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天津《大公报》揭旗“革命”
天津《大公报》突然揭旗造反，改换门庭，对各地大公报人的刺激已经无以复加；而它如此上纲上线地把《大公报》钉上“反动报纸”的耻辱柱，这对刚刚掉转枪口准备向国民党开战的大公报多数同人而言，就更是如五雷轰顶般，足以让人感到天昏地暗了。
《大公报》，自1930年代以来，在中国开设的报馆数、发行量、言论影响及其在政治和社会中的声望，都称得上是中国报刊界的“龙头老大”。它甚至还是中国唯一在国际上得到过密苏里新闻奖的一份报纸。和那些在中共新政权建立之后注定要被关闭的，有着国民党官方背景的报纸不同，始终以私营和中立为标榜的《大公报》照理应当能够搭上中共统战政策之车，跨进新中国的那道门槛。但是，实际上的情况却并不那样简单，《大公报》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
1948年初夏，国共战争已进入最后关头，中共军事上气势如虹，节节胜利，国民党眼看大势已去。各民主党派及社会名流纷纷开始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准备参加新政协，共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代理宣传部长的恽逸群却突然推出《蒋党内幕》一书，在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种种丑陋内幕的同时，专门把《大公报》挑出来痛加批判。书中把自视为立场中立的《大公报》定性为反动政学会的机关报，指责《大公报》一直明里暗里地帮助国民党蒋介石，维护其反动统治。文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就已经开始“与蒋介石合作”。到1933年，“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各院部会长以下到者数百人，首席的主客却是《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蒋介石对他推崇备至，与席者大有‘韩信拜将，一军皆惊’之慨”。张季鸾从此成为蒋的顾问，可以不待预约通报，直接见蒋。《大公报》也投桃报李，“小骂大帮忙”，“表面上使读者觉得它颇为公正，并不偏袒蒋政府，实际上则偏袒得最有力，最有效果”。在各种关键的历史时刻，它都巧妙地站出来给蒋介石帮忙。《大公报》也因此“成为蒋介石每天唯一阅读的报纸”，并因此可以从国民党那里得到种种其他报纸所得不到的好处。它“不直接拿国民党的津贴，但比接受津贴的报纸要多得实惠数百倍以至千倍”。仅日本投降前经特批按最低官价二十元法币兑换一美元的标准从财政部获得二十万美元的外汇一项，在当时美元市价要三千元法币兑换一美元的情况下，《大公报》就等于是把四百万元法币一下子变成了六亿元。“其所得超过一千个职员全年的薪金，比《大公报》全年的开支要大几倍。”
《大公报》这时的总编辑王芸生心里非常清楚，恽逸群如此痛恨《大公报》，根本上是因为《大公报》给人印象，这些年来和蒋介石走得过近，得到过太多好处，在立场和言论上不能不处处替事实上的中央政府着想。《大公报》为此甚至常常和其他私营报纸唱反调，以至于国民党几度查封报刊，它却都能稳坐钓鱼台。
不仅如此，《大公报》还因为想要维护中央政府的地位与权威，不止一次得罪过共产党。尤其是1940年代以来，围绕着国共之间的纷争，无论是张季鸾，还是王芸生主笔时代，《大公报》都曾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上，直接或间接地批评过中共，甚至在蒋介石或国民党有关机构授意下写文章帮当局说话。1945年抗战结束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之际，王芸生不仅当面劝告毛泽东，万不可脱离中央政府，“另起炉灶”，甚至还隐讳地批评过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词中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来比量，有明显的帝王思想。如今斗转星移，共产党即将统治中国，恽逸群的小册子明显的是代表中共给《大公报》做了政治定性。而把《大公报》与国民党蒋介石视为同类，事实上无异于在政治上宣布了《大公报》的死刑。
王芸生贫苦出身，不善于交际，又没有上过学，虽有相当才气，却也十分内向、敏感且自尊、自傲。他能够在《大公报》取得如此地位与名望，十分不易，自然会把《大公报》看成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本。而且《大公报》自 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起，至1948年秋，总共已发行16200号，除1926年1—8月暂时停刊外，连续刊行已历时46年之久。它能赢得海内外盛名，是经过两代报人，尤其是经过胡政之、张季鸾等艰苦创业打拼的。传到自己手里，不能增光，眼看还要毁掉，王芸生精神上和心理上压力之大，情感上之难以接受，可想而知。
据身为《大公报》社评委员，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李纯青回忆，王芸生这段时间完全是一副病态，魂不守舍，整日里长吁短叹，有时甚至连话都说不完整了。他总是一会儿自言自语，说：“国民党完了！”一会儿又唉声叹气地冒出一句，说：“没有出路了！”无论李纯青怎么劝解，包括委婉提示他投向中共，他听了都只是摇头。他早已没了自信，不相信共产党会接受他，故再三表示：“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
在1948年的这段时间里，中共中央虽然已经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筹组联合政府的呼吁，并且在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要准备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的问题，但由于这个时候中共中央还没有估计到国民党在军事上会垮得那么快，因此，它还没有做好进入大城市和全面接收、重建新闻报刊行业的准备。恽逸群和李纯青的工作步调显然并不十分协调。这边恽逸群公开宣判了《大公报》的死刑，那边李纯青，以及另一位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大公报》女记者，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杨刚，却在上海地下党的部署下尽可能多地动员社会贤达都北上到中共的解放区去参加政协。这也包括做《大公报》主编王芸生的动员工作和秘密安排他先南下香港。正是他们在10月底告诉王芸生称，是毛泽东点名邀请王芸生北上的，并许诺在新政权下《大公报》可以做到“沪、津、渝、港四馆不易名、不换人，照原样出版”。不难想象，能够得到这样的消息，王芸生自然喜出望外。他很快即表态称：“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随后，他马上与李纯青等秘密布置，自己也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公开说是去台湾游览，实际则悄然南下，前往香港，准备由香港北上中共解放区了。
就在王芸生抵达香港，与中共香港党组织接洽好，准备登船北上之际，中共中央对《大公报》的态度却因为形势估计的变化而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1948年11月，随着山东济南战役和辽沈战役很快取得胜利，毛泽东开始着手组织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准备一举解决国民党在华北的全部主力。中共中央也因此对胜利到来的时间有了新的估计。毛泽东通知全党负责同志：“我全军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改变了敌我形势。”“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
一年左右要全面夺取全国政权，这意味着中共必须要马上着手准备进入和接管大城市。鉴于新闻报刊必须严格管控，但又需要顾及统一战线和将要建立联合政府的现实，中共中央于11月8日和26日先后发布了相关的指示。说明：“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能采取对待生产事业那样的保护和扶持的政策。它同时又要求各占领机关对大中城市中存在的对城市人民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必须区别情况，“凡属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系统下的各机关、各反动党派（如国民党各个反动派系、青年党、民社党等）及反动军队的各级组织所出版及发行的”，包括“有明显而确实的反动政治背景，又曾进行系统的反动宣传”的私人经营的报刊与通讯社，如天津的《益世报》，“连同其一切设备与资财，应一律予以接收，并不得再以原名复刊或发稿”。但凡属进步的，或中间性的报刊和通讯社，包括新发行的报纸刊物，向政府登记并取得批准后，允许出版。“凡属……应予没收之反动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应由军事管理委员会或市政府审查取得确实证据后，正式决议没收之，证据尚不充足或有疑问者，则提交法庭加以调查审讯后判决之，军管会及市政府在作出上述决议前，须向上级请示，并取得上级批准。如属全国性的报纸、通讯社，并须请示中央批准。”
为了迅速了解全国各大报刊的情况，制定相应的接收和管控方案，中共中央这时紧急召集了杨刚、宦乡等在新闻界工作的中共党员，到中共中央当时所在的河北平山西柏坡村，向他们了解相关情况，并讨论研究处置办法。讨论结果，不仅认定《大公报》有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背景，而且肯定了恽逸群对《大公报》的政治定性，故中共中央已初步决定“不让其继续出版”。考虑到各大城市中，除可以利用没收接管的办法，将国民党背景的报纸直接接收过来作为本地党报出版以外，讨论还明确了各地均应切实保证本地要有一党外民主报纸配合党报工作的方针。
就在杨刚等人来到西柏坡后不久，平津战役打响了。很快，1949年1月14日中共军队就成功攻占了天津城。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进城伊始，并不请示中央，就明令天津原有各报馆，不得出报出刊。对此，中共中央马上于17、18日连续去电纠正。指示称：“对旧有报刊处置，一般不必采取发布命令方式”，且“你们命令一切报纸一律停刊的方法不合中央去年十一月八日的指示。该指示第一条即说明，应按报纸性质属于进步、中间、反动等类采取分别对待办法，即令某一城市在事实上只有反动报纸，我们的方法亦不应是不宣布理由而命令一切原有报纸一律停刊”。“天津、北平为全国观瞻所系，凡带有政策性的决定，除中央已有具体规定者外，你们必须事先请示，并将具体情况及你们的意见随时电告中央及总前委、华北局，至要。”
对天津的各报纸刊物，中共中央提出的处理办法是，“可采取拖的办法，既不给予合法地位，亦不忙于封闭，而令其报告并从旁调查，待查明后再行决定”。由于中共中央这时最熟悉的就是天津《新星报》、《益世报》、《大公报》这三大报纸，因此它给出的办法是：“新星是李宗仁的报，应即实行封闭，只要证据充足，即应实行没收。益世是天主教的报，常常公开表示反共，应首先以其反共反人民停止其出版，但勿牵涉到宗教问题……不要没收其财产，因该报在国内有相当地位，言论尚非极端反动，其财产有限，不必因此给中外天主教一个反共的借口。”对于《大公报》，因为周恩来很清楚天津大公报馆内部地下党员人数多，且多为其南方局旧部，故明确指示对《大公报》可“从内部革命，加入外力，利用其原有资财、班底，发表宣言，改换名称，组成进步分子的报纸，使平津解放后除党报外有一党外的民主报纸配合”。
不过，由于中共中央这时对天津总的报刊情况调查尚不深入，包括对《新星报》的切实背景亦不是十分清楚，故当天津市委说明《益世报》已经没收，询问对其他各报策略时，它又不得不去电说明：“对《新星报》应搜集其确系国民党李宗仁机关报的证据宣告没收，如有疑点再向中央请示。”“对《益世报》虽已没收，亦须搜集罪证，以备宣布理由。”唯对《大公报》，中共中央坚持原先部署，并任命杨刚负责领导改组天津《大公报》为进步的“民主报纸”的工作。它在19日的指示中明确要求天津方面应在表面上显示和缓，用以稳定天津大公报馆的人心，暗中“经过其内部人员设法使其资财不致逃匿，以待杨刚等前来由该报内部解决，实行革命”。
............受字数限制，全文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7f74b50102uzj5.html
（www.earm.cn/田成杰/2014-8-11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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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杨奎松/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本文改编自该书第二章《王芸生与1949年以后的〈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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