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F跟市场应该是什么关系？是互补的还是替代的，或者是其他的关系？怎么理解市场？是机制还是制度安排？科斯是怎么看待市场的？如果从治理的角度，会不会得出什么不同的结论？这些问题都是本文试图探讨的。


我首先想区分比较制度的方法和治理的方法，看看这两种方法有什么不同。其次，考察市场治理和组织治理的关系，就是说，假如把市场也看作治理的话，那么它和组织治理有什么关系。最后，聚焦到ZF和市场的关系上来。

一、“比较制度分析”方法与“治理”方法的区别

它们的第一个区别是静态VS动态。第二个区别是理性人VS行动人。第三个区别是选择VS演化。第四个区别，是关于怎么判断制度优劣的。第五个区别是实用的VS原则的

治理问题其实是一个关于制度的问题，有更好的制度才有更好的治理，但是，在方法论上它跟比较制度的方法是有不同的。科斯是用比较制度的方法，而治理的方法代表人物有哈耶克、布坎南和奥斯特罗姆等等。

它们的第一个区别是静态VS动态。比较制度的方法是分析已经形成制度的原因，对已经形成的制度，分析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制度，比较典型的是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在治理的方法当中，制度是一个自发变化的过程，不可能事先预测。

第二个区别是理性人VS行动人。比较制度方法的假设是理性人，治理方法是行动人。在比较制度方法中个体是制度的接受者，在治理方法当中个体是制度的创造者，他会学习并不断改变这个制度，他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制度的理性人。

第三个区别是选择VS演化。在比较制度方法中，经济学的任务就是选择交易费用更低的制度，经济学家是制度的制定者或确定者，制度在这里是很明晰的，是很理想的。经济学家知道什么制度交易费用更低，更加适合于当下的现实，或者说，这是一种理想类型的方法。

在治理方法中，制度是个体行动产物，制度会随着个体知识积累改变。在治理方法当中，制度的特征是完全不同的，制度不再是明确的概念，而具有主观性、模糊性、零碎性和难以定义性。

第四个区别，是关于怎么判断制度优劣的。很显然，根据比较制度方法，交易成本低的就是好的，可以用交易成本高低判断制度好坏，制度的功能也主要是降低交易费用，寻找一种交易费用更低的制度安排。

那么，根据治理方法，怎么才能说明制度是好是坏的呢？答案是“更好的协调的实现”，或者更好地促进发挥企业家才能，“创造”和“协调”是同一个含义，因为创造就是协调，协调就是实现更好的创造。

第五个区别是实用的VS原则的。比较制度方法是实用主义的、经验的，科斯的方法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的。治理方法是强调原则的，原则有哪些呢？有演化形成的法则、道德伦理、一致同意等等。我觉得科斯是缺少这个维度，缺少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正当的，这个视角他是没有的。

这个区别有个推论，根据治理方法，交易费用的问题，关键的不在于有没有交易，或者有没有费用，或者费用是高还是低，交易是多还是少，而是交易或费用背后的制度是不是具有正当性。

二、市场治理与组织治理的关系

关键问题就是怎么样的治理才能使市场更好，而不是怎么样的价格才能使市场均衡，或市场出清，也就是使市场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服务，更少的冲突

治理为我们理解市场与组织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从治理的视角，至少可以提出三点，第一是市场并不是不要治理，没有治理的市场是不可想象的。第二，市场可以视为一种治理，市场是一连串的制度，是一连串的组织构成的治理结构，市场不是由供求、价格或竞争等机制构成的。第三，怎么治理才能使市场更好？关键问题就是怎么样的治理才能使市场更好，而不是怎么样的价格才能使市场均衡，或市场出清，而是怎么样的治理才能使市场更好，也就是使市场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服务，更少的冲突，市场的核心问题应该是这个方面。

既然我们说市场是一连串的组织，这意味着组织治理好了市场才能治理好，那么组织怎么才能治理好？我认为有两点，首先这个组织要有自主决定权，这个组织要有独立性，有分散性，可以自己决定，自己安排，而不是听从于上级，就像中国高校治理不好，为什么？因为没有独立性，都是听教育部的，怎么可能有好的治理。

第二，要有外部信号告诉组织往哪个方向治理才是好的，比如价格信号的指引，这个信号对企业是很重要的，对非企业的组织也很重要，像NGO也需要这种信号指引。

所以，具有自主决定权的组织才会产生对其他组织有价值的信号，比如可供模仿的制度创新，如前所述，有自主决定权的组织才会产生对其他组织有价值的信号，如果这个组织本身没有决定权，就产生不了什么有价值的信号，当然，这要求“分散性”，即一个市场中要有不同的组织，如全盘的计划经济，相当于只有一个组织，就不会产生什么有价值的信号。

在每个组织都有独立自主权的情况下，每个组织都会有激励对别的组织的变化做出反应，市场治理的关键，就是保证这种自发性的信号能够产生出来，并得到传递。换句话说，当每个自发组织都能够独立地产生这种信号，而且这个信号能够传递出去时，市场就会得到好的治理。如茅于轼先生所讲，市场信号的产生、发现及传递都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即交易成本。

这里面有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就是组织治理跟市场治理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组织与市场并非对立，即不是科斯所说的那样，一个是命令机制，另一个是价格机制，另外，也不像张五常所说的那样，组织与市场都是和约关系，相反，根据这里的论述，它们都属于治理问题，这样认识也许更加恰当。

第二个推论，ZF人为规定的价格是不具有协调功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汽油的价格，每升多少钱，这个价格不是组织发现的，不是组织在竞争中形成的，因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价格，因此不具有协调的功能。我们要追求的，不是有没有价格或均衡的市场出清价格，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呢？是每个主体都有可能更好地改善他自己的治理，给它这种自主治理的权利，不要限制它。

三、ZF与市场的关系

ZF与市场不是替代关系，市场不是ZF的对立面，ZF是市场的一部分，“ZF与市场的关系”，应该换成“ZF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组织的关系”，如ZF和企业、NGO的关系

在科斯的理论中，ZF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制度安排，因此和市场中的其他组织是平等的，既然如此，ZF也要服从于“使市场治理更好”的法则，就是说，ZF同样要服从于使市场得到更好治理的那个法则，而不是“ZF如何使市场更好”的问题，这是一个错误的命题，也就是说，ZF如何弥补市场失灵是不成立的问题。ZF提供的任何服务，市场中的各种组织都可以跟它竞争，比如目前由ZF控制的司法、暴力、货币、公共产品，都应该开放，即其他组织也有同样权利跟它竞争，而不是ZF独家垄断。比如秩序，人们一般认为是ZF提供，但哈耶克说自发秩序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这个秩序不是由ZF维护的，秩序是自发产生的，不是依靠ZF维持的。

在方法论上，我们不能用“存在”来证明“合理”。比如出门就是公路，能不能证明公路一定要ZF提供呢？现实中公路大都是ZF提供的，但是，是不是公路一定要ZF提供？这是不成立的。就像我们用的货币都是人民币，是法币，但货币是不是就应该是法币呢？哈耶克说货币要非国家，货币应该私有，既然连货币都可以私有，公路当然也可以私人提供。

所以公共领域和非公共领域的划分是人为的，这个区分不存在，不存在这个界限，整个市场都可以视作公共产品，奥斯特罗姆说整个市场都是公共产品，说这些是公共产品，那些是非公共产品其实是错误的，我们是从整个市场中得益，而不是从某些公共产品中得益，你要把整个市场视作公共产品，而不能划出一块来，说那块是公共产品，另外的不是。因此，重要的问题不是让ZF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而是使市场更有效率，也就是前面说的治理的改善。所以，我们应重新定义公共品的含义，公共品不是ZF提供的产品，恰恰相反，“公共品”是每个个体通过改善治理的行动，在市场中产生的，无论直接提供它的组织是ZF、企业还是组织，当然，这意味着所有的产品都是公共产品，确实，我们认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划分是不恰当的。

回到ZF和市场的边界问题，根据什么确定其边界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没有这样的边界，就好像我们不会说这家企业和那家企业的边界在哪里一样。组织的行动空间是竞争过程决定的，我们不能事先去确定ZF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目标应该放在使竞争过程能够得以出现上。

这也表明，ZF与市场不是替代关系，市场不是ZF的对立面，ZF是市场的一部分，“ZF与市场的关系”，应该换成“ZF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组织的关系”，如ZF和企业、NGO的关系，这个说法更加确切一些。

来源：财经杂志 作者：朱海就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