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到1994年汇率并轨期间，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是很低的，决定人民币汇率的是出口创汇导向下的换汇成本。而换汇成本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双向刺激导致了人民币兑美元的长期贬值走势。亚洲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陷入了两难的选择，要么保持钉住汇率，忍受竞争力下降的痛苦，要么紧跟中国对美元贬值，忍受福利损失。这段时期以“竞争性贬值”为特征的亚洲出口锦标赛是以新兴亚洲的福利损失和对发达国家产业替代加快为结果的。这个阶段实际上是新兴的亚洲经济体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第一次角力，最后，毫无悬念地，以1994年初人民币汇率并轨为标志，中国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其后，庞大的劳动力供给，金融抑制压低的实际利率，再加上ZF直接掌控的资源价格，以低要素成本为核心竞争力的中国制造迅速崛起。而其他东南亚经济体的选择则比较糟糕，他们过于自信地较早开放了资本账户，让大量短期资金进入房地产领域，并将汇率固定在难以维持的高估状态。在随后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这些经济体在国际资本的游击下一个个被收割。而中国则以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为这个生产型国家群挺过了一枪，并在之后逐渐成为亚洲工厂的火车头，人民币也成为了这些国家货币汇率的“名义锚”。

　　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十多年中，东亚各经济体通过产业分工和阶梯式的产业升级，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亚洲工厂，并为欧美提供了大量的产品。2001年加入WTO后，贸易壁垒打破，中国大陆逐渐成为亚洲工厂的核心，与其他经济体贸易交集更是显著提高。亚洲的区域内和区域外贸易都开始繁荣起来，整个亚洲经济从危机前的无序竞争阶段，转入了一个各攻所长的稳定发展时期。亚洲工厂开始在稳中有降的贸易条件下缓慢地修复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并为后来较好地抵御全球危机打下了基础。而中国在危机后则坚定地开始了外贸升级战略，其贸易条件走势也开始脱离亚洲整体，并在近几年出现了明显的改善趋势。

　　总的来看，全球经济的结构变化其实就是美国从生产向服务不断升级的过程，亚洲贸易的演进是这个过程的缩影：跨国企业主导的生产随着成本控制的需要不断向日本、东南亚和中国转移。具有庞大劳动力和资源的中国强行插入国际分工体系后，打乱了整个东亚的经济甚至是政治秩序。而中国对国际原始资本的渴求导致了奇特的积累方式，这种方式以中国独一无二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为支撑，在中低端产品市场上击败了亚洲的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逼迫其改变竞争战略和发展路径，从而根本上重构了亚洲的竞争格局。从竞争、危机到合作，中国以自己的实力、谋略和牺牲重铸了东亚生产型国家群的新秩序，并为人民币未来的周边化与亚洲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人民币上位的契机

内外均衡冲突时，大部分经济体的选择都是优先实现内部均衡而放弃外部均衡，这导致了国际失衡的积累，并使得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脆弱。无论是生产国为了本国经济增长控制汇率而导致国际贸易长期失衡，还是危机后中心国家失律的货币宽松导致的流动性泛滥，本位主义下谁都不能责备谁。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下，核心货币发行国为满足外围国家对储备资产不断增长的需求而背负着财政赤字和外部赤字，并且没有一种现成的机制来强迫盈余方或储备发行国进行调整；危机后中心国家饮鸠止渴般此起彼伏的量化宽松措施，则通过外化复苏成本的方式，加剧了对外围经济体的冲击。凡此种种，都表现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均衡、不稳定和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