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引进了市场机制，而且也引进了描述市场机制的西方新古典经济理论。对于深受前苏联意识形态影响的中国经济学界来说，这无疑是一场重大的思想革命。中国人长期以来所习惯的集体主义思维方式，受到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猛烈冲击。压抑、扭曲的人性得以解放，迸发出极大的活力。但另一方面，极端功利、道德虚无、信仰缺失就像一个从潘多拉盒子中释放出来的邪恶的魔鬼，开始吞噬人们的灵魂。
但是，看上去就像一个“悖论”，当我们把新古典主义捧为至宝之时，西方经济学家却开始大规模地反思这一理论。当代新兴的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计算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对人类具有利他主义倾向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的实证研究，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性自私假设最有力的批判。但这种批判不是一种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简单的否定，而是一种黑格尔与马克思意义上的“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并不意味着集体主义方法论的回归，而是一种在个人心智中融入了人的社会性和道德情感的更为深刻和全面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毋庸置疑，这种本质性和颠覆性的创新将推动经济学理论发生重大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对于解决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10年以前，在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ICSS）成立第一天起，我们就把跟踪、介绍和研究这一经济学的创新思潮作为中心的首要任务。10年间，我们率先在国内开展了行为实验、神经科学和计算机仿真在经济学中的跨学科研究。本书的出版，也是对中心10年来研究成果的一个初步总结。非常幸运的是，在学术研究急功近利的今天，浙江大学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如此非功利的学术平台，这是与分管人文社会科学的罗卫东副校长和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和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给予的支持分不开的。另外，此书的出版也了却了我个人一个30年的心结。
30年前，作为一名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我第一次系统地学习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虽然被“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简洁、优美的逻辑形式所深深吸引，但对其真实性、尤其是对人性自私的信条一直抱有极大的怀疑。恰在这时，我读到了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一书。当时，它带给我心灵上的冲击、痛楚与绝望，至今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难以释怀。因为这一次，关于人性自私的信条，是从一位科学家口中用“科学”的语言讲出来的。由此我意识到，如果要批判和改造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假设，首先就要批判和改造主流生物学的逻辑假设。但是，主流生物学逻辑体系的严密性和“科学性”，无论在形式还是内涵上都要远远超过经济学，我是否能够承担起这样一个看上去似乎难以完成的“重任”呢？但我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告诉我，我必须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哪怕它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否则，我的灵魂将永远生活在道金斯留下的阴影里而永世不得安宁。于是，从那一刻起，我终身的“学术目标”和“学术诉求”事实上就已经无可挽回地被决定了。
时至今日，我仍然要深深地感谢哈佛大学著名生物学家、社会生物学的创始人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在我最彷徨、最痛苦的时候，是他的两部重要著作《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与《论人性》（On Human Nature）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力量，使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起码还有一位严肃的科学家和生物学家在和我思考同样的问题。我曾经告诉过我所有的研究生们，虽然我是一个经济学者，但爱德华·威尔逊才是我的精神教父。从那时开始，我关注威尔逊所做的每一项研究以及他所发表的每一篇文章；并深为他在主流生物学界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愤懑，同时也更加喜欢与钦佩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丝毫不为世俗功利所撼动的“贵族”精神，以及那种敢为真理献身的英雄气概。[1] 不过，也是威尔逊的“学术遭遇”提醒和启发了我，或许我应该走出一条与“群体选择”不同的道路（虽然这并不表明我不同意群体选择思想），哪怕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论辩的“策略”；而这正是中国式的智慧，如韩非子所言，“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如何？”（语出《韩非子·难一》）。具体到这一研究领域内，这种方法就是运用威尔逊的对手们“攻击”群体选择理论的逻辑方法——即在“个体选择”的理论框架下，解释利他主义行为（包括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的演化问题。我认为，这才是对“道金斯主义”和“道金斯信条”最致命的武器。[2]
我始终觉得我在学术追求的道路上是非常“幸运”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所关注的问题逐步成了国际学术前沿共同关注的“热门”问题，不但在生物学领域、心理学领域、而且还在经济学领域、甚至神经科学领域，这一有关“人性”的思考和争论都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与关注。随着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计算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等一批新兴经济学科的崛起与发展，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评。一些既具有主流经济学理论修养、又具有主流生物学理论修养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如桑塔费学派著名的“三剑客”——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和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等人，他们都同时在经济学与生物学两条战线上对“经济人”的自利假设发出了“宣战”。而他们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比如鲍尔斯和金迪斯对史前人类合作行为演化过程的计算机仿真研究、[3] 鲍尔斯对人类狩猎-采集社会基因组数据统计差异所做的计量分析、[4] 费尔等人通过行为实验对利他惩罚行为促进合作秩序的研究、[5] 以及费尔等人通过脑科学和脑成像技术对利他惩罚神经基础的研究等等，[6] 都给我以及我所在的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ICSS）的研究团队带来极大的启迪。
2003年开始，中心就组织研究生们集中翻译了金迪斯和鲍尔斯的两本论文集，[7] 并于2005年5月邀请他们出席在浙江大学召开的首发仪式，[8] 从而率先在国内向经济学界的同行们介绍桑塔费经济学家的研究和思想，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但其中最为宝贵的则是，在这一过程中，ICSS培养了一批既经过主流经济理论严格训练，又具有批判精神和跨学科视野的研究生们。本书的另外两名作者陈叶烽与贾拥民，就是其中涌现出来的佼佼者。
有人曾经问我，化30年的时间思考一个问题是否值得？我回答，正因为一个问题需要我用30年的时间来思考，它才是值得的！现在，当这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终于可以让自己面对道金斯及其《自私的基因》了，30年前的绝望终于得以排解；对我个人而言，这也许算得上是某种“了结”。但是，对于新兴经济学方兴未艾的发展、对于我们的跨学科事业来说，这不但不是结束，而恰恰意味着另一个新的开端。因为，本书最后的计算机仿真研究虽然在“个体选择”的基础上对人类具有利他主义倾向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作出一个演化论的解释，但这种解释目前还只是一个粗略的逻辑支点，借助它来构建一个完整的逻辑大厦，还需要经历大量艰苦卓绝的努力。需要有更多的人了解它、理解它，接受它，并为之增添新的支架，尤其是熟悉这一理论的新一代人的成长。
我已经为之等待过30年，如果需要，我还可以再为之等待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