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服务供需矛盾带动社会资本办医发展的第二条路径在于：在公立体系的医疗服务供不应求时，社会资本通过提供边际医疗服务获得发展。医疗服务除具备商品属性外，还具有部分公共品属性。基础医疗服务通常被作为公民的一种基本权益来由公立医院负担，且ZF会管制医疗服务的价格，但这种管制不仅刺激医疗服务需求，还起到压制供给的作用，形成供不应求的局面，进而造成等候时间过长、医疗服务态度较差等“看病难”问题。

    随着收入水平和商业医保覆盖率的提高，具备较强支付能力的人群往往会对医疗服务的质量和及时性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产生大量公立医疗体系无法满足的边际医疗需求。在澳大利亚、印度等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低廉的国家，我们都发现，民营医院尤其是营利性医院通过提供高端医疗获得了长足发展。

    图1: 医疗服务价格管制造成“看病难”问题

    澳大利亚的医疗体系是“公立保基础、民营满足多元需求”的典型案例。澳大利亚实行覆盖全体居民的国民医疗照顾制度（Medicare）。所有澳大利亚公民、永久居留者以及一些与澳大利亚签订了医疗互惠协议国家的公民均可享受Medicare提供的福利：包括全免费的公立医院急诊、门诊和住院医疗服务；免费或部分补贴的私人全科和专科医疗服务；补贴的社区私人药品服务；全免费的病理检验、影像检查和治疗服务等。如果住院，伙食费都全由ZF买单。同时澳大利亚还有特殊的药品津贴计划（PBS）。

    由于公立医疗服务的收费低廉，澳大利亚公立医疗呈现严重的供不应求状态。以择时手术为例，澳大利亚所有可择时手术的平均等待时间为36天，全膝关节置换术等少数手术甚至需要等待超过一年的时间。

    公立医院的看病难问题为民营医院的发展创造了良好契机。从1997年开始，澳大利亚相继出台“商业医疗保险激励计划”等措施，通过减免所得税的形式鼓励商业保险和民营医院的发展。时至今日，民营医院凭借其服务质量和便捷性方面的优势，已成为澳大利亚高收入群体的首选。

    图2:澳大利亚对私营医院的接受程度随收入上升而提高（10-11年）

    2010年，澳大利亚的紧急诊疗任务仍然主要由公立医院完成，民营医院则承担了三分之二的择时诊疗任务。通过提供高质量、便捷性的诊疗服务，澳大利亚私营医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与澳大利亚相似，印度也实行公立医院免费医疗制度。公立医院除收取医药费外，挂号费、检查费、就诊费甚至包括营养餐均为免费。然而，与澳大利亚不同的是，印度ZF的医疗卫生投入仅相当于GDP的1%左右（2010年澳大利亚ZF医疗卫生投入的GDP占比超过6%），财政对公费医疗体系的支持力度严重不足。

    在ZF医疗卫生投入匮乏的情况下，卫生机构冗繁和分配不均使基本医疗服务供给问题进一步加剧。印度公立医院医生、护士、辅助人员的工资占到了所有ZF卫生支出的70%以上，使公立医院设备更新和持续经营能力进一步下降。

    在ZF投资完全无法负担基本医疗供给的情况下，印度ZF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新审视民营医院的意义。在1982年通过的国家卫生政策（National HealthPolicy）中，印度ZF将民营医院明确定义为实现全面医疗的必要参与者。其后，随着一系列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实质性政策的出台使民营医院迅速发展：土地、利率支持：医院被视同基础设施，可以获得医院低利率的长期贷款。同时，ZF给予土地支持。税收优惠：将医院部分设备折旧率从25%提升至40%。2008年后为了支持乡村地区医疗设施建设，对孟买等8座大城市以外地区新建的床位数超过100的医院给予5年免税期。降低医疗器械关税：印度超过50%的医疗器械需要进口。从2003年至今，医疗器械关税已经从25%降至5%，同时ZF给予所有医疗设备4%的关税补贴。吸引印度籍医生回国办医：印度约40%医学院学生选择出国从医，印度ZF出台政策鼓励印度裔医生归国办医。

    在上述医疗卫生政策的支持下，印度民营医院取代公立医院，成为城乡患者就医的首选。到2004年时，印度民营医院提供的服务量已经占到全国总服务的约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