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投降”的收获
这一节的原标题为《宣布“投降”的意外收获》：屈膝者当然会有“收获”，这其实一点也不“意外”！
天津《进步日报》发刊之时，王芸生恰在出发北上之际。他应该是在得知了天津《大公报》要改名的消息后上的船。按照李纯青的回忆，王芸生对天津《大公报》被改组并另立门户一事深感担心，不知道《大公报》其他各馆是否均会落得同样后果，因而曾要先行北上的李纯青“到北平力争存名”。他自己一路上也在考虑到解放区后如何争取阻止天津《大公报》改名的问题。从同船北上的叶圣陶、宋云彬和徐铸成等人的日记与回忆的情况看，王芸生这时的心态应该还比较平稳。但是，进到解放区后，他马上就感受到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王芸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做检查时讲过这段时间的思想感情。他说：他“刚到解放区的时候，是抗拒的”，因为在烟台一登陆就看到了《进步日报》，思想感情上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心里非常沮丧，知道阻止天津《大公报》改名来不及了。特别是读了《人民日报》 3月4日痛斥《大公报》一贯反动的文字后，过于敏感的他，甚至觉得同行的人立刻对他改变了态度，似乎看不起他了。3月19日到北平后，中共有关方面仍有意关闭《大公报》，对《大公报》的历史自然颇多谴责，王“因对大公报所负的责任，必须交代，更感到痛苦与抗拒”。他内心里自然愤愤不平，想：“既然叫我到解放区来，何必如此整我？”看到许多莫名其妙的人都被奉为贵宾，自己却受到这种待遇，更感到“岂有此理”。为此，他甚至气愤地向杨刚表示过“准备结束生命”的想法。
据王芸生说，他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才想通的。他因此告诉李纯青，自己对天津《大公报》改换门庭一事不再计较了。4月6日，在北平召开的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他已开始尝试着用革命和人民的观点来认识这一问题，强调一个新闻记者没有骑墙的可能，不是站在人民和革命一边，就是站在反人民反革命一边。这之后，他狠着心告诉李说：我们应该把大公报献给国家，献给人民。“我想通了，不要大公报这个名称了。我到解放区，是投诚来的。”
有了这种思想认识，王芸生很快就学着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检讨自己的文章，充满感慨地讲述了他此行所受到的思想震动，并检讨了自己过去的种种错误。他主动去了一趟天津，去见了过去的同人，不仅不问天津报馆财产归属等等问题，还主动把自己的这篇自我批判的文章交给《进步日报》来发表。
1949年4月10日，王芸生在《进步日报》上发表了这篇题为《我到解放区来》的文章。他一上来就强调了自己的贫苦出身，声称：“我是这一行中的唯一的一个北方人。我是在这黄土层中生长出来的。我睡过土炕，吃过馍馍，却难得想象到解放区如今这样的情形。”这真是“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所未曾有过的新事物”。
讲到中共的干部，他写道：“在人民ZF的政权下，ZF的工作人员都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这些工作人员，当然多数是知识分子，但是都已成为农民型的了。他们简单朴素，勤恳和气，没有丝毫的官架子和官僚气，他们是切切实实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中国一向是官世界，而解放区的ZF工作人员如此，这就是一个大革命。”
讲到农民和农村，他写道：“我们在一个农村住了两天，这对我们的收获可太大了。（这）是个只有二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党政军民水乳交融合在一起。”“从这个小村子，使我们了解了土改这把钥匙的重要。以土改为基础，彻底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势力的根基，解决了占全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生活，大大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更合理地改变了人与人间的关系。”农民们“极坦白朴素地说”：过去国民党在的时候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现在可不同了，经过了土改，全村的农民人人有地种了，人人有饭吃了，没有不劳而获的剥削者了，大家都满意了。
讲到共产党优待俘虏，他写道：“在华东解放区，我们有机会看到了解放军官团。团里的学员，都是俘虏来的国民党军官。其中有一百多名将军，更多的校官。他们过着人的生活，受着比解放军干部还优一级的待遇，人人都是黑黑胖胖的。听了几位上将和中将报告他们的学习生活，忏悔过去，策勉现在，都津津有味。至于下级的尉官，被俘后，经过极短期的政治教育，经过一番诉苦运动，大家抱头痛哭了一场，有了阶级的觉醒，立刻就参军上前线了。”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人民解放军政治教育的伟大”。
有鉴于此，他沉痛地检讨自己的历史，说：“我虽是出身于贫无立锥之地的苦孩子，且在五四之后投身过大革命的洪流，但基本上仍是走的旧知识分子的路，苦读勤修，出人头地。所谓‘出人头地’，就是在既成社会中向上爬。结果自己看看爬到反动的上层，沾染上浑身的小资产阶级的习气。在生活与意识上，脱离了人民大众。”因此，我虽然时时想做一个好记者，因为离开了人民大众的立场，即使有强烈的爱国心，也常常会被反动的统治阶级所利用。他接受了《进步日报》同人宣言的观点，也转而指责了《大公报》的反动性，说该报“既有官僚资本，主持人又甚接近反动的统治阶级，其基本的属性是反动的，实际上给反动的统治阶级起了掩护作用”。身为这样一个基本属性反动的报纸的总编辑，他的结论也很自然，那就是：“我这次到解放区来……乃是向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人民阵营来投降”的。为此，他决心要抛弃掉包括“娇生惯养养尊处优的旧习惯”和“从古老的圣经贤传到近代资本主义哲学”等知识分子的各种“大包袱”，“诚心诚意的归入新民主主义的人民阵营”，“一切重新学习，一切从头干起”。
据王芸生自己说，刚到北平时，因为范长江在进步记者会师会上提出，今天虽然是进步记者的会师，但仍应划清敌我界限。他曾当场表示：“我来解放区是投效而来！”当时的想法是“良臣择主而仕”，把自己视为诤臣策士。而写这篇文章时，则改了“投效”这两个字。为了要不要用“投降”两个字，他说自己曾“冥思苦想多天”，这是他“把自己前半生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作了一番认真思考，怀着痛苦的心情与过去决裂，才产生的真正回到人民队伍中来的真情实感”。也正是出于要与过去决裂的想法，王芸生破釜沉舟，不仅在中共解放区公开发表这一言论，而且同意把文章发送给香港的《大公报》，在海外也公开发表了这一言论。
王芸生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他的这篇言论及其将之公布于海外的做法，因为态度诚恳、转变彻底，竟然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重视。此文甚至和费孝通的检讨一起，被收入《自我批评实例》一书，成为“华侨学习”的必读物。如此一来，要不要取消《大公报》的问题就再度被提了出来。鉴于上海占领在即，要封闭的“反动”的中外报刊甚多，全面取消《大公报》又有碍中外观瞻，毛泽东和周恩来改变了原来对《大公报》的处理意见。4月底，周恩来当面告诉王芸生：“《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
王芸生是真心相信“见到了久已渴望的太阳”的，因而是从内心里想要获得“新生”，对《大公报》的未来充满了希望的。他满怀热情地宣布说：
“今后的大公报，已不是官僚资本的了，也不单是我们服务人员的，而确定是属于广大人民的。”
“今后大公报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的，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今后大公报的任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下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在工农阶级领导之下，努力争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向新民主主义靠拢，努力发展生产，从事经济建设。”
“今后的大公报，将特别着重于照顾进步知识分子及民族工商界的利益，并努力放映这两个阶级的意见，在毛泽东主席的旗帜下，大踏步走向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
投桃报李，王芸生的彻底“投降”不仅保住了他在中国舆坛上的地位，而且为他在新中国的政坛上赢得了一席之地。他以社长兼总编辑的身份继续执掌着上海《大公报》，同时有生以来首次进入政界，出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ZF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并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界正式代表、第一届政协委员。
（www.earm.cn/田成杰/2014-8-17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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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杨奎松/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本文改编自该书第二章《王芸生与1949年以后的〈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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