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以来连续向两位老师请教学问，都是物理系出身。一位从MIT物理系毕业，后转入金融界，再往后功成身退，转入经济史研究，比较中西发展；另一位从复旦物理系毕业后，远赴威斯康星麦迪逊，钻研博弈论，尤精讨价还价理论。前一位现在已经完全不碰数学，专注采集史料文献，用历史的方法逐一解释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后一位每一项研究都高度数学化，技术复杂，探究复杂偏好条件下人的互动。两位背景相同，身份相同，领域不同，方法不同。从两位老师处都获得许多教益，然而，始终有一个问题挥之不去：哪条路是对的？有哪一条路更好？
    没有最好的答案。认知的特点导致我们常常将事情划分成非黑即白的两块，但在经济学中，这个分类并没有大问题。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辨识出所谓用数学的，和所谓不用数学的经济学家。之间有攻讦，也有自嘲。Rubinstein在2006年Econometrica发表的Dilemmas of Economic Theorist可以说是博弈论学者无奈的自嘲，而Sala-i-martin1985年写作的I just Ran Two Million Regressions第一段更是黑得漂亮。没有必要再列举他们的论点，因为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论点都是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在见到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的时候会脱口而出的问题。许多时候我们可以搪塞过去，然而，那些最成功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忘掉这些问题。当被问道为什么效用函数要取成CRRA的时候（虽然另一位学经济学的并不会这样问），真的会无言以对；当被问道既然这几十个变量都和增长显著相关，为什么模型只取两三个的时候，也许真的只能祈祷这时候有不明飞行物来救场了。这样的争论和解释永远也没有结束的时候，是时候换一个视角来看问题了。为什么第一段提出的问题会没有最好的答案？可能是因为那并不是两条路，其中一条路不过是另一条路的影子而已。
    不知道什么时候，在经济学系的学生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经济学应该变得如同物理学一样，因为据说物理学是以某种方式优越于经济学的，可以重复，结果明确，云云（关于萨缪尔森和平均智商的那个经典的笑话早已深入人心）。物理学的研究方式被许多学者引入经济学界。经济学家借用了许多物理学的观念和计算方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某种优劣。即使是模型界的绝顶高手Friedman（相当像物理学家的经济学家），他也带有许多世俗的智慧。他在回答一个学生关于100%遗产税的问题的时候（自己也曾有过这种关于公平的幻梦），实际上只用一句话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的社会是个家庭社会，父母从子女的消费中的得到的快乐常常比他们自己得到的还大。”这是不可能从某种物理的方法中得到的（虽然可以从生物的角度给一解释，参见Dawkins。但如果他的观点成立，那么，自我的诞生又是另一项伟大的奇迹）。许多我们看来高大上的人和物，他们的智慧本质上都是入世的，虽然由于语言（比如数学）和译者，常常和我们有一层隔膜，但他们想讲述的都是身边的事情，是有趣的故事。论坛某版主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即使是顶尖的学者，也是先寻找故事，再用理论进行阐释。包装是华美或苦涩的，但内容是平易而近人的。也许在平均的意义上，考虑计算能力、建模能力等等，经济学家有劣势。然而，既然学过比较优势，就应该用起来，何必一定要和他们去比他们赖以谋生的技能呢？虽然很多人都知道爱因斯坦，但极少有人知道他做了什么；虽然没有那么多人知道斯密，但是他们每天都在实践着斯密的理念。当鲁滨逊一个人在岛上的时候，他需要一个物理学家；但是当星期五来到的时候，他需要的就是一个经济学家了。无论是关于劳动的供给，还是跨文化交流，又或者宗教的感化作用，或者是奴隶制，经济学家都有话要说，有话可说。我们不能指望两个人互相围绕，高速旋转，最后坍缩成一点，来简化计算；也不能指望两个电子激发出爱的火花（即使是电火花也不行），进而探究社会的奥秘。一者描摹自然，一者世俗智慧，难以比较，也难以沟通（关于两者的沟通和区别，Penrose曾经很大胆地假设可以消解。不过他过于乐观了，假设人可以相当程度地理解人可以导出很麻烦的哲学问题）。
    似乎应该解释世俗智慧这个名词究竟指的是什么。半开玩笑地，我想把它解释成：Schelling所论述的内容。这个词也没有办法严肃地定义（如果不愿意引入一堆诘屈聱牙的哲学名词，不过即使引入了似乎也没有多大帮助），但可以给一些描述。这个词常常指的是能够解释生活中的因果关系，或者能够说服别人相信，你所说的就是实际的因果关系（似乎经济学院和商学院的主要分工也在这里？）。当我们看到非常复杂的经济学理论的时候，第一反应应该是这究竟对应着生活中的什么现象，比如次优价格拍卖对应着野兽争斗求偶，序贯博弈均衡对应着动物精神，等等。一般而言，主流杂志上的经济学论文，都会在文章中直截了当地叙述它究竟对应着什么样的故事。大致看看现在顶级刊物待刊出的论文，能够让我们有更加明确的印象（虽然这已经晚了一到两年，但如果我们观察NBER，MPRA，Econstor这些网站，情况不会差太多）。最应该谈论的应该就是Raj Chetty的三篇论文。前两篇已经发表在AER8月号，主旨是关于教师的评价问题的，总的来说就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教师对学生究竟有什么影响？对分数有什么影响？对上大学的几率有什么影响？对未来的收入有什么影响？对未来家庭的稳定程度有什么影响？如果其中几项的回答是是，那么，这些选项之间相关吗？平常人最关注的问题（具体的关注程度大小，可以用北京教育改革后的学区房价格上涨速度做一个估算？），用最严肃的办法，给最认真的解答，答案是，影响很大，而且后几项很显著。同类型的还有Heckman在2010年刊出的另一篇论文，探讨教育的时间替代性（另一个替代的说法是，为什么初中记忆力那么好，而现在看过就忘），发现早教的价值很高。这同样也是生活中的因果问题，而之所以没有出现关于胎教的文章估计是因为其它学科的学者早已做过了。Behrman等学者即将刊出的论文同样是讨论教育的效果的，不过他们考虑的是给教师和学生的激励能够为教育带来什么效果。Chetty的第三篇论文同样是基于教育项目得到的数据，利用父母的收入和子女的收入来估计社会流动性。这个的意义同样不需要解释了，这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刊出了一篇同一话题文章）。Drott在QJE即将刊出的文章则考虑了媒体在暴乱和屠杀中的作用，采用的实证材料是乌干达大屠杀，发现媒体确实在屠杀的蔓延和恶化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里的媒体包括范围很广，尤其是喇叭和广播）。关于媒体的论文还有很多，仅今年，我们就看到了实证媒体和选举，媒体和商品价格的实证的一系列文章。同样是一类生活的问题，经济学家给出一个在数据基础上可信的答案。而关于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就更多了。Rehavi和Starr，Alesina，Alberto和Ferrara分别就各自有一篇待刊出的文章，检验司法系统中存在的种族歧视。Hjort即将刊出的文章则通过在坦桑尼亚进行的一次实验，向我们揭示了种族歧视可能为经济效率带来的影响（与抵制日货类似的行为，在中国进行一次类似的实验想必会十分有意思）。Flory则通过一个自然实验，考虑了竞争性市场上女性劳动力的不利处境。则这类文章还有更多。这里只列举了三类，但顶级刊物的论文中还有更多有趣的题材，比如婚姻市场上双方喜爱的特征（来自Dupuy和Galichon），公司名字与公司服务质量的相关性（名字带A的公司更容易被投诉吗？来自McDevitt），实际市场中价格和产品的错配（来自Rhodes）；产品价格高低的地理分布（来自Handbury，开个玩笑，也许这个研究仅仅通过采访大妈就可以完成）；移民的死亡率（来自Black等），等等。其它比较无趣的实证文章就更多了（比如关于信用卡违约、企业员工的岗位分配、钢铁业的发展，等等），不再列举。即使是所谓的纯理论文章，常常也是以一个有趣的故事开篇，而整个模型的结构和结论都是相当生活化的，有时候还伴有一点点实证。比如考虑组别间经济发展不均衡与种族冲突的模型（来自Banerjee等；类似于邻居比自己富有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的情况）；传达信息的时候安排信息的顺序模型（来自Ely，Frankel和Kamenica；道理类似于求婚的时候Roseonly和戒指要最后出现，而侦探小说主角千万不能提前上场）；集体的智慧（来自Kremer等；直觉类似于面对未知，一群人往往比一个人能够取得更好的结果，参见中国男足不停地输球）等等。当然存在纯粹技术性的文章，然而，我们看到的多数文章，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我们不知道经济学的未来会怎么样，但是从过去和现在看，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一直以来都很受欢迎。在古罗马和古希腊的年代，经济学就是家政学，经济学家就是Xenephon，Gato这些人，经济学书籍是畅销书，而经济学理论则关乎怎么管理奴隶，怎么治理农场，怎么施肥。也许我们把今天的经济学理解成一个大家庭的家政学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不能否认研究经济学需要数学的，有时候是物理学的知识，毕竟模型的建立，约束的确定，计量方程的推导，计算，稳健性。每一步都离不开数学技术。然而，这只是确定了一个下限，上限则取决于智慧和故事。计量论文中最惊艳的一点常常是工具变量的选择，这基本上完全取决于阅历和见识。而Greif关于马格里布商帮和威尼斯执政官的阐述，恐怕也没有模型可以取代。尽管这样的口号当然不是严谨的，而且有心灵鸡汤的嫌疑，但是，我们可以说，两种方法并不矛盾，一个关乎基础，一个关乎升华。如果把两种方法比喻成两条路的话，我们可以想象技术是方法的影子。最后的成果固然与方法有关，但原型则由故事和智慧确定（结合洞穴和烛火的例子理解也许会更好一点）。经济学，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本质上都是有趣的，并不阴沉。当大家传播关于经济学家的笑话的时候，恰好说明了人们认为经济学家对生活的看法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