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毕竟是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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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2014-07-09

　　　　　　书摘：毕竟是书生

　　无论是和西方知识分子独立于ZF体制的批判精神比，还是与俄国知识分子同ZF对立的反抗精神比，中国的知识分子都特别不像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来说，用中国传统的“士”的概念来理解，会更准确一点。

　　一

　　研究中共建国史，不能不碰触到知识分子的问题。今天谈及这个问题时，各方面比较一致的说法是，1950年代经过“思想改造”和“整风反右”两场政治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即“集体失语”，“丧失了独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如果说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还生产出了一些具有个性的传世之作，那么，1949年以后连个人专业范围内的这种创造性都不见了。这也是为什么后人反思、批判的著作会层出不穷，有些是痛心疾首，反思自省，多方探讨造成这一悲剧性现象的各种原因；有些则痛加针砭，如有著作就直言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要么“浅薄短视”、“褊狭”、“叛卖”，要么“看风驶船”、落井下石，根本就是“丢失自我的阉人”、“权力的仆从”、“文化知识的商贩”云云，笔下毫不留情。

　　许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当年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软弱？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不知道多少人写了多少文章，出了多少书，从什么角度得出的解读都有。但是，大家的讨论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始终没有取得共识，那就是：中国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知识分子”吗？

　　何谓知识分子？迄今为止中外学界还是歧见纷呈的情况，而无论哪种情况，都会让我们解答上面的问题变得很困扰。简言之，一些人说：“受过高等教育（大学、大专）以及具有同等学力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如果我们同意这种说法，那么，说什么当年知识分子失语也好，软弱也好，这个判断本身就不存在。因为按这个标准，不仅毛泽东以及中共大批干部均是知识分子，就是众多五六十年代培养的所谓“工农知识分子”，也都在此范围内。他们何尝失过语或软弱过呢？有些人说，所谓知识分子，必须是西方学者定义的那种不受ZF体制约束，具有“批判精神”并勇于追求真理的独立文化人。那么，我们今天说的那个“集体失语”的大多数，以前也从没有发出过自己独立的、批判的声音，因此他们原本也无语可失。如果我们把这个群体仅仅局限在民国年间极少数活跃在公共空间的教授、学者、报人的范围，那么，他们中相当多数已经离开了大陆，并未失语；留下的多半也不是失语，而是思想观念得到了改造，发生了变化，再也讲不出批判性的语言来了。邵燕祥对那种片面指责中国知识分子太少骨气的说法有过一种辩解，他举例说：“现在也有人问，为什么少数几个日本兵就能枪杀一大批中国人，说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抗。我以为，这涉及一个人类历史性的话题：当某一个体或群体面对强权或强大暴力，该采取什么态度。”

　　对于邵燕祥的这种辩解，相信许多人不见得同意，因为读一下当年人留下的日记，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那个时候的人有几个真的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呢？不过，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我对于这种问题想到的最多的一点，还不是那个我们大家期待的具有启示性的终极答案，而是深深的疑惑：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定位是否恰当，以至于忘了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人了？我在研究这类历史时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换了是我，我就一定会做得比他们好吗？或者换一个角度问：如果再过几十年需要别人来评判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能够保证我们今天的言行不会受到后来者的批评指责吗？

　　事后诸葛亮是最容易做的。因为一切是非对错今天都已经了然于胸，如果我们再把那些很容易看出问题的事情集中起来，批评起来就更是一件无须费力的事情了。但是，不要忘了，第一，不同时代及不同环境下会生成不同的知识范围，甚至是价值准则。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些知识分子，是当年生活在一种近似于奥威尔笔下那个温斯顿·史密斯生活工作的极其封闭的环境里，他们对于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大家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东西，听一样的广播，看一样的报纸，自己维持着最低水平的消费，像机器一样每天高速运转，仅有的下班和业余时间还要开会讨论如何清除头脑中贪图享乐的私心杂念，以及如何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的问题。生活在如此环境当中的人怎么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认识问题和思考问题呢？第二，即使今天的人，也同样存在知识范围、认知能力、价值观念、情感立场等等的不同。今人尚且常常因此观点各异，看人看事往往无法一致，我们又如何能够拿我们一己的观念看法武断地去评判，甚至于斥责那些生活在过去时代，差异更大的人们的言行呢？且是人就有弱点和短处，以我之长，量人之短，方法上也有失公正。

　　老实说，知识分子也是人，撇开什么学历或职业、专业之类的限定，从本质上看，所谓知识分子，不过就是一些以精神目标为毕生追求的读书人而已。往高了说，知识分子也不过就是些读书较多，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性思考能力，肯于公开表达自己思想的知识人。因为他们一样是人，因此他们一样有我们所有人都会有的弱点和问题。而且，越是天马行空般地生活在观念意识和精神世界里的知识人，也就越是容易缺乏良好处理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能力，个别人甚至可能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知识分子的特长主要是在他们各自擅长的知识领域的某个方面，精英知识分子的特长更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但是，即使在书斋里的冷静思考能够使他们变得极度敏感和睿智，有人足以成为时代思想的弄潮儿，当汹涌而来的政治大潮在强权的裹胁下吞没了周遭一切，普通人早已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的时候，人固有的弱点又如何不会同样地出现在他们的身上呢？无论是基于经世致用的幻想，还是基于普通人的情和欲，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大政治诱惑或政治压力，说知识分子就能够守持定力，以无我之心抗拒一切，谈何容易。

　　二

　　本书交稿时，恰好拿到金雁新出版的写俄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倒转“红轮”》一书。金书为我们对照探索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提供了一份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书中对俄国不同时代和不同阶层知识分子群体来龙去脉的说明，及对它们历史作用和影响的分析，不仅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了俄国革命的种种前因后果。

　　金书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知识分子在一个国家中的作用、影响和力量。虽然俄国革命的暴力、血腥、反智、专制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这样一场革命及其后果，却恰恰是俄国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从不同方向上合力促成的。

　　金书另一个让我深有感触的部分是，她具体研究了一左一右两个在俄国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的个案。她对那谜一样的俄罗斯大文豪高尔基与苏俄政权关系演变过程的解读，虽然受资料限制，不够解渴，但还是很容易让我们去联想和思考中国1949年以后有着类似地位的著名知识分子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存在。

　　我们肯定不能简单地拿俄国知识分子来与中国知识分子相类比。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极其明显的，与中国很不同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对此有过很具体的说明。他指出，俄国知识分子具有一切知识分子都可能会有的相同的弱点，比如无根基性，与日常生活相脱离，疯狂执着于社会改造思想，等等。但是，他提醒说，俄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极为重要的特色。那就是，这个群体从形成之日起，“便与牺牲、苦难、监狱和苦役相伴而行”，因此，它和ZF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它的反抗精神特别强。显然，这一时代烙印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了俄国革命的历史上。

　　无论是和西方知识分子独立于ZF体制的批判精神比，还是与俄国知识分子同ZF对立的反抗精神比，中国的知识分子都特别不像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非常同意金雁所说，中国知识分子深受传统科举制度的影响，有着根深蒂固的“入世情结”。也许，对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来说，用中国传统的“士”的概念来理解，会更准确一点。

　　在春秋战国，即存在着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等级，其位居庶民之上，卿大夫之下。为士之人，既以入世报国为目标，又须有很高的学问造诣和道德操守，即须“志于道”，并要能做到“从道不从君”。隋唐科举制度渐渐兴起之后，“学而优则仕”蔚然成风，士与卿大夫合二为一，ZF官员必须是饱读诗书经典的文化人，因而也就出现了所谓“士大夫”的称谓和阶层。但由于儒学经典要求为士为官者，须抱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使命感，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仍旧影响着所有想要登科及第的读书人。清末科举制中止后，“学而优则仕”表面上失去了固定的制度渠道，在实际上，一直到民国年间，各级ZF官员多数也还是有较高的学历背景要求。因此，士或士大夫这个阶层看似不存在了，凡读书之人的“入世”情结却仍旧十分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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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earm.cn/田成杰/2014-7-9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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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杨奎松/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本文为该书《前言》，标题为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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