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规对岭南学院的学术发展有何影响？

看了上述分析，摸着我们的学术良心自问：岭南学院新规中的论文定级不是很荒唐吗？进一步地，这个论文等级不仅决定利益分配，而且还老师的职称晋升，如教授晋升必须在5年内以第一作者在一类刊物上发表3篇以上论文。于是，荒唐的新规就对岭南学院的学术发展造成了扭曲性影响。简要说明如下：

1.新规与跨学科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新任院长的新政口口声声说要重视学生的人文社科教育，还为此不惜成本地开设各种通识课程，但这些学术制度又如何让学生相信通识教育的重要？新政口口声声说要拓展跨学科研究，但这些学术制度如何让教师愿意从事交叉研究？事实上，新规清楚掉了所有的综合性和人文性刊物，于是，就昭示经济学基本教材之外的知识对经济学研究者是没用的，以行动告诉学生其他课程的学习对经济学毫无用途。交叉研究需要研究者拥有社会科学其他分支的知识，对经济学而言，尤其要能够吸收、借鉴和契合其他社会学科的知识和思维来作经济学的探索，而不是拿些经济学中很成问题的逻辑和工具形式地对其他学科的领域作分析，尤其不是量身定制地设定几个刊物就以为可以作交叉研究了。

2.新规必将导致思想和理论的严重缺失。新规几乎只留下数理刊物，于是，也就昭示经济学研究是不需要思想的，只需要学些基本的数学工具就行了。有同仁曾形象地说，如果现在晋升制度规定：谁模仿狗叫的声音最像，谁就可以获得奖励和晋升；那么，我相信，几乎所有的经济学人都会买一只狗来整天跟着它学狗叫。新规就是那只狗，衍生的效应就是狗声一片。新规奖励的刊物文章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新古典范式的，并主要是对新古典理论的证实；二是数量范式的，并主要使用理性模型和计量模型等数学工具。这必然导致学术的单向度状态。问题是，经济学理论本身就是要在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呀！而否定和批判的理论探索需要多元化的思维，而一元化思维智慧产生一个欺骗和守旧的理论！就岭南学院而言，各种信息已经表明，基于论文的客观排名比较高，但学界的主观排名却比较低。为什么呢？根本上就在于，岭南学院缺乏有思想、有洞见的领军人物；进一步的原因又在于，一系列不合理的制度人为地窒息和扼杀了人文性和思想性的学术研究。要知道，技术性文章发展容易，因为它只需要引进一些受此训练的年轻人就行了；但是，人文性文章难哪，因为它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思想传承！

3.新规严重曲解引用因子的真实意义。新规相当程度上以引用率作为最高学术评价标准，问题是，迷信引用率有价值吗？姑且不说，目前利用SIS系统的“影响因子”进行作假的刊物已经成了国际公害，以致近10年来SIS评估系统也已经受到广泛质疑；而且，这个指标具有强烈的逆向选择效应和道德风险效应。尤其是，引用率主要体现文章的影响力，却不能体现学术水平的高低；而学术影响力又与一系列因素有关：作者的学术或社会地位、作者所属学术共同体以及论文的研究主题等。一般地，引用率高低与刊物的风格偏好密切相关：方法导向的数理型刊物上文章往往引用率高，而注重思想的文字型刊物上的文章往往引用率较低；因为方法导向的数理性文章更容易为其他学人所追随和重复，而注重思想的文字型文章很难为一般学子所把握，大多数学子也无法提出相对系统的思想。同时，引用率高的数理文章转载率往往很低，因为这些文章往往因脱离现实而很少有人看；相反，引用率低的文字文章转载率往往较高，因为这些文章往往能够启发读者。因此，引用率评价体系不能同等地适用于所有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和刊物界，转引率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4.新规严重抹杀不同学科的特性差异。新规迷信在英文刊物发表文章，但实际上，各学科的特性是不同的：工程类的文章容易在英文刊物发，而人文性文章则非常困难。原因在于：工程类研究的是具有普适性的自然规律，着眼于一般性命题；人文性科学则主要关注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从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规范性和本土性。正因如此，每个学校对理工学科和人文学科的评价体系是完全不同的，理工学科甚至在SCI上发表文章已经成为评讲师的基本条件；但是，社会科学根本没有这种要求，也不应该有这种要求。事实上，张维迎在北大闹了半天也没有搞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盲目地追求所谓的外海发表文章，导致非英语国家的经济学往往呈现出比西方社会还要更极端的数理化取向，经济学研究更呈现出一种单向度状态，而思辨性经济学则快速消失。

5.新规严重曲解学问的真正历程。按照新规，交叉研究文章必须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才得到认可。试问：有多少学者能够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文章呢？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经济学文章一年总共只有那么几篇，而且约稿占了很大比重。那么，花几年功夫仅仅是为了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1篇文章，这是应有的学术态度和精神吗？这是学问求索的真正历程吗？事实上，学问本身是“为己之学”，应该基于自己的兴趣展开，只有自己的学术真正提高了，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才是水到渠成或无意插柳之事；相反，如果整日揣摩特定刊物的偏好而挖空心思地想在发表，这不仅是对思想和学术的严重禁锢，而且也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正因如此，中山大学的校旨是，“给天才留空间，为庸才设台阶”。那么，新规设立的是怎样的台阶？留下的又是什么样的学术空间？

6.新规体现不出多少学术发展的公平性。新政一方面口口声声说要为每一位教师都提供平等而自由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又热衷像计划经济那样搞学术重点规划，宣称要集中资源搞好某些特定领域。试问：学术果真可以通过重点规划而获得发展吗？事实上，学术的研究根本上源自学者的学问精神和学术兴趣，受功利制度激发的学术有多大价值呢？同时，学院和大学要提供的是相对自由和宽松的平台，自由思想和交流是学术发展的前提，但新规给予了吗？事实上，没有多元化，就没有社会科学的真正研究，但新规鼓励这种研究吗？按照新规的重点规划，经济学研究只是从事单一范式、单一类型，根本不需跨学科交叉研究，不需要理论经济学研究。在所谓的重点发展政策激励下，确实会产生一些被大肆宣传的所谓“政绩”，但这个政绩背后却是其他更重要学术的丧失，而这个丧失根本不被重视，甚至从不被提到，这就是我们往往只关心看得到的一面，而无视看不见的一面的“破窗理论”。

7.新规充分凸显了权力和利益关系。新规夸张式地拔高《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以及《经济学季刊》、《管理科学学报》等刊物的奖励额度，这不仅是赤裸裸的利益分配，而且对学术研究的提高没有任何作用。事实上，在目前一系列的学术制度激励下，激励的边际成效已经为零了：不再需要任何额外的激励，只要有可能，所有的学人都会通过各种方式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同时，这种规定还会窒息学术的研究，（1）使得教师们不愿意花稍微一点的时间用于其他知识的吸收，而是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文章合作和寻租；（2）其他原本喜欢读书和写作思想性文章的人也失去了阅读和写作的兴趣。此外，中国经济学人都明白，当前那些“只有两个半读者”的文章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多少人是为了真正的求知而在研究和写作？在上述层层分析下，新规的奖励所剩下的效应就只有一种了：赤裸裸的利益分配，而这又由权力来争夺。那么，又要问，这些方案是谁在推动和具体操办呢？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大学是人类发展知识、追求真理的主要场所，是人文思想这一道统的承载者；同时，要维护大学这一功能和使命，就有赖于自由思想和交流的学术风气，有赖于一群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存在。因此，一个有助于学术发展的良性学术制度，就需要有至关重要的三方面特征：（1）要有学术和思想自由，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自由学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前沿性思想得到保护和发展；（2）要保障学者的生活安定，在生活得不到保障的情形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的，只有这样才能使那些有志于学术之士集中精力从事理论思索；（3）要有恰当的学术评价体系，由官僚主导或者庸者民主决策都会窒息新思想的挖掘和传统，只有改变当前被扭曲的评价体系也才可以为那些学术之士提供生活保障。试问：岭南学院的学术制度又如何？当前学术功利盛况令我想起戊戌变法时期的争论：当时的王照主张先多设学堂，改变风气，然后再行新政；但康有为却对王照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但康梁发起的百日维新结果又如何呢？非但中国的新政没有成功，反而导致文化也从此一落千丈，以至直到现在还处于西方的文化霸权之下。岭南学院的新政不是打实基础，而是竭泽而渔地搞戊戌变法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