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震的预报和分级应对机制

地震局的官员在电视上说，地震预报是个“世界级难题”，“中国没解决，世界也没解决”；又说两年前就对本此汶川大地震作了“背景性预测云云”。

到底地震能不能预报我不知道，网上也有很多争论。我无意介入此类争论，但我只知道，地震局说的那个“背景性预测”，根本不具实际操作性，说了等于没说。我也完全可以“预测”今年中国一共会发生多少次地震，震级一般是多大，多半分布在些什么地区－－只要拿统计数据看一看就行，保证准确度不低于七成。

要让一个预测具有可操作性，数据就一定要尽可能精确；如做不到精确，至少也要给出误差范围。譬如这样的预测：

1)日期：x年x月x日，误差＋/-3天；
2)地点: 震中Y市Y县或区，误差+/-30公里；
3)震级：6.0+/-0.5；
4)发生率：20%。

那么Y地政府（或中央政府）就可以根据这些数据，作出是否疏散，如何疏散的决定。注意：对于建筑物和大型生产设备来说，一旦发生地震，该倒的还是要倒，该坏的还是要坏，该重建的还是要重建。因此这部分损失并不因为疏散与否有所不同，不是作出决策的依据。紧急疏散只能转移出人员和部分贵重、危险和易携易运的物资。这里要计算的是疏散的损失和不疏散的损失：

疏散的损失－－疏散本身所需的交通、食宿费用和造成的停工、停产等；
不疏散的损失－－人员伤亡、抢救和后续医疗、扶助费用，因伤残对其本人和社会的负担，可能引起的火灾、爆炸、疾病流行等，后面几项属于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间接损失，难以估算，因此也可以只算前面几项直接损失。

如果疏散五次而没有发生地震所造成的直接损失等于甚至略大于发生一次六级地震所造成的直接损失，都可以立即决定疏散了。事实上，每个地方，每一次地震的情况都很不相同，譬如白天震还是深夜震，伤亡就差很远。因此要估算疏散和不疏散的直接损失，几乎也是没有意义的。以上只是提出一种可能的思路罢了。根据目前多数建筑物的抗震水平，一般六级以上的地震是不能抱任何侥幸心理的了。但级度更低，概率更小的怎么办？这个时候也可以暂不疏散，但不等于就无事可做。可以设定一些条件，一旦符合，则进入警戒状态：

小学和幼儿园停课；中学减少上课时间；医院减少看病和住院病人；急救队、消防队、工程抢险队、公安、武警、解放军进入战备状态或集结待命；高空作业、危险性生产和大规模活动暂停；民用客运、货运减少班次，预备车辆随时出动；易燃易爆物品转移分散；劝喻住在危楼的居民暂时离开（不一定转出城外，可暂时寄居亲戚朋友家里或到紧急避险场所），等等。如此至少可以大幅度减少一旦地震发生，且强度超过预期时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也避免了贸然全部疏散的经济损失。

有人可能会质疑：一旦发布了这样的警戒预告，岂不造成社会恐慌？人们只会慌忙逃跑，还能留下来吗？

的确会有部分人自己往外跑，但也不是人人都那样惊慌的。这一方面要不断地、预早地进行地震知识教育，减少人们的非理性情绪；另方面，制度上对于这些自行疏散的人不予资助和支持。如果以后地震没有发生，由此造成的任何经济上、工作上、生活上的损失只能由这些人自己负担。这样，还是会有相当部分的人衡量利弊以后决定留下来。一部份人先走也并非完全是坏事，如果以后预报的级别提升，疏散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时间上也可以更快。

分级应对机制不仅可以用于地震，也可以用于台风、洪水、暴雨、冰雹、寒潮、瘟疫、火灾、爆炸、核泄漏等等重大的自然和非自然灾害，是一个很有用的办法。但级数不宜划得太多太复杂，两级足矣。对于地震来说，我认为达到以下条件就可以进入警戒状态：

震级5.0或以上；发生率10%或以上；日期+/-6天；震中误差+/-60公里。

以上数字纯属假设，我的意思是：地震局必须向社会公众和中央政府交待清楚，你们能不能作出此类具有可操作性的预测？如果能，那就用地震局提出的预测数据误差范围进行考核，准确率达到和超过合格水平的给予嘉奖（本是份内事，不应有奖，但考虑到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可以特别处理）；如果预报失误率不合格，无论实际上是震多了还是震少了，都必须严肃处罚。如果地震局认为自己办不到，那就老实说是自己做不到，不要动辄扯上什么“世界难题”来做挡箭牌；更不许自己无能，就随意污蔑其他人也无能。

二、低成本增加建筑物抗震强度的设想

这次地震倒得最多的是学校，伤亡最惨的是学生。网上舆论哗然，许多人谴责豆腐渣工程，也有不少人为之辩护。到底是不是豆腐渣，有多少豆腐渣，我不了解情形，也就不发议论了。不过，基于西部山区的经济水平和一些说了也是白说的原因，象许多人说的那样要将教学楼盖得非常结实，甚至可以抵抗九级地震，恐怕是实现不了的。我一向只提那些有可能实现的建议，否则就不提，或者不以建议的形式提。当然，象数学先生那样盖“茅棚教室”和“集装箱教室”的主张也是纯属扯淡。数学先生当然也知道自己在扯淡，但抵抗不了智力、想像力衰退的自然规律，又不想放弃哗众取宠的习惯，唉。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法用较低的成本就可能达到提高抗震强度的效果。譬如我们知道，有效截面积相同的铁棒，工字型比扁平型、空心管比实心管的强度高得多。因此建议：

1)地震多发或处于地震带的地区、地质复杂的地区中小学教学楼尽可能不超过三层（除非执行更严格和更高的抗震标准）；

2)超过三层的教学楼尽可能采用工字型结构，至少U型结构，如果两边主楼较长，还可建成头尾两处连接的口字型；

3)中间连接的部分或留空作过道，或只作卫生间、储物室、医务室、广播站和办公室等，不作任何教室和实验室；

4)楼梯尽可能多，保证两分钟内顶楼的人可以全部撤走，同时不要再片面强调躲在书桌下避震之类的“知识”，应鼓励大胆逃生；

5)二楼以上每层均应预备若干不同长度的软梯，并固定好挂软梯的钩子，一旦情况紧急，楼梯被封锁或损毁，挂上软梯也可以逃生，软梯不仅可用于地震，也可用于火灾、洪水甚至匪警等情形。

6)同样材料下，是否可以采用空心的钢筋？建造空心的柱子（好像有些建筑已经采用）？

这个设想的关键问题是，如果地基整体摇晃，后面较高的那栋楼是否会对前面较低的那栋楼造成一个倾斜的推力，从而使之倒得更快？如果不会，那么工字型结构就是非常可取的低成本解决办法，可以进一步推广到住宅和其它建筑。我的感觉是，工字型结构至少可以使两栋主楼的受力更均匀，而决定楼房倒不倒的不是总推力，而是压强（推力强度）分布及其最大值，或最薄弱处压强（推力强度）的大小。常见的倒塌也不是整栋倒下，而是先撕裂，倒下一部分，然后其它部分才倒（或不倒）。因此我认为是有效的，至少可以延长楼宇倒塌的过程，为逃生者争取多一些宝贵的时间。在此请熟悉建筑工程方面的网友评论一下。

三、报警、通信和紧急避险场所的问题

这次地震，有不少重灾区通信中断，幸存者也全撤了（不要怪他们），一两天得不到消息，反映了报警机制和通信手段的严重缺陷。许多小城镇事前没有预留足够的空地供人们紧急避险，有空地的也没有记录和准确标示，军方要派飞机侦察过才能确定空投地点。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重大灾害后电力、供水、通信和交通全部切断是非常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必须留一手准备，至少有人值守报告灾情，这样可以大大缩短救灾决策的时间并提高决策准确度。为此建议：

1)所有人口过万的小城镇均应留出一块不小于100米*100米的空地，尽量选择地势较高（防水淹）而且地形平缓、地质稳定的。此处平时可作为简易的足球场、田径场和若干篮球、网球场，发生灾难或进入警戒状态时就可以作为紧急避险场所。其外围50米内不许有超过三层的建筑。

顺便说一说，中国足球也实在该多练练了。为什么水平一日不如一日？没有了广泛的群众参与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二三十年前，随便一块空地上甚至街头巷尾都可以看到许多踢球踢得不亦乐乎的孩子，后来城市发展了，管理加强了，这样的情景逐渐消失，也不可能再现。由于没有了踢球的方便，正规足球场又远远跟不上，现在喜欢足球、热爱足球的孩子已经很少，技术好、灵性强的更是几乎绝迹，都是些教练选上去“要我练”，不是“我要练”的。这样培养的足球运动员水平是可以想见的。不要总以为电脑网络时代，孩子们就只会喜欢打游戏，不会喜欢踢足球。你没有机会给他培养兴趣，当然显示不出来。根据我的经验，如果机会足够，家长、老师也不反对、不阻挠的话，至少一半的男孩会喜欢足球，而其中又至少有一半会热爱足球，最后，至少1/8的男孩不仅热爱，而且精于这项运动，因为足球完全符合男孩的天性。

2)在这个空地的旁边建一座小型的报警站，不要超过两层，要十分坚固，可以抗九级以上地震。此站应有专人二十四小时值守，平时可以作些灾害和治安之类的消息广播、知识教育和画报宣传，一有地震，其他人可以撤，值班员不许撤。要配备可以使用普通蓄电池，背在背上到处走的短波双向收发信机。选择短波设备的原因是，天线不大，易于携带；可以通过电离层反射，较小的功率就可以传得较远；技术成熟，价格低廉。如有专用的短波信道分配更好，如没有，可以在地震后暂时关闭震区附近所有短波电台，也不影响救急通信。该设备不仅可传双向语音，还应可传数据，具备数码相机接口。这样报警员可以一边巡查，一边将拍到的现场照片第一时间发出去，救灾效率和质量将大大提高。

还是要再提一提：这次地震中，军队的表现非常努力，也非常英勇，但反应、指挥、技战术等诸多方面却是差强人意。如果是战争，恐怕最多只能惨胜了。譬如道路不通，空投不了，总可以派一部分兵力步行吧？就算大部队不能冒进，侦察分队总可以先行吧？网友的数码录像显示，汶川县城地震后许多群众就是步行翻过山头安全撤出。可见山路并不难行，需要向导的话也有的是。这些“三个臭皮匠”都能很快想到的办法，军队总好像愣愣的有力不知往哪使，部分重灾区侦察耽误了24小时，救援耽误了48小时，所以连强国论坛这样的官网也发出质疑的帖子，同感者众，我就不多说了。

四、民间互助、救援力量的伟大和巨大

这次地震，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些四面八方赶来的志愿者，他们本无此责任，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看电视，上网发议论。但他们有车的开车，无车的徒步，背着大包小包的药品食品，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翻山越岭，踏破铁鞋，义无返顾地赶去支援。成龙昨天在香港台的义演节目上说，一路上看到许许多多民间志愿者的车，满满而来，装的都是救灾物资；急急而去，或是空车，或是载着伤员，那情景非常震撼。有人还嫌这些志愿者阻塞交通，影响救灾，真不知是何心肝和脑袋。我非常相信他们都是很自觉的，即使偶尔无意阻塞了一下，影响了一下，一经提醒就会纠正。内地传媒对这些人和事的报导实在太少了，应大大加强，不仅感动中国，更是感动世界。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中国人最深层的性格和思想特质：平时为世所诟病的冷漠、丑陋和自私，是另有原因；中国人自有舍生取义，顾全大局的难能可贵的另一面，只是藏在人性的深处，一定条件下才会激发和表现出来：

1)中国人对任何人和事都有一条底线，如果没有超出这条底线，许多人就可能觉得问题不大，因此反应也不大，显得好像很冷漠的样子。这是什么底线呢？对于互助、救援来说，就是“救急不救穷”的原则，应该说这是非常正确也非常适宜的底线－－所谓“穷”，多半是自己的问题，请你自己解决；而“急”，则往往是不可抗力所致，应该救，应该帮。地震当然是不可抗力，而且这次四川地震非常急，十万火急，于是不需要什么人（事实上也没有政府官员）的号召，人们就迅速行动起来了。

“救穷”，或者说扶贫可以只是政府的责任，而“救急”则是全社会（我不说所有人）的责任，千百年来祖先留给我们的教诲和智慧是那么深刻。同样地，麻木、怕死、一盘散沙的中国人一旦感受的压迫和感到的愤怒超过了底线，立即会表现出让人大跌眼镜，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另一面。日本侵占东三省太顺利，以为中国人都那么不堪一击，才敢放言“三个月灭亡中国”；历朝历代的暴君，以为中国人都那么愚昧好欺，才敢变本加厉，肆意妄为。日本之败，暴君之亡，不认识中国人的另一面，不知道中国人恪守的底线当是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2)中国人平时对公益、慈善、筹款活动的冷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官方、半官方慈善机构的无能，缺乏号召力和公众信任造成的。令人讨厌的官僚作风，衙门资态；不透明和公众无法核查的账目；不知用在哪里的捐助......如此等等，换了谁都会怀疑捐的钱到底值不值？所以这次许多人选择了自己到灾区，把药品、食品、物资直接送到灾民手里，正是这种情绪的一个反映。另外，内地电视台、报纸等媒体平日只热衷于报喜报功，不报、少报忧，人们不了解哪里，哪个人需要帮助，需要到什么程度，自然也就没什么行动了。于是，互相帮助，积极捐献的习惯培养不起来，也就恶性循环，越来越冷淡。

政府应从这次灾害中吸取经验教训，不要老想着包办一切，不应禁止，还要大力支持和鼓励民间互助组织、互助团体的成立和发展。不仅大有利于救灾，更大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改变社会风气，增强民众的责任心和公德心，同时也可减轻政府自己的压力。

其他如应不应接受外国援助和救援人员的问题，应不应准许外国记者采访的问题，只要是智力正常，品德及格，心态健康者，只要是以人的生命为第一关怀者，只要不是千方百计企图让中国孤立于世界以便煽动极端狭隘的仇外排外情绪者，都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最近强坛某些马甲也不敢那么大放撅词了，也是一进步。

最后，我已捐款，也呼吁其他尚未行动的朋友通过你们认为任何值得信赖的渠道和认为合适的方式提供资助，表示爱心。譬如有些朋友生活不充裕，但自尊心较强，公开场合捐得太少会有尴尬，多了也负担不起，此时可采用柜员机自动转帐的办法，不必到柜台办理；或支持义卖、义演，捐物献血等也可以，总之表示心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