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之所以在最近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被提至新的高度，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内因在于中国对外利益交换诉求的进化，导致“二次改革”大背景下需要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来提高经济开放程度，打开新的对外利益交换空间和模式；外因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压力与可能空间，而内因则是改革派倒逼下政策当局利益和风险权衡后的结果。这里我们主要探讨外因。

　　美国布局：美元霸权驱动的三元世界

　　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目标是打破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理解这套体系的演变和中国的位置就十分重要。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化模式最早起源于二战以后形成的两极政治格局和经济制度安排。战争结束后，和平的诉求与超极大国核均衡下，需要一套重新分配世界资源的权利体系，以实现和平利用世界资源和人道发展，避免在生存空间上的暴力争夺。美国和苏联在雅尔塔会议的参与国家中，当之无愧地以占领者的身份，具有绝对话语权。由于意识形态上的格格不入，世界也就分裂为两大阵营。如果说美国通过两次世界战争完成原始积累的话，那么二战后美国最大的收获在于依赖这些积累，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美元的世界通货地位，这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起源，也是全球危机的根源之一。

　　美国主导和美元驱动的全球化分工体系打造了自循环的食物链，各经济体要么作为消费者，如美国；要么作为生产者，如中国、日本和德国；要么作为资源提供者，如中东和拉美；都在体系内逐步定位并生存发展。国际贸易的发展和技术的外溢导致全球生产可能性边界快速扩张，一开始大家都是赢家；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发展最终拖垮了苏联，这座大厦的轰然倒塌让美国能够更肆无忌惮地以自己的利益导向和价值观改造世界。

　　在生产国、资源国和消费国构建的全球化三元体制下，美国是最初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信用货币体系下，美国成为了全球货币政策的实际制定者。IMF，世界银行和WTO（前身是关贸总协定）成为了维护美国在全球化霸权中的三驾马车。货币不再中性，美国不再收缩，美元霸权的全新模式开始驱动全球经济，整个世界都开始为绿纸片疯狂。美国的货币，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日本和西欧的技术，中东和俄罗斯的石油，全球的市场；各主体入局的时间虽然各不相同，但美国在这套模式中通过铸币权和技术开放的优势，始终居于食物链的顶端，并引领了“盎格鲁—萨克逊”经济体们的狂欢。

　　但是，在美国霸权进化的时期，世界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它拉入了全球化分工体系，这也培养了他的竞争者：欧洲（1960－1990），日本（1965－1985）和中国（1985－2012）。在生产国发展的巅峰期，1973年的西德，1986年的日本和2008年的中国，其经常账户盈余占全球的比率都超过20%，而他们当时的主要贸易盈余来源方都是美国。即使在现在，他们仍然是全球贸易顺差的主要制造者。在这个顺差接力棒不断传递的第三次失衡中，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矛盾在2008年的全球危机中集中爆发出来，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入局后，美国的麻烦真正开始了。

    中国入局：亚洲升腾的挑战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资本主义世界来说是一个意外事件。开放之初，欧美充满了狐疑，其他亚洲经济体则措手不及。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东西国际分工仍然是传统二元经济的国际化，亚洲的新兴经济体相当于劳动力无限供应的传统部门，在中低端产品市场进行激烈竞争，中国入局后，这种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与已经有一些技术和资本积累的亚洲四小龙不同，中国与东南亚其他同样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出口产品的相互替代性很高。在这个区间内，亚洲经济体们面对的是一条价格弹性很低的需求曲线，而拥有丰富生产要素的中国入局后，几乎将新兴亚洲的出口供给拉伸为一条弹性无限的直线。这种教科书式的市场结构将出口依赖的亚洲经济体们逼入了“囚徒困境”：谁贬值谁就能扩大市场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