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研国策系列述评之八
文 / 彭坚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一所所长

□　ZF与市场关系是一种历史的、动态的关系，而不是臆想的、静态的关系。
□　以“华盛顿共识”为绝对标准，机械化的套到国情禀赋不同的国家中，属于发展阶段与政策的严重错配。
□　因地因时的、动态的“有为ZF”和“有效市场”，才能奏响ZF与市场关系的优美和声。

自20世纪初掀起“计划与市场”的著名论战起，ZF与市场关系历来是学界和实践家的热门辩题。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6年夏季峰会上，张维迎教授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林毅夫教授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产业政策的“林张之争”，再次将社会带入ZF与市场关系的思辩热潮中。

01/ZF与市场是一对历史的、动态的关系
在切入正题前，先看一个熟悉的生活例子。一般地，家长监护程度随子女成长状况而动态调整。一方面，家长监护因时而异。对于婴儿，家长全面监护；对于青少年，家长监护高度介入，但子女自主权逐渐增加；在成年期，家长由监护转为引导，子女逐步自律自由发展。另一方面，家长监护因人而异。由于人的成长千差万别，在同一年龄段，有的小孩自理自律能力高，家长在必要监护之余可给予其更多自由度，有的小孩自理不足、毛病不少，家长监护不能丝毫放松，有时甚至要逆向加强。若对婴幼儿放任自流，或对成年子女高度管控，或对其成长过程采取固定监护模式，都会面临子女成长和家庭关系的困境，轻则孩子逆反，家长骂娘，重则家庭动荡，社会遭殃。

ZF与市场关系何尝不是如此。若把ZF比作家长，把市场比作子女，把市场发育比作人的成长，那么ZF与市场关系就是家长与子女监护关系的一一映射。看似深奥的经济学理论一旦与实践相结合，在多数情况下应如常识般通俗易懂，此之谓“大道至简”。如此，我们发现，ZF与市场关系是一种历史的、动态的关系，而非臆想的、静态的关系，不同工业化阶段、不同市场发育程度、不同产业生命周期乃至不同禀赋条件，必然对应着不同的ZF与市场关系，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02/ZF市场关系与发展阶段错配教训深刻
基本规律因显而易见，而常被忽视。作为一对影响发展全局的战略性关系，两者关系处理不慎可能导致巨大的经济政治损失，这方面教训俯拾皆是。

1989年形成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华盛顿共识”，主张减少ZF干预，强调市场绝对主导作用，由世界银行、IMF等多边机构推行全球，并将其作为援助贷款附加条件。“华盛顿共识”向世界宣告，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高级阶段的弱ZF、强市场模式，应作为各国敬奉的圭臬。但是，“华盛顿共识”却忘了告诉世界，欧美国家在工业化早期阶段，ZF干预是家常便饭。大家对今天的硅谷作为全球市场化创新标杆耳熟能详，但对美国国防部、NASA采购，西部开发规划和移民政策在硅谷初期成长中扮演的“男一号”角色了解不多。以“华盛顿共识”为绝对标准和固定公式，意图机械化的套用到国情禀赋迥乎不同的其他国家（特别是工业化初级阶段国家）中，属于发展阶段与政策的严重错配，不可避免地遭到普遍挫折。

作为前发达国家的俄罗斯采取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后，放弃ZF管制，大搞市场自发调节，最终治疗无效，休克不止。韩国依靠发挥ZF主导作用崛起成为战后新兴经济体，但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接受了IMF附加“华盛顿共识”的570亿美元援助贷款，过早实行高度自由化政策，导致八大本土银行均被欧美银行绝对控股，三星电子控股股东更在此次改革后转为花旗银行和摩根斯坦利，终为他人做嫁衣。20世纪90年代初，政治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普遍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由于急于获得西方贷款，纷纷接受“华盛顿共识”结构调整方案，历时20多年均未达到预期发展目的，不少国家经济社会甚至全面衰退，空叹“此恨绵绵无绝期”。西方开出的普世药方，连俄罗斯和韩国两个“成人”都消受不起，更遑论处于“婴幼儿”阶段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了。且如林毅夫教授所讲，理论的适用性只能取决于条件的相似性。

我国一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未照单全收，而是在借鉴基础上创新地将ZF与市场关系，与各个时点的国情紧密结合，形成影响国际的“北京共识”，这已成为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和发展中国家的借鉴蓝本。自党的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ZF作用”，可以看到伴随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深入，ZF与市场关系始终在动态调整与优化，这是我国源于具体实践的重大理论贡献。

03/因时因地的动态处理好ZF与市场关系
毋须讳言，今天我们在不少领域，还存在ZF市场关系与发展阶段错配、机械化简单化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导致ZF既有不作为，也有乱作为，走了一些弯路。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深刻洞见到，中国当前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市场管的过多而ZF管的过少，尤如民生、环境、过度超前消费等领域。加之，我国幅员辽阔，地区、行业发展差异巨大，处于各个工业化阶段的地区将共生，处于产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行业将共存，各地结构调整快慢不一，必然决定了多种模式的ZF与市场关系将在一个相当长期内百花齐放。“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ZF作用”只是国家层面的总体指导，具体实践中还需动态化、多样化、精细化地细分研究，在新形势下探索各具地方特色、行业特色的操作方式，这就是“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写照。现在一个突出倾向是重点解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对结合实际“更好发挥ZF作用”重视不足；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影响犹存，这些因素值得高度关注，以便我们在研究、对待两者关系时秉持更加认真和谨慎的态度。

当前，国内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总体已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但在具体领域ZF、市场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方式都需要全面升级。其中，一些成熟产业领域可由市场发挥决定作用；很多新兴细分领域正在发育成长，不具备国际比较优势，ZF仍不能失位。在国际规则下保护幼稚产业，开展产业体系战略管理，支持创新企业探索无人区，协助企业沿一带一路战略布局，培育兴实体、抑投机氛围，凡此种种，均要考验ZF执政艺术和智慧。在民生、环境、配套等领域，更是需要逆向调整ZF与市场关系，加大ZF作用，履行法定职责，树立先进表率。不容忽视的是，市场本身也需引导升级，由无序、粗放发展转向自律、自觉发展，由唯利益导向，向兼顾社会责任、城市使命和国家战略导向转变。

对于广大中小城市、城镇及地区而言，主要任务是结合工业化初中级阶段需要，酌情利用ZF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角色，挖掘禀赋优势，革除寻租陋习，培育特色产业，创造带动市场，形成工业化快速推进局面。中央ZF则需要在各地的自主探索下，发挥好宏观调控作用，建章立制、扬长避短、统筹协调和战略平衡，奏响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阶段、不同层面的ZF市场关系的优美和声。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因地因时制宜的、动态的“有为ZF”和“有效市场”，少走弯路，支持全国向“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稳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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