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参照威廉姆森的社会组织和治理研究，

当新的“天子”接管“天下”（可以看作大公司的最大控股权继承或夺取）之后，

他需要对现有的各级管理者（代理人）的去留做出判断：

“臣”的身份、地位和经验可以看作专用性资产，

他对“臣”的信息不对称，行为存在的不确定性。

他的统治基础稳定性（实际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分类程度）。

这些都影响着他的选择，

一般来说，完全的人事交接和完全的任用旧人都会带来较高的交易成本。

中间偏好新人的可能性最大。

历史上有很多实例可以参考。

“一朝天子一朝臣”还应该有一个重要条件：“臣”之间的可替代性很强。

“几朝元老”往往是体系中不可替代的成员个人（而不是“职位”）。

职位本身是没有资产专用性的，但人力资源是有资产专用性的。

还有，今天制度版只有九个帖子（跟贴），所以我一定要发这个帖子。

这里不妨小小讨论一下：“资产专用性”与“可替代性”是否相同？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

资产专用性理论首先由克莱因、克劳福德和阿尔钦等人提出。

他们期望论证的命题是：可占用准租越低，交易者依赖契约关系而不是共同所有的可能越大。

德姆塞茨将之发展为资产的专用性是指资产转作他用带来的损失。

他认为专用性既包括人力资本又包括实物资本，两者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锁定而投入特定的贸易关系。

简言之，资产专用性是指用于特定用途后被锁定很难再移作他用性质的资产，若改作他用则价值会降低，

甚至可能变成毫无价值的资产。

英文为Asset Specificity，和Asset homogeneity资产通用性相对。

个人认为，资产通用性可能和您说到的资产的“可替代性”有类似之处。

但是它着重说明的是，一个资产改变其用途的潜质和能力，具体到这个例子就是，人力资本“臣”，

能否有效率、低成本的改变其锁定状态，能否更好（至少是相同）的为新的所有者或新的体系服务。

我想您的“可替代性”主要是针对所有者“设计”新体系时，对代理人是否要进行调整，

以及进行调整的能力的分析。

威廉姆森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对资产专用性在不完全契约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可以参考。

回答完毕。

个人的想法是：“可替代性”涉及的是，某种东西的某种用途，是否别的东西也有（也可以叫“竞争性”）；“专用性”涉及的是，某种东西除了某种用途外，是否还有别的用途。

“一朝天子一朝臣”也许可以有几种理解：

（1）新“天子”改革了职位设置，但继续任用原来担任各职位的个人；（2）新“天子”没有变革职位设置，但更换了担任各职位的个人；（3）新“天子”既改革了职位设置，又不再任用原来担任各职位的个人。

对于个人来讲，应该既有可替代性（竞争性）问题，又有专用性问题。对于职位来讲，应该只有可替代性问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6-2 16:38:33编辑过]

我的观点也是这样，你说的更清楚。但是我想了一下，这样的区分似乎没有意义，因为：

假定一个资产是高“可替代性的”，必然说明存在至少一个别的“低专用性”资产，能够替代它。

这几个分析，我的思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

1、“朝”的更替不应当只考虑同一朝代内和平交接的情况，也应考虑不同朝代轮转更替的情况。

因为一来这样可以有更多的组织变迁的历史案例，二来可以更清晰显示出解决“系统锁入”的方法。

2、关于位置，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我认为没有可替代性的问题，特定条件下的职位完全是一种符号，

他不是一种资产，所以不应该有替代与否的问题。

3、在更替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交易成本的节约程度上，“天子”/所有者和其他参与者的行为，

做出的选择，都是在各自的有限理性中，对交易成本的尽可能的节约。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6-2 17:41:53编辑过]

资产A的用途甲可被B替代，并不意味着资产B必然还有别的用途乙。

资产A的用途甲可被B替代，并不能从中推知资产A只有用途甲。

呵呵，好像是绕口令啊。

我也来一句：

虽然：“资产A的用途甲可被B替代，并不意味着资产B必然还有别的用途乙。”

“资产A的用途甲可被B替代，并不能从中推知资产A只有用途甲。”

但是至少可以说明：

“资产A的用途甲可被B替代，可以推知资产B也有用途甲。

所以资产A的可替代性高，资产B的专用性低”。

这个问题我想可以归纳为：

人力资本的性质和重要程度与组织框架的重构之间的互动研究。

青木的模块化研究里面好像有这方面的内容：

为何最有效的划分模块总是首先在高科技企业成型？

不理解。

当“B只有用途甲，A兼有用途甲与用途乙”时，谁的“专用性”更“低”？

同意。

“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天子”与“臣”都可能既指个人又指职位，这句话本身或许正表现着上述互动。

个人认为，好像不能量化的去“比”。

如果一定要按照德姆塞茨的定义，资产的专用性是指资产转作他用带来的损失。

那就是A的低，因为B无法转做他用，所以只能卖掉，损失肯定要超过A啦。

我认为这个问题讨论的焦点应该不在这里。

您可以看看我上面有个改过的帖子，第一次我没传上去。

（这段时间老是掉线。）

“可替代性”应该涉及的是，“户部尚书”与“工部尚书”（这两种职位）在职权上是否有交叠部分。

职位，对应着权力的分配（某种产权制度？）。如果两种职位具有相同的某种权力，不妨称这两种职位在该种权力上“可相互替代”。

这里可能又涉及“水平替代”（同一级是否应该有可替代的部分）与“垂直替代”（上下级是否应该有可替代的部分）问题。

个人以为（也许是废话），交易成本节约应让位（或服从）于组织的目标（在实现既定目标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成本）。其中麻烦的是，如果“交易成本节约”成为组织的目标之一，可能出现悖论了（我们可以说“对于既定的产量目标，最小化成本”，但不能说“对于既定的‘成本最小化’目标，最小化成本”——除非我们拉开“成本”的层次）。

这里关键的问题就是，“组织的目标”是谁的目标？

要是按照您的这个定义的话，“可替代性”可就不是针对资产的东西了。

您似乎把它定义成了，在制度稳定的时期，某种正式制度范畴内，一种“保险”机制或者内控机制。

这样一来，人力资本的可替代性和固定正式制度的可替代性似乎不是一回事。

制度分析和局部均衡分析模式的目标是有区别的。

最好能找个例子，来集中的分析一下，这样空对空的说，咱们很快就会跑题了，呵呵。

我认为明末清初的一系列政治更替可以作为极好的例子，

我去做饭了，晚上再讨论吧。

是的。个人以为，“可替代性”（包括互补性）可以推广到人力资本以外的东西。

（前面的讨论之一是，即使可替代性只针对人力资本，它与专用性也不同）

的确。结合具体例子，才能结合具体约束。

“一朝天子一朝臣”可能要分多情况讨论。

这两天没来吗？

我提个例子：康雍乾三朝老臣张廷玉。

在他当上书房大臣期间，历经大事，政治体系多次改变，职能部门也有增减，例如军机处，清朝中后期的中枢权力机关。

（雍正七年（1729），因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漏泻机密，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

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简称“军机处”。——百度百科）

但是他始终没动，直到年老失宠。

看到楼上的兄弟的讨论，十分精辟。但似乎是没有说到点子上，可能是楼主一下子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分析的框架吧，诱导了我们的思维。这可能就是行为经济学中的“锚定”（Anchoring）吧。

其实，我们最初的直觉，或是感性的，或是理性的直观，可能是有效的。

说到根本，我认为：“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根本在于，二者的偏好要趋同。这是天子最关心的。这里的偏好是广义的（政见的偏好，和天子的喜好）。天子的政见是需要一致的偏好来实现的。

如果上一代的，与下一代的政见趋同，那么“两朝天子一朝臣”也是可能的。

一般说来，与天子最近的臣子，也就是政府的高层，随天子的变化是频繁的，而越下层是趋于稳定的。

如果上一代与下一代天子的政见不同（尤其在冲突的时候），那么下一代天子与上一代的臣子之间达成偏好的一致是需要成本的（达成偏好一致的成本）。而且，在有些时候，这种偏好一致的达成是困难或不可能的（比如上代权顷一时的能臣的存在）。这时下一代天子的理性的选择是寻找外在的偏好一致（较低成本的）来替代。这种替他有时候是血腥的，甚至不可能。

不能忽视的是，在古代信息严重的不对称，古人的治理大多采用派系的方式来治理的。也就是说天子对应的是不同的利益集团。所以政府权力的选择也是跟这方面息息相关的。这是天子权威的基础。比如，中国的外戚与内亲、太监、大臣之间的权衡的。天子的权威是什么，似乎是“天子的产权”了。这种产权形式是天定，本质是人定的呀。

所以，天子的产权（权威），天子的偏好（（政见，喜好）交易成本）是朝臣变化重要方面。这是从天子的角度考虑，如果从臣子的考虑，如果臣子能让天子知晓自己的偏好，效果会好的多。

中国古代朝廷的制度结构还是比较稳定的（虽然有朝代的更替），但人员的更替是频繁的。这也说明了，朝廷制度本身的稳定性。这似乎是“制度造就了人，而不是人造就了制度”。用现代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话：“语言塑造了人，而不是人造了语言”。这可能是制度演化中制度的本质特征吧。

您的思路非常明确，而且有独到的闪光点，感谢参与，希望继续讨论！！

个人以为，朝庭中的“派系”因素，似乎也不可忽略。

派系的形成，未必只是“偏好”引起的，很可能也是协调博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