追求?
这里有一个很令不奇怪的问题,即,似乎是被异化者倒是向往自由的,而回归者倒是愿意接受公共权利的约束了.人类的追求难道是这样的吗?这是谁的追求?
1,这里的自由不是向往不向往的问题--而是一种终极假设!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就是在这个假设条件下建立的。如果是原始社会,那是绝对自由的。但在现代文明下,自由只能作为一种伦理假设了,而不能作为向往的目标了。因为现在社会条件下不存在绝对自由的条件了。更多的是一种在自由假设下的社会契约关系。
2,如果不推翻现有的制度,就无法回到一种原始的状态。而现代社会是不允许没有制度,没有秩序的。所以,无论是绝对自由还是生命状态的预设--都是一种假设,不是一种“向往”。自由,是静态的、已经达到的终极,社会制度是在这个终极至上建立的。不过现在人接受的只能是一套建立好的制度和假设的终极。“生命的回归”,是一个历史命题,但却又是超生命的,去“向往”它也是没有意义的。也只能变成一种假设去建立相应的制度。
3,我说的现代人更多的是认同自由假设而不是回归假设,那是因为现代人对过去几十年的工业发展非常自豪,因此也认为过去几十年里的人文制度是优越的,相对于美国来说,它的国民的自由主义则是建国起的历史就建立的。
因此,我不能说异化是推崇自由主义的原因,而只能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现在的社会是异化的,而异化中的大多数国民已经不再去追求那种公共权力干预下的或者说是超生命的社会回归状态了。至于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没有能力解释,在论述马克思共产主义目标时也是个次要问题。
4,我只能说马克思假设了人有回归状态,社会有有回归状态,但是对于现在人来说,去向往这个状态的动机是很难解释的。因为这种状态是超生命的。佛教理论中,都很少有人敢把成佛作为此生的修行目标。对于很多修行者来说,用几世的修行去成佛就是非常不错的了。但佛教修行者有这种想法的前提是他们信仰生命轮回。但马克思理论里面没有生死轮回,也就很难用把超越此生的目标放在几个轮回里去达到了。
5,说到公共干预对生命回归的意义,可以看看寺院里的修行者们过的生活状态,以海城大悲寺为例,他们每天睡四个小时,吃一顿饭,不摸金钱。生活极有规律--更重要的是他们“依教奉行”,一切都听师傅的,不去争辩师傅说的“有理”还是“无理”。所以那里有一句话“听话、干活”。我想,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在当今世人眼里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呵呵。
呵呵,马克思那个,主要是根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十年前我就是看了这本书,接受了异化和回归的概念之后才喜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跟这个坛子上的绝大部分人不同的是,我就是从个人的生命状态为基础思考马克思的,也是以个人的生命状态为目的来对待马克思的。所以,我看马克思,就是希望把马克思把在当时条件下演绎的宏观命题还原成微观命题,然后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演宏观历史命题。
我知道很多话我说的不清楚,因为我自己本人就很糊涂呵呵。不过我觉得大意还是没错的,具体当时是去马克思的手稿最好呵呵。
佛学那个,我当然更不敢乱说了,所以都是根据一些知名的修行者或者无明的修行者的个人体验而言的,至于佛经的论据,我反而不想引用了,因为宗教,特别是佛教跟其它理论及宗教区别挺大的。你说的空不空的,那时佛教汉化之后中国禅宗的一些说法,而且禅宗并不违背因果论的。跟因果论相悖的禅宗基本都是假佛教呵呵。现在真正修行者感纯修行禅宗的很少了。那个对智慧要求非常高。所以就是空还是非空,是靠语言难辨的,也是庸人无法窥知的。还是不如老实点尊重一下佛教的基本原理比较好。
我引用佛教的目的不是想去分辨佛教的终极状态和马克思回归状态的比较。而是想对比两个理论如何面对超生命命题的。佛教用因果论完全宿命化了,就是用因果关系把生命无终点的演绎下去,直到成佛为止。
而马克思,则用宏观命题取代了微观命题,用首先用私有制取代了异化问题,其次用再用工人和资本家这样两种生命状态群体性差异取代了个人的生命状态的差别,最后再用解决解决解决问题取代微观命题的解决。
佛教那个如果加入了禅宗,那家就别提了。不过马克思这个思路,在《1844手稿》里是非常明确的,在随后的几个批判手稿中也作了演绎。我最推崇的还是1844年手稿呵呵。
而且,我也只能说马克思提出了微观命题,以及转化成宏观命题这样一个逻辑过程。
至于他命题里面的“自由”“异化”“回归”什么的,我的确是不懂,所以也不愿意去直接面对这些命题本身的内容。
沿着马克思自己认识过程来看马克思,我觉得是后人理解马克思的一种方式。一方面可以独立看他每一部分的命题内容,另外也可以看他在生命各部分提出的命题之间的关系--他命题本身和基本概念,我很难去理解,但是他转化这些命题的历史条件却是容易观察的。这样一方面可以从简单的地方入手,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这些历史条件的放松,把马克思那些宏观和微观命题保留下来。我觉得,问题本身比答案更重要。马克思面理论面临的最大困难除了他理论本身的适应性外,他提出的很多问题也在被后人否定和遗忘了,这是很可悲的。
我作为一个愚人,不能去继续解答那些命题,能尽我所能,把那些命题保留下来,对我来说就是很知足的--这不是为了什么很崇高的目标,仅仅是因为马克思的很多微观命题在思考生命终极时的确充满了智慧!
5,说到公共干预对生命回归的意义,可以看看寺院里的修行者们过的生活状态,以海城大悲寺为例,他们每天睡四个小时,吃一顿饭,不摸金钱。生活极有规律--更重要的是他们“依教奉行”,一切都听师傅的,不去争辩师傅说的“有理”还是“无理”。所以那里有一句话“听话、干活”。我想,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在当今世人眼里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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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何以和美国客观主义如此相似.
你举的苦行僧的列子连释迦牟尼都在苦行实践后否定了,对于佛教,不苦不乐就是佛的境界,什么法力无边,什么六道轮回啊,都是方便法门,为了传教需要而已.佛家认为天堂似地狱,入天堂未出三界,未真正脱离苦海.庄子也主张不苦不乐.其他宗教都以天堂为最高,而佛教破之.佛家认为心入空门即为佛.其他都是作如是观而已.因为语言的局限性.
你用这样的列子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是很荒唐的.说马克思主义要个人让位于公共权力是毫无根据的.
呵呵,这个,这个,就不说了。我接触佛学比较晚,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接触的时间越长困惑反而越多。我不知道佛是什么,也没资格去辩证什么样的修行是对还是错。我引述了一个例子,就是想从一种客观的角度去论证下外部干预和人的主观意识之间的关系。如果你不认可那就算了呵呵。
我并不是想说马克思要个人让位于公共权力--只是说,如果以预设的生命状态为目标,那就必须有一个外部干预的过程。只不过是干预程度的不同而已。就好像“义务教育”一样,义务教育既是权力也是责任。也就是说国家在小孩出生起,就为他们预设了一个“责任”。义务教育是从社会功利角度看可以举出无限的理由来说明它的“合理性”,但义务教育依然是干预。其中的思想品德,道德伦理教育则更是一种直接的干预了。
宗教的外部干预是最强的,即便是不举苦行的例子,只要涉及到信仰,预设一个人之外的完美人格的存在,就是一种外部干预。中国的马克思教育是贯穿始终的,这种干预是非常强烈的。我的一个朋友跑到荷兰读书,老师问他们在学校里学过什么哲学,西方人回答的五花八门,我朋友则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她的哲学老师给笑坏了。
记得美国也也要求小孩必须接受教育,但不同的是他们的小孩可以在家里接受教育,不是必须要去学校。特别是宗教信仰家庭,让小孩从小在家里接受宗教信仰教育是一个家庭起码的权力。而中国则不行了,记得以前都规定过国内的宗教界不许向14岁以下的小孩传教。现在这个规定有没有就不知道了。
上面的都是一种干预,但是干预的目的有所不同,中国政府的干预是最实际的:就是让小孩从小就学会顺从社会,巩固政权。
美国的干预当然也有很多理由或原因,但其中在意识形态上,干预的目的就是让小孩认同他们国家制度建立的假设前提。
我在上面引入宗教干预的例子,不是去想争辩什么佛教或该如何修行。而是宗教的干预直接是对生命的。其中基督教是以创世论为中心的,它对生命的状态是创世论中的一部分,不是非常直接。而佛教则直接就是围绕着生命本身展开自己的逻辑。非常直接的就是针对生命。
一个在马克思逻辑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不对个人进行干预呢?我想是肯定要干预的。但干预的形式和程度是怎样的?就很难回答了。如果不干预,那就等于彻底放弃了马克思的人文关怀,放弃了他预设的那种生命状态的追求。但是如果干预,那有一个最起码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必须要让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人都必须相信人有一个“回归状态”呢?让这些人相信的依据是什么,起点又在哪里?干预是否符合“民主”?
所以,如果直接面对这个微观的生命命题,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而且涉及到太多的人权和伦理问题。
这个命题马克思的确是提到了!他在手稿中就是用阶级问题绕开了人权和伦理障碍。用一种演绎的方法,使他的论证看起来非常“科学”。当然,马克思并没有说每个人必须要崇拜科学,必须要崇拜他的这个逻辑分析过程。因为他把他的微观命题跟人的物质需求放到了一起,通过人的物质需求主线演绎了一个不需要别人盲目信仰就可以独立存在的“规律”(这也是他定义下的科学的含义)。
这个规律就是:只要生产力发展了,人自然会发展--这样完全可以抛开对微观个体的直接干预。
所以,到马克思晚年分析问题的时候他把注意力都放在了经济和政权问题上。用了大量的逻辑去演绎了生产力和阶级关系的问题。
马克思的后继者中,邓无疑是马克思这个逻辑最大宣扬者。反复强调了生产力在社会和个人的发展中所处的“中心位置”。如果马克思的微观命题还存在的话,那仅仅是变成了“有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三个有利于之一)。连李肇星都用“挨饿问题,取代了人权问题”。
所以现在政府宣扬的价值观念就是以“经济”和“政权”为中心。是马克思晚年生产力和阶级问题的一种演化。至于“以人为本”仅仅是在物质和感官层面上的,至于形而上的“终极权力”或历史条件下的“生命回归”问题,都不去面对的。也就是依然马克思晚年侧重的宏观命题为中心来领导社会方向和建立社会制度。至于当年马克思所思考的微观命题则是忽略不及的。
上面的分析,依然是以马克思本人和后继者所关注的命题为主线的。就是说我是想抛开独立命题内容的合理性,而单独看这个理论思考者和实践者对不同命题的态度,如何影响他们的思维和实践的。
换句话说,我认为影响思考者和实践者认识的---除了他们所坚持的命题内容之外,不同命题之间的关系同样也发挥着作用。
考察马克思的理论,一方面可以对他独立的命题的合理性进行分析,也可以对他不同命题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而且这两个方面都影响者后继者领导下的社会实践。
我为什么推崇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呢,就是因为他早年的这篇文章是他整个理论的框架。他就是在这个大的框架下进行了有所侧重的思考。晚年的资本论和很多时政分析,都可以说是他这个大提纲下的部分内容。
如果把马克思的历史观看做一本书,我觉得1844年手稿就象是目录或者前言。系统而完整的告诉了我们他思维的起点、过程和终点。交待了他以后各种论证的前提条件和目的。
这个手稿既是马克思建立自己历史观的标志,也是他基础概念的起点。所以,至少从这个手稿之后,马克思对价值、使用价值、财富、阶级、剥削、劳动、异化回归等基本概念就从没有混乱过。我看到他随后不同时代的几本书中关于这些基本概念表述都出奇的一致!
这种概念的一致性,就意味着马克思在这篇手稿之后,就没有对他的思维结构进行过“重构”。一致都是在这个手稿的框架下进行分析的。差别仅仅是侧重点不同。
当然,我侧重的是他的历史观,特别是在生命状态的进化过程。因为我觉得他尽管是在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演绎历史进化问题,但这个宏观规律的始终是以生命状态进化这个微观命题为基础和最终目的的。
所以我也是在这个包含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命题的历史观前提下去看他的经济理论的。
而不是从某个阶段的生产力的角度下去看他的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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