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走向穷途的《大公报》
在多数中共干部的观念里，《大公报》这块牌子被摘掉被埋葬是理所当然的，只不过就是一个时间问题。
自1958年以后，常芝青越来越多地直接与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相关部委，包括与国务院相关办公室，以及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进行联系，王芸生以往体现在民营《大公报》业务方面的那种特殊的“通天”的作用，完全用不着了。因此，常芝青一方面固然还在继续向中央表态，说明自己“对于王芸生，依然采取争取、团结、改造的方针”；一方面却早就在委婉地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见，认为王芸生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他在1958年5月给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就曲折地表达过这种意见。他写道：“对他的社会影响固然应当有适当的估计”，“他本人可能认为党大概低估了他的能力而难被重用”，“但对他在办好这张报纸上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在我们看来）则是很有限度的”。
就像王芸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做检讨时讲的那样，他建国后一切忍耐、妥协和顺从，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希望至少能够保住“大公报”这块牌子。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对这张报纸充满感情，对报社前辈和同仁有一份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张历史悠久、影响巨大的报纸，是他一切社会政治地位的资本和全部事业的基础。然而，两报合并，改为财经报纸之后，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报纸完全国营并且党报化，王芸生早先的一切想法都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他与现在这张报纸也已经没有多少关系，即使在纯粹的业务上，他也没有多少作用可起。查1958年到1966年王芸生频频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职务头衔，除了 1965年1月3日关于政协四届首次会议的报道中被冠以过“《大公报》社社长”这一职务头衔外，其他将近212次报道都被冠以政策常委、新协副主席、无党派民主人士，抑或各团体负责人之类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王芸生自然不会，也不可能再去想要保护“大公报”这块牌子了。
从常芝青的角度看问题，不仅王芸生对报社来说是多余的，“大公报”这块牌子更是多余的。因为，不仅就财经党报来说旧《大公报》的名声、影响毫无价值，而且它还会成为完成党交给的宣传任务的一个很大的障碍。这是因为，常芝青清楚地注意到基层党的干部对旧《大公报》，包括建国后到反右期间作为私营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大公报》，有着无法抹去的消极印象。因此，他曾再三向中央曲折地表达过想要废弃“大公报”这块旧牌子的想法。他多次提出：“旧大公报的传统及其影响（也就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作风的影响）……‘阴魂不散’”的问题，强调改造《大公报》的困难，说明利用《大公报》这块资产阶级报纸的老牌子办党的事业阻力重重的情况。
1058年7月，报社党组为发行事致信全国各地县委第一书记，解释说明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也是试图让这些基层党的领导人明白，旧的《大公报》已经成为过去了。虽然以前的《大公报》一直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建国后1957年又一度成为右派分子企图夺取的新闻界的主要阵地之一，但在中央委派现任党组书记常芝青同志担任副社长兼代总编辑，改组了报社党组之后，现在已经“从一张公私合营的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改变成为一张国家财经机关报”。经过一年来的努力，在党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第五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报纸在财经工作的宣传报道上有了显著的进步和提高，希望他们有所了解。
而他们看到的问题，每每都和《大公报》这块旧牌子的坏影响有关。1958年10月初，报社党组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发行情况时，集中抱怨的一个话题，还是《大公报》这块牌子不好。说：虽然“大公报已成为国家的也就是党的财经机关报了，省级领导机关对大公报的性质是了解的，但是越往下越不明了。特别是本报发行基础薄弱的地区和边远地区，仍然把它看做是资产阶级报纸”。如甘肃有些县委同志，竟把报社赠送给县委第一书记的报纸，“当做秘密文件，不准别人看”。
常芝青本人甚至也曾直截了当地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过“大公报”这块牌子的问题。他认为，中央过去一直希望能够改造利用它来做党的财经宣传工具，是得不偿失的。他明确讲：我认为，“像大公报这样一个老报纸，解放以后把它保存下来，对它采取利用、改造的方针，在整风反右派斗争之前，把它作为在党的领导之下（并且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发展不断地加强着党的领导）的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有害于进一步运用与发挥这张报纸的作用，也不利于对它进行彻底改造。这一点，我到职不久就有深切的感受。在整风的整个过程中，越来越证明的确是这样”。
常芝青在1958年年终所做报告中甚至对红旗是不是已经插在了这个旧《大公报》上，也开始发出了严重质疑。用他的话来讲，旧《大公报》人还在，机构还在，要把红旗真正插上《大公报》就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在干部思想上只是基本上划清了和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地主阶级的界线。但是，烙有旧大公报办报路线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仍是恋恋不散”。故“从内部政治思想状况来说，它还没有完全具备办一张名副其实的国家机关报的条件”，旧《大公报》的阴魂还在，动不动就会死灰复燃。
他总结旧《大公报》的阴魂有五点，即：
（1）“旧大公报标榜的不党不卖，中间路线和文人办报、才子办报专家办报以至同人办报等办报思想，解放后，在新的政治思想条件下变为配合党的客卿办报思想。”
（2）“旧大公报哗众取宠的作风和文风，解放后变成为片面强调文字和编排技巧，进而强调大公报应该生活——琴棋书画，反映富有人情味的新闻。”
（3）“旧大公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风，表现为和党的离心状态，在右派进攻时变为排斥党的领导，强调独立思想。记者要求‘满天飞’，要求报社只发路费，别干涉行动。”
（4）“旧大公报的专家办报和才子办报的路线，解放后变形为依靠几个所谓‘高力干’（高级的得力的干部）办报，不依靠群众，轻视群众工作……千方百计地恢复旧大公报的老才人（即所谓专家）的关系。”
（5）“在旧大公报办报路线的影响下，在构成人员的思想中牢固地形成‘个人奋斗，有本事要一套’的追求个人名位、自由竞争的人生观。”
一直到1961年，常芝青都承认，自己对《大公报》的过去“不甚了了”，从“没有做过系统的调差研究”。但他强调“不甚了了”，目的在于说明，他来报社三年时间，中心只解决了报纸的政治方向问题。由于旧《大公报》遗留下来的种种遗毒和负面影响，具体如何办好这张报纸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
严格地说，尽管MZD个人一直认为“大公报”这块老牌子应该保存下去，至少可以成为印证新中国能够改造一切旧事物的重要凭据，然而在多数中共干部的观念里，《大公报》这块牌子被摘掉被埋葬是理所当然的，只不过就是一个时间问题。让人意想不到的只是，从政治上给《大公报》盖上最后一块墓砖的，不是别人，正是1949年以后曾经在兹念兹地想要保住这块老牌子的王芸生。
（www.earm.cn/田成杰/2014-9-23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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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杨奎松/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本文改编自该书第二章《王芸生与1949年以后的<</SPAN>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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