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4日刊文称，中国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城市化(中国国内习惯称之为“城镇化”)进程，一直被国际观察家视为影响21世纪世界发展趋势的重大事件之一。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成功将数亿农业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各大中小城市，这一城市化进程不仅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为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服务业提供重要基础。

中国下一步的城市化规划与战略，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长远发展将产生深刻影响。

根据目前中国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及一些最新的政策动向，可以看出中国下一步的城市化战略绝不仅仅是将更多的农村人口搬到城市那么简单，也不仅是增加这些新增人口的社会福利，而是要对现有不同类型的城市功能进行重新定位，突出特大型“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以及“城市群”的建设。

换句话说，中国下一步的城市化可能也是“大城市化”和“城市群落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将伴随着更多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而且可能也意味着现有城市人口在不同地理位置的城市(群)之间的再次迁徙。

“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的兴起

每年春节期间上演的特有“春运”现象，是中国国内大规模人口流动的一个真实反映，但如果人们认为这种流动仅限于从农村到城市，那就有些片面了。事实上，滚滚“春运潮”不仅包括大量到城市打工的农村人口，而且也有很多到其他城市、尤其是东部中心城市工作和定居的城市人口。由于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经过三十多年的迁徙流动，已经转移到城市，因此下一步人口地理分布的变动，更有可能发生在不同城市和不同“城市群”之间，更有可能发生在已经城市化的人口身上。

换句话说，中国下一步推进的城市化，很可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而是不同城市(群)之间在行政、经济、社会功能上的重新优化整合，打造具有世界竞争力的超级城市和城市群，避免出现“空城”、“鬼城”等问题。

从目前看，围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几大东部地区城市群将得到“优化提升”(《规划》第九章)和重点发展。这些城市群的崛起是与中国产业布局长期倚重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的地理分布特征相吻合的，因此具有产业支撑和市场支持。《规划》公布后不久，“京津冀”一体化和所谓“首都经济圈”概念便在媒体间传得沸沸扬扬，这两者间应该存在着某种政策关联。

“京津冀”一体化建设很可能代表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新方向，即通过“以点带面”，以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群落的发展，通过高速公路、地铁轻轨等快捷交通方式连接这些城市，打造特大型城市群(城市圈)，提升这些区域在中国乃至全球的竞争力。

除了目前已有所传闻的“京津冀”城市群之外，东部相信还会有以“上海—杭州—南京”为轴心的华东地区城市群和以“广州—深圳”为轴心(可能还包括香港)的珠三角城市群。其他重要省会城市如中西部的武汉、成都等也可能在周边凝聚起属于自己的城市群。从当前中国省域经济的发展特点来看，一省越来越多比例的经济总量由该省省会城市提供，在某些省份省会城市的经济总量已占到全省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

从这个角度看，利用中国在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培育发展城市群，有利于扩散中心城市的规模效应和人才优势到周边地区，同时减缓现已在大城市出现的非常严重的“城市病”，如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

中国的城市规划者们已经注意到了美国早年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城区向郊区无限蔓延的问题，即城市过度“郊区化”问题。这种过度“郊区化”是和家庭普及小轿车以及城区地价过高密不可分的，如果管控失当，将造成严重的通勤问题和环境污染。由于中国居民已经普遍进入了“私家车”时代，对特大城市的规模控制也成为当务之急。在控制特大城市规模的方案中，可以采取“堵”，也可以采取“疏”。

采取“堵”的方法，无非是严格户口发放，提高外来人口进入大城市的门槛，这虽然可能有效，但却违背公平的原则和人才自由流动的原则。而如果采取“疏”的方案，即周边城市同城化(所谓同城化，指不同城市间利用轨道交通等实现等同于一个城市内部穿行的时间，北京、天津之间由于高铁的贯通已基本实现同城化)，从而将外来人口吸引到周边城市中来，则可以在缓解中心城市过于拥挤问题的同时，保证人才和产业的聚集优势和规模效应。从长远来看，中国“城市群”战略可能进一步提升中国在服务业和中、高端制造业上的优势，但也可能加剧业已非常严重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毕竟能够形成具有竞争优势“城市群”的省区数量是非常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