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科学”、“社会”的消亡



　　市民社会可以划定国家行动的边界，活跃而强大的市民社会，是自由、民主不可缺少的条件……



　　1949年，神州风雨起苍黄，这的确不是一般意义的政权更替而是社会的根本性变化。新的社会结构以国家所有制为核心，进行社会改造，这样，一切资源都为国家掌握。作为民间团体的中国科学社，自然也要被改造。1951年，已有三十五年历史的《科学》杂志停刊；1953年初，《科学画报》由上海市科普协会接办；1954年，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所有标本、仪器及工作人员分别移交、调往中科院有关研究所；1956年春，科学社的图书馆的全部图书、馆舍设备和购书基金交给国家；1956年秋，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的印刷厂合并于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编辑部合并到上海科技出版社，仪器部分则合并于上海量具工具制造厂；1959年，在“大跃进”“总路线”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中国科学社的所有房屋、图书、设备和八万余元的款项全部上交国家。这时，任鸿隽提出希望由中国科协再办《科学》杂志，不使其长期中断，但这个毫不过分的小小要求并没有得到实现……

　　历史表明，当所有资源都为国家掌握时，“社会”必然消失。这样，如果国家政策正确，一切都可顺利发展；而一旦国家决策失误，诸如发生“大跃进”、“文革”那样的混乱，则无任何其他因素可以纠正或减低种种损失。也就是说，当国家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时，社会可以作为另一种资源配置体制弥补国家的不足或失误。更重要的是，市民社会可以划定国家行动的边界，活跃而强大的市民社会，是自由、民主不可缺少的条件；社会与国家应是一种互相制衡又良性互动的关系，使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使国家真正繁荣稳定。“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作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标准的。”任鸿隽先生在近九十年前提出的这个标准，确是智者的真知灼见。

　　（www.earm.cn/田成杰 2016-2-4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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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插图版），雷颐/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本文摘编自《“社会”的意义——任鸿隽与中国科学社的启示》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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