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王芸生埋葬《大公报》
从政治上给《大公报》盖上最后一块墓砖的，不是别人，正是1949年以后曾经在兹念兹地想要保住这块老牌子的王芸生。
真正的《大公报》，早在王芸生发表那篇“新生宣言”之后，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严格地说，尽管MZD个人一直认为“大公报”这块老牌子应该保存下去，至少可以成为印证新中国能够改造一切旧事物的重要凭据，然而在多数中共干部的观念里，《大公报》这块牌子被摘掉被埋葬是理所当然的，只不过就是一个时间问题。让人意想不到的只是，从政治上给《大公报》盖上最后一块墓砖的，不是别人，正是1949年以后曾经在兹念兹地想要保住这块老牌子的王芸生。
1960年，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全国政协专门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要求六十岁以上的政协委员及其他知名人士，把对旧中国方方面面的“亲历、亲见、亲闻”记录下来。据此，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开始广泛约稿，并创办了《文史资料选辑》这一连续出版物，发表这类回忆文章。王芸生是全国政协常委，曹谷冰是全国政协委员，把旧中国享誉中外的《大公报》历史记述下来，责无旁贷。只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王芸生当年下决心全面交代、介绍旧《大公报》的历史，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也是想要从政治上彻底与这张旧报纸划清界限。因此，全面批判否定旧大公报历史的原则，从一开始就确定下来了。
因为方针确定，以往历次批判的基调都很清楚，故1960年当年，两人就利用工作之余很顺利地完成了《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一篇，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上。
这一篇主要讲的是满族旗人英敛之在戊戌变法之后创办《大公报》的经过。文章的写法自然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观念入手，对人对事无不穿靴戴帽，对英敛之和初创阶段的《大公报》的定性更是上纲上线。但文章在详细介绍英敛之如何“保皇立宪”，如何依靠天主教，如何替帝国主义讲话，如何先亲法后亲日，坚持“崇洋仰华”等等外，也还多少肯定《大公报》从1902年创办，到1925年关张，“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一些进步意识”。
写1925年以后的大公报史，则费了不少时间。这是因为，这段时间里两人几乎都是亲历者，如何在评判否定的同时，把自己的亲历亲见和个人作用影响说得恰到好处，是一件极费心思的事情。因此，这段历史讨论、撰写花了将近两年时间。直到1962年，才终于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至二十八辑上把文章发表了出来，题目叫《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和王芸生1949年6月发表的《大公报新生宣言》中的观点相比，此文大量增加了谴责、批判新记《大公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这三位创办人的内容，并对旧《大公报》的思想言论作了“比较系统的清算”。
文章的一个最大特色，是将自己的引路人和新记《大公报》的三位开拓者，做了多少有些妖魔化的描述。其中吴鼎昌被抹得最黑，说他靠两任造币厂厂长和财政次长期间，通过向日本购铜得回佣，印币偷工减料，以及贪污贿款发了财，投资买下了《大公报》的；说他一辈子到处钻营，都是为了做官，经常见风使舵，“搔首弄姿，插标卖身”，“惯作幕后勾当，用尽聪明手段，以求名利双收，到头来却以战争罪犯结束了他一生的做官生涯”。对胡政之多少留有余地，只说他“是个文化商人”，用人、办报很有一套。但战后从蒋介石手里拿了二十万美元，就卖身投靠了蒋介石，最后灰溜溜地死在香港。对张季鸾虽肯定其抗战期间“总的方向是主张联苏抗日的”，但强调他因为“是典型的带封建性的资产阶级旧式才子文人”，政治立场上基本上是反苏反共的，因此在抗战爆发后“俨然成了蒋介石幕中的谋士”，并且参加了蒋介石对日谋和的秘密活动。
文章沿着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对《大公报》各个时期的思想言论进行了梳理he“清算”，用了大量篇幅。它首先批判新记《大公报》1926年重新续刊时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没有哪条真正做到过。继而历数其自1926年续刊后“反对革命”、“迎接叛变”、“坚决反苏”的表现，说它从一度摇摆，到1930年代全面倒向蒋介石，在各个重大历史事件关头几乎都站在蒋一边，直到最后形成了以拥护蒋介石为原则的“国家中心”论。
文章总的评价是：“大公报始终维持着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面貌，它在中上层社会中曾有一定影响，即由于此。但是，历史上所有改良主义者在实质上无不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帮闲甚至帮凶。在过去二十几年的人民革命浪潮中，大公报虽然不断若隐若现地表露着某些进步的姿态，而细加分析，在每个大阶段，它基本上都站在反动方面。”它之如此，“吴胡张三人的经济本质，决定了这个报的性质，这是总根。它属于大资产阶级，必然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在这个历史时期，一张中国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性的报纸，同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蒋介石搭上关系，乃是逻辑的必然。一般人说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是政学系机关报，其实它已超过了这种境界，而是直接为蒋介石的利益服务的了”。
如此洋洋洒洒、全面而系统的一篇旧《大公报》评判书，更加彻底地否定了在新政权下继续利用“大公报”这块老牌子的价值。事情很清楚，如果旧的《大公报》本质上是如此反动，联系的对象也都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基础的话，这个基础在这个时候早已不复存在了。MZD以及中共中央意图利用“大公报”这块老牌子来联系这批人物，宣传和传递党的统战政策，也就毫无必要了。
据说，王芸生临去世前曾经对自己这篇“自我讨伐”式的文章，参与到对旧《大公报》，特别是对当年创办该报、提携自己的吴、胡、张三人的政治围剿中来，“万分悔恨”。无论此说确否，他和曹谷冰对旧《大公报》所做的盖棺之论，毫无疑问成了压倒《大公报》这峰病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1966年“文革”突然爆发时，《大公报》这个旧报名马上就受到了造反派们的强烈指责。王芸生、曹谷冰的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几年后众多激进年轻人要求彻底废弃“大公报”三个字的政治依据。
1966年9月10日，即“文革”爆发三个月后，《大公报》被迫宣告停刊。后改名为《前进报》继续出版。然而，由于在那个革命的年代，财经专业报纸也变得毫无用处，故改了名的《前进报》也难以维持下去。这一年12月31日，《前进报》也宣告停刊了。
说到底，“大公报”这块牌子能留到“文革”才被砸掉，纯粹是因为MZD个人对这张与中共革命曾经息息相关的旧报纸存有某种好感，和王芸生在1949年以后能够自觉自愿地进行思想改造，始终坚持拥护GCD。只不过，真正的《大公报》，早在王芸生发表那篇“新生宣言”之后，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www.earm.cn/田成杰/2014-10-5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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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杨奎松/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本文改编自该书第二章《王芸生与1949年以后的<</SPAN>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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