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06日 13:47 来源于 财新网 张五常《经济解释》研讨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推动经济发展以后，初始条件和约束条件就慢慢缓解，引起下一轮在制度上的调整
  　今天讲的题目是关于中国经济制度发展和改革。所有获得成功发展的经济体，都是因为制度转型非常成功，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中国在过去35年，经济发展成功的核心，其实是制度的成功。当然，制度的改革是有顺序的。
　　在我们经济学的文献里面，通常有两种对制度改革的看法。第一种是Design-based，基本上认为制度需要设计，通过设计推动下一步的推行，来改变制度的结构。第二种是经验出发，所谓经验主义的制度改革的想法。这两种想法，实际上它们所依赖的理论依据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后一种看法是基于经验的制度改革的想法，其实更多的是考虑到信息的问题，比如说考虑到是不是有成熟的资本市场、法律系统如何、监管框架是不是有效等等。
　　我想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几年，如果我们加以总结的话。第一，我们制度的改革始终是符合增长和增长推动的经济发展，这个目标是非常清楚的。第二，我觉得中国在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去识别我们所面临的初始条件跟约束。所以再好的制度，如果不具备这个初始的条件，面临非常紧的约束，这种情况下这些制度是没办法运行的。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很多领域的改革里面体现得非常充分。
　　我们要去识别初始条件跟约束条件，我国在不同的阶段，有很多的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来取代所谓最佳实践的制度。之所以这样做，我相信是更多地考虑到了初始的约束条件。我这里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张五常先生一再讲到的两权分离的问题，即使用权跟最终所有权的分离，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的改革战略。比如说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都不是彻底的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化，更多的用承包的合同来解决经济过程当中的问题。在当时的约束条件下，这个变成了一个最佳的选择。再比如乡镇企业、地方融资平台，这些东西我们今天看它有很多的问题，可是在当时的约束条件之下，或许是最优的一种选择。那么这种选择在彼时的阶段和条件下，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
　　所以，我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的制度变化，事实上是可以用一种互动来加以描述。一方面，我们要识别初始条件跟约束条件；另一方面，如果有些最佳实践制度还不能完全可用，我们就用一些所谓可替代的过渡性的制度安排。那么这两个之间是互动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推动经济发展以后，初始条件和约束条件就慢慢地缓解了，缓解之后就会引起下一轮在制度上的调整。这个过程是在过去35年里面，始终让经济沿着市场发展方向往前走的重要原因。
　　然后我们再来看，比如说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当时的一些制度的改革、制度的选择，可能不符合最佳实践的这样一个标准，但是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在当时的约束条件之下的一个最优的选择。比如说土地，1994年以后实行的分税制，虽然解决了宏观经济的平稳问题，但地方ZF的公共资本开始受到严重约束，这个约束在之前是没有的。在新约束下，怎么样让地方ZF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持其公共基本开支的动力，同时又能够解决它的融资问题，而不会引起宏观经济的不稳呢？于是土地就开始成为在1994年以后地方ZF缓解融资约束的一个工具，因为土地是可以抵押的，所以土地借用总体上在扩大地方ZF的融资规模。当然它也是一种资本的投入，能够让在1994年以后的ZF经济有了超常发展。这在张五常的《经济解释》里面做了很好的解释。除了土地以外，地方融资平台在90年代的后期之所以成为地方ZF解决融资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当时的约束条件之下，地方ZF的财政状况并不好，在当时预算法的制约下不能直接向银行取贷，由此出现了地方融资平台，地方ZF开始通过办理自己的公司来借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融资平台在90年代后期相当一段时间里面，缓解了地方ZF的融资约束，为后面的经济发展做了重要的贡献。虽然今天我们对地方融资平台有很多批评，但是从经济解释的视角来看，地方融资平台在当时的约束条件之下是一个最佳的选择。没有地方融资平台，没有土地抵押，地方ZF就面临过紧的融资约束，我们也很难想象90年代后期中国基础设施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在当时的初始约束条件下，我们做了那样的选择，产生了那样的效果。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初始条件会改变，初始条件和约束条件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变化。例如如今的地方ZF的资产负债表状况，已经远远好于十几二十年前。今天的约束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约束条件去审查十几二十年前的选择。因此，现在地方ZF不需要通过土地财政，可以通过发债的方式直接融资替代原来通过地方融资平台，通过土地抵押获得银行贷款，因为我们的约束条件已经发生了改变，今天地方发债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在过去35年里面，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我们用经济解释的视角去看，必须要关注约束条件，关注约束条件下我们做了什么。制度的创新，特别是过渡性制度的安排，在中国35年的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要注重识别和尊重当时的初始条件跟约束条件，我们没有去做那些在约束条件之下完全不能做的事情。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我们可以从东亚的经验中来寻找看法。现在大家都关心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最关心的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改变是经济发展的途径，是一个内生的过程。所以我想这个是无论是东亚四小龙还是后面的其他四小龙，其政治制度的变化都跟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经济的转型可能会出现阶段性，最佳实践的制度是没有办法一夜之间形成的，所以你必须去寻找可替代的过渡性的制度来解决发展当中的瓶颈。所以未来中国的政治制度也会朝这方向不断地改变，从追求政绩的合法性逐步走向程序合法性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跟道路来看，我觉得很难成为东亚经济的一个例外。■
　　（本文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军在张五常新著《经济解释》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由财新网编辑，未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