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福利制度的真像是什么呢？我来说说这几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工人阶级运动的压力；这运动的目的，一直是想改善无产阶级状况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无保障。既然劳动力的价值，只敷工人一时生存之需，那么一旦劳动力的出卖受阻碍——失业、疾病、伤残、老年等任何有碍工人常态工作的意外——便会把无产者掷入贫困的深渊。在资本主义制度起始之时，没有工作机会的工人，在困窘的痛苦中，唯一可求助的地方，只是私营或公营的“慈善团体”，以他们人的尊严受严重打击为代价，换取无足轻重的物质帮助。而工人阶级运动则一步步逼出了社会保障这个原则，起先是志愿性的，后来变成强迫性的，以和命运的打击相抗争。这包括了医疗保险、失业补偿、老年保险。工人阶级运动的斗争，最终实现了社会保障的原则。在理论上，赚工资及薪水的人出现当前收入的任何损失，它都应保障。
　　
　　　　后来国家对实行社会保障也发生兴趣。那些获得大量资金来支持社会保障计划的机构，往往拥有大量流动基金。它们可以把这些基金借给ZF，贷款给国家（通则是短期合同）。纳粹政权应用了这个方法，后来这个方法也被大部份资本主义国家采行。
　　
　　　　这些社会保障基金数量不断增加，又进一步造成了一个特别的情况，给工人阶级运动提出了一个既具理论性又极实际的问题。工人阶级运动正确地认为，所有付给社会保障基金的款项，无论是由雇主付的、国家付的、或由工人自身工资扣出的，都仍然是工资的一个部份，或可谓之“间接工资”、“延付工资”。这是唯一合理的观点，也是符合马克思价值论的观点，因为工人用劳动力换来的任何东西，都应该列为此劳动力的价格的一部份，无论是当时就付给他（直接工资），抑或以后才付给他的（延付工资）。因此，对社会保障基金实行甚么“对等管理”（劳资对等，劳国(家) 对等），只是对工人权利的一种侵犯。既然工人才是这些基金的唯一主人，那么除了工会之外，其它任何未经授权的社会团体，若想干涉这些基金的管理，都当拒绝。一如资本家不会让他们的银行帐户受“对等管理”，工人也不应同意他们的工资受“对等管理”。
　　
　　　　但是缴纳社会保障的钱愈来愈多，造成了直接工资和延付工资之间的某种“冲突”，因为延付工资有时达到了全部工资的40%。许多工会反对再增加延付工资，而集中于要求新的收入立刻付现。不过，我们一定要了解，在“延付工资”和社会保障的背后，是阶级团结这个原则。实际上，疾病及意外等预备金，根据的不是“个人收入”的原则（每个人都应得到他本人的供款，或雇主、国家存入他的户口的供款），而是保险原则。没有遭到意外的人也供款，为的是使遭到意外的人得到补助。这种作法所根据的原则，是阶级团结﹔也就是说，工人利益所在，正是要避免一个次无产阶级的产生﹔一则，以防损害劳动群众的战斗性（每人因为害怕自己有一天沦落为次无产阶级而不敢反抗），再则，也防止因竞争上岗而引起工资下跌。所以，我们非特不应抱怨延付工资“过多”，反而应向工人解释其不足得可怜，因为即使在最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不足也造成了大部份年老工人生活水平的大幅下跌。
　　
　　　　要有效应付直接工资和延付工资之间冲突，就要用普及全体公民的团结，来代替仅限于劳动阶级的团结﹔把社会保障（健康服务、充分就业、老年服务）涵盖全民，并由收入累进税来支付。唯有如此，“延付工资”才能发挥作用，成为真正有意义的工资增加，在对工资收入者有利的条件下，真正重新分配国民收入。
　　
　　　　我们必须充分看清楚，到目前为上，这种制度并未在资本主义普遍实现；我们甚至有必要问问：实现上面所述的要求，是否无可避免地会激起资产阶级的对抗，而其强烈性质，会引起革命危机的时期。就事实言之，社会保障最有意思的几次经历，如1944年以后在法国实行者，尤其是1945年起英国实施的全民医疗服务，其资金来源，自课征工人本身的税得来的部份（主要是增加间接税，及对工资不高者也增加税额——如在比利时），要远超过对资产阶级课征的税。这就是何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我们从来看不到靠课税而真正地、根本地重新分配国民收入，以为在资本主义下可以靠课税而改变所得的分配，那只是改良主义的诸大神话之一罢了。
　　
　　　　说“延付工资”和社会保障对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日益重要，尚有另一意义，那就是它们的反经济周期的特性。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何以资产阶级国家、新资本主义乐于见到“延付工资”的量得到增加的另一理由。那是因为延付工资量的增加，产生了吸震垫的作用，防止了危机发生时国民收入太突然、太剧烈下跌。
　　
　　　　从前，一个工人若是失去了工作，他的收入便减为零。一个国家里劳动人口四分之一失业，全部赚工资领薪水的工人的总收入，也会随之自动地减少四分之一。这种收入下降，也就是“总需求”下降，而这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有严重后果。这点已屡屡见之于书了。它给资本主义的危机造成了一种连锁反应的现象，以慑人的逻辑与必然性不断继续下去。
　　
　　　　让我们假定，危机是在一个制造机器的部门中发生的。这个部门被迫关闭工厂、遣散工人。被遣散的工人在收入上受到损失，由而剧烈地削减了他们对消费品的购买。因此，很快地，在生产消费品的部门中，出现了生产过剩，这类部门便也被迫关闭工厂、遣散人员。由之，随著更多工人失业，消费品的销售愈发下跌，滞销库存品反告增加。此时，制造消费品的工厂因为受到了严重打击，便须减少或根本取消订购机器。这样一来，又造成重工业部门中更多的工厂关门，以及再一批工人遣散，于是又使得对消费品的购买力再下跌，又更进一步加剧轻工业部门的危机，于是又迫得解雇另一批工人，如是者一直蔓延下去。
　　
　　　　但是，如果已经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失业保障制度，危机的这些累积效应便可以得到抑制；失业补偿愈多，也就有愈强的抑制危机的效果。
　　
　　　　我们再回头从危机的起始阶段看起。制造机器的部门发生了生产过剩，必须要遣散一些人员了。但如果失业救济金达到遭遣散工人工资的60%，那么这遣散不致于造成失业者收入完全丧失，而只是使他的收入减少40%。这样子，一个国家中10%的失业率，就不至于导致需求减少10%，而只是4%，25%的失业率，也不过使所得减少10%。所得的减少造成的累积效应（学院派经济学用一乘数乘需求的减少来表示此效应）于是相对地减低，这场危机对消费品部门的打击便缓和多了。于是消费品部门便不须要解雇太多工人，对机器的订购也多少可以继续，等等。简言之，危机不会如螺旋状扩散开来，而会在中途被“遏止”。然后，可以开始解决它。
这就是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真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