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原始积累的中国引领了东亚的再次升腾，这与资源国在外汇储备方面的贡献一起，激化了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受过危机教训的新兴经济体们出现了以自我保险形式来抵御成本高昂的国际收支危机的倾向，这导致了他们对储备货币需求的增加，这恰恰迎合了中心国家们扩张消费与获取资源的欲望。2012年，亚洲和资源输出国最终持有了全球78%的官方储备资产，这些资金回流到核心国家，主要用于购买欧美的金融资产。生产国和资源国在全球经济的食物链中为消费国的贪婪融资，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也陷入了悖论之中：储备资产的增长需要美国的外部赤字，而这些资金的回流则需要美国的财政赤字，这决定了美国收支的双赤字常态。

　　2007年前后，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加剧导致的流动性失控在金融创新的放大下最终崩溃，成为了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以格林斯潘的加息为导火索，以雷曼兄弟倒闭为标志，中心国家积累的流动性倒金字塔崩溃后，实体经济被反噬，危机迅速传染开来。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矛盾被残酷地暴露出来后，其改革不可逆转——欧元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潭，美国将长期处于去杠杆过程中，而日本仍将处于高收入陷阱中——中心货币国家经济的疲弱为人民币上位提供了难得的空间和契机。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外围国家要进入中心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情，国际货币的改革与重构，既是全球货币版图的重构与货币权利的重新分配过程，也是对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过程，对于如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利益相关的各主体自然有不同的主张。但是，国际货币的既得利益ZF是否乐意推动其改革是主观意愿的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需要改革以及该如何改革却是全球经济、政治、科技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亚洲国家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高占比深刻地反映了其在国际经济与货币事务中的从属地位，也反映了僵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经济格局变动的不对称性：全球制造业体系越来越依赖于亚洲，但亚洲国家在国际货币事务中却越来越依赖发达国家。亚洲的代表性国际货币日元不仅受过严重的伤害，在国际货币体系内更无法代表亚洲的地位，甚至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起过推波助澜的催化剂作用。

　　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能为日益多极化的全球经济秩序提供更为平衡的搭档。国际货币权利重新分配的依据应该是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格局的变化，这是顺应全球经济多元化的必然选择，是提高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和摆脱单一货币强权控制的内在要求，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客观需求，也是中国面对次贷危机以来国际货币体系高烈度竞争和压力的正面回应。

　　美元是典型的消费国货币，而欧元区的危机也暴露出其内部生产与消费失衡的矛盾，我们认为，人民币以生产型国家的代表性货币上位是国际货币体系未来走向稳定、均衡和公正的唯一解。既然美元本位下生产国埋单不可避免，那么中国将注重在这之中的利益交换。中国既然不具备掀翻国际货币体系这张桌子的能力，那么在这张桌子旁边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无疑是最优选择。中国必须抓住这个窗口期机会，努力争取输出货币，并使得人民币最终成为储备货币的一元，这不仅可以压制滥发的美元，还有利于中国获取国际资源的定价权和铸币税。

仅代表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