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法律副教授兼研究员帕尔沃斯•埃莱夫塞里亚迪斯认为，以弱小邻邦利益受损为代价，德国成了欧元区政策最大的长期受益者。

  对欧元区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正在升温，但显然，德国的状况要远远好于其他邻国。如今的德国拥有低失业率、超低通胀、高贸易顺差和平衡的预算。相比之下，欧元区大部分成员国处境艰难，一些国家正经历灾难性的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德国ZF表示，其自身的成功与邻邦的失败没有任何关联，邻邦艰难的处境应归咎于决策欠佳。但是，即便政策失灵确实存在，德国的这一分析仍是错的。

    德国多年来奉行限薪政策，很多经济学家将此描述为竞争性贬值或“以邻为壑”政策。德国获得的竞争力可以立即转化为贸易顺差，因为商品、服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政策允许德国产品在整个欧盟地区自由迅速地流通。这些是欧盟法的基本自由条款，受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有力保护。若没有这些，德国政策一直以来不会如此成功。

    德国还受益于固定汇率：欧元的使用令德国与其他欧洲主要市场之间的货币保持固定汇率。这意味着出口繁荣不会被其自身货币升值所消减。如果德国一直在欧元区之外，货币升值会损害到德国的收益。但在欧元区内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德国从欧元区受益良多，而那些不那么成功的邻邦只能忙于招架。欧元区缺乏适用于其他货币联盟的财政自动稳定因素，即不同地区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比如失业和住房福利、共担型医疗保健成本等，以及银行风险和存款保险资金池。欧元区也缺乏美国享有的大规模州际劳动力迁移，这主要是由于语言和监管障碍的限制。欧元区的这些制度特点创造出了一个高度不公平的经济联盟，会令失败的后果被畸形放大。

    德国或许会这样回应：“活该，其他成员国应该预见到这样的状况。”欧元区所有成员都面临同样的竞争环境。所有成员都批准了相关的协议，表明它们认可这样的政策设计。所有成员都曾有机会进行调整的。然而，这种论调也是错的。

       不是每个成员国都有同样的机会进行调整。正如我日前在为《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 撰写的文章(《少数人治理不当：寡头如何毁了希腊》‘Misrule of the Few: How the Oligarchs Ruined Greece’)所讲的一样，加入欧盟并未改善弱小成员的经济体系。实际上可能使它们陷入了更糟的状况。

    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加入欧盟后开放了边境，将自身置于贸易、移民和金融的新浪潮冲击之下。与其他成员国竞争注定会带来“创造性破坏”，即那些不能进行国际化竞争、效率低下的企业将关门歇业。为了避免短期困境，这些外围经济体将获得大笔欧盟资金补偿。这些资金本应用于国内经济的重组。但事情发展完全出人意料。

    这些资金增强了资金管理者的实力。大多数欧盟外围经济体中缺乏强有力的行政机构，有的只是国内政治阶层。在制衡机制较差的小国中，这种影响是彻底的。这些资金就像是“天然的资源诅咒”。由于这些资金不是通过税收得来的，要求国内对其支出负责似乎是多此一举。

    欧元区一创立，这种状况就恶化了。随着欧洲央行（ECB）将视线转向他处，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不仅通过廉价易得的信贷创造出了资产泡沫（其他成员国也出现这种情况），还创建了受政治驱使的不透明银行体系。因此，廉价信贷阻碍了改革，并且损害了所有外围经济体的制度。

    欧元区成员国将这些资金用于无度的投资，使得任人唯亲更加有利可图，为政治腐败提供新的温床，强化了本已存在的等级制度。如果欧元区所有成员国都同样强大，如果它们都曾拥有出色且独立的银行监管机构、有力的司法体系和强大的内部问责机制，或许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但是，它们的确发生了。

    西班牙银行Bankia in Spain、爱尔兰银行Allied Irish in Ireland和希腊银行Proton in Greece的失败就是明证。特别是在希腊，欧盟准备救援，但希腊政治体系一直受一小撮寡头左右，他们非法占据电视频道25年。通过逃避有效的监管，为达到其自身目的而掌控新闻与评论，他们在政治和商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削弱了政治阶层的整体可信度。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拯救协议并没有触及他们的特权。

    在一些欧元区成员国中，欧元的主要作用就是导致了经济崩溃、不平等加剧和腐败泛滥。这并非孤立的国内经济失败的结果，而是造成外围经济体整体轰然失败的欧洲集体决策的产物。对于“更紧密联盟”的不懈追求使得欧盟机构忽视了这一联盟的质量问题。现在，是时候做出改变了。除非欧洲能够从欧元区深处消除这些不公平，否则危机不会结束。

   2014.10.24 财富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