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时，下令把40吨黄金装船，运抵台湾。这批黄金，一直被很多“学者”津津乐道：这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奥秘。

我们来看另一个数据：

60—70年代，在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友好”的年代里，毛泽东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10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按照当年的黄金价格来计算，最保守的估算是：折合黄金1200吨。

是的，你没有看错，是1200吨黄金。我曾经把这个数字计算为120吨，因为我不敢相信我的数学了。

此后，毛泽东援助越南，200亿美金。我们仍然用最保守的估算，按照1975年的汇率（最低）来计算，折合：黄金4400吨。

只此两项外援，共计黄金5600吨。

如果台湾经济起飞的资金数字是40吨黄金的话，那么，在毛泽东时代，至少140个台湾省经济起飞的资金，被毛泽东政府无偿做了外援。而同时，在这一时期，特别是60年代初，中国处于严重的饥荒状态，3000多万人饿死。

在国人传统的印象里，富家容易产生败家子。然而，20世纪以来，在贫穷落后的国家，更容易出产这类败家子。因为新时代的败家子们，有了一个先进的制度武器，它的名字叫做：公有制。

什么是公有制？或者，什么是私有制？

为了看得更清晰，在这里，我们把概念简化一下：所谓私有制，就是把老百姓的钱，留在老百姓的手里；而公有制，是把老百姓的钱，用各种方式收集起来，放进政府的手里。具体的说，就是放在政府官员的手里。

我们仍然以毛泽东时代的黄金为例：毛泽东把5600吨黄金无偿外援，5600吨黄金，平均到每个国人手里，不到7克（当时的国家人口8-10亿）。这点钱，微薄得不足以维持生存。但是，如果从每个人手里剥夺7克黄金出来，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就是一座金山——哇，原来，我们的国家有这么多钱嘛！所以，对外送一些有什么了不起。

制度会制造悲剧，因为制度会制造错觉。在公有制度下，即使最贫穷的国家，政府也会产生一个幻觉：这么多的钱，该怎么花呦！现代的官员说：有权的感觉真好。事实是：当权力掌控公共财富，而且不受监督的时候，有权的感觉才好。

我们每个人都有花钱的经历。手头宽裕点的时候，花钱的感觉，很爽，这是花自己的钱——但是，亲，我告诉你，如果是花别人的钱，这个感觉会更爽。为什么今天的各地政府，拼命的上项目、搞建设、做投资？那是在花钱，花别人的钱，这事很爽，而且，很容易上瘾。

花钱的同时，当然要赚钱。

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经历了10年的黄金发展期。但是同期，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超过GDP的增长率。数据显示，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已经高列世界第二，而且房地产、教育、医疗、交通食品等等，无一不成为权力牟利的工具。当政治权力可以合法的聚敛财富，它是不会休息不知满足的。

为什么新政权仅60年，就出现这样严重的腐败？

我们知道，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下，腐败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因为当权力失去监督约束，权力的手，一定会伸进老百姓的口袋里，把老百姓私有的钱抢过来。那么，在公有制度下，社会的各项资源，依法的已经在官员的手里了，连抢的动作都省了。

而且，这类腐败，是无形的。

“一厘一毫，民之脂膏”，传统中国的士大夫，常有这样的觉悟。因为钱在老百姓的手里，盘剥的过程，是看得见的。而今天，一个贪污腐败官员的负罪感，是最低的。因为，钱是“公家”的。这是公有制下，权力常常产生的另一个幻觉：公共财富，是无主的。这样的政府财富聚敛和腐败，一定会制造大面积的社会贫困。公有制的弊端越是严重，改革的难度越大，因为浸淫其中的权力幻觉越美妙。

公有制的经济模式，在每个国家都有一定数量的存在。在民主运行顺畅的国家，这是民主监督、法制监督的首要地带。当公有制泛滥，而且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时候，公有制就成为一场灾难。

这是今天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一个死结。

2013年7月11日，《人民日报》载文，《认清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对市场经济，或称私有制经济表示不屑，文章说：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执笔此文的，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安东”。

在不久前的2月28日，世界银行行长在京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一名自称“独立学者”的男子起立抗议：美国是要用私有化的毒药毁掉中国经济。抗议者高呼口号，并向与会者散发他的传单：《世界银行，带上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

此前，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建议中国加大私有化的改革力度，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在多年的话语体系里，“私有”是个丑恶的概念。“私有”即意味着个人所有，是剥削、压迫、损人利己的代名词。而“公有”的字面印象就好的多，几乎是公正、无私、崇高与奉献的化身。

概念是最容易欺骗人的。

今天的世界上，存在着两种“私有制”。一种叫做财产私有制，一种叫做权力私有制。同时也存在着两种公有制，一种叫做权力公有制，一种叫做财产公有制。

吊诡的是，这四种所有制形式的组合往往是：（权力私有制+财产公有制）以及，（权力公有制+财产私有制），而前者习惯性的被称做“公有制”，后者被叫做“私有制”。

其实，到这里已经不难看出，当作为国家公器的政治权力私有的时候，全部的国民财产公有（严格说应该叫做：国有）。这就等于是说：国家是私有的——财产是国家的——财产是权力私有的。

所以，今天世界上的某些国家所谓的“公有制”，其实是最大的、最可怕的私有制。对于国民来说，事实上一无所有，但是在名义上，却拥有整个国家。

私有制的恶名，还来源于中国的一场所谓的改革。

上世纪90年代，一部分国企陷入经营困境。以此为契机，许多国营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革””的尝试。请注意，这个私有化改革，是加了双重引号的。这场改革的主旨，是把企业的所有权有偿转让给私人。而改革是由谁主持的呢？是由掌握权力的官员主持的。于是，大量国有资产在改革的名义下，沦落为官僚集团的囊中私物。大批的国企工人下岗失业，成为弱势群体。

这当然不是什么改革。打个比喻就是：此前，国有资产是堆放在官僚的院子里，国民在栅栏外有观赏权，官员可以随意侵占这些资产，也可以糟践这些资产，但需要不时的向观众说：看，这些都是你们的财富。而“改革”之后，国有资产从官员的院子里搬进了屋里，公众再也看不到了。所以说，这不是什么“财产私有化”的“改革”，而是权力私有的深化和深入。准确的说，应该叫做“权力抢劫”。

当然，真正的私有化改革是有的。

前苏联帝国解体之后，苏联和东欧的许多国家，在完成了“权力公有制”的改革之后，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改制。在确定了公共份额之后，这些企业被转让给私人经营。不过，私人获得企业经营权的前提是：获得企业工会的许可。于是，资方和工人工会漫长艰苦的谈判开始了，如何满足工人的要求、保障工人的利益，成为资方最头疼的问题。至于侵犯工人权益的经营手段，想都不要想。经过这样的一番私有化之后，工人的收益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

可见，当权力公有的时候，私有的资本是不敢胡作非为的。当权力不敢侵犯“权利”，资本也会受到应有的约束。

需要补充的是：在苏联以及东欧的改革过程里，很多企业由于劳资双方不能达成协议，这些企业最终被荒废了，国有资产流失，资方受挫，工人失业——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个三输的结局。而事实上，社会，企业和个人在这一结局里，都收获了一样东西：公正。

现在我们知道，这一收获，比一个高亢的GDP数字重要的多。

如前文所述，一个（权力私有制+财产公有制）的体制模式是最糟糕的，那么，一个（权力公有制+财产公有制）的体制模式，结果又是怎样呢？

事实上，公有制，或者叫做国有制的经济模式，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多有尝试。最典型的，当属上世纪20年代的瑞典的社会主义改革。

1920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联合执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将一批私营企业国有化。国营企业的低效率很快暴露无遗，瑞典经济恶化，很快陷入困境。1924年，仅四年之后，联合政府下台，国有化运动被终止。

国有企业为什么效率低？这里面的逻辑其实简单：一个经营者用自己的钱投资，收益和损失由自己负担，赚了是自己的，赔了就有可能去跳楼，所以一定会全力以赴。而如果是用别人的钱，为别人经营，效益与自己关联不大，这自然要轻松浪漫的多了。政府作为一个权力部门成了投资商的话，不滋生腐败已经是奇迹，赚钱？做梦去吧。

在1920年代的瑞典，社民党总结经验教训：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不是生产方式，而是分配方式。企业必须私有化，而分配必须社会化。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他们建立了以职工持股、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持股共同经营的私有制形式。由独立的工会来保障劳工利益，政府通过税收等分配财富，建设福利社会。今天的瑞典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人均GDP近53000美元，实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高福利，基尼系数0.3，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

民主制度及时纠正了国家经济的政策失误。这是“权力公有制”的优越性，虽然有失误，但是可以很快回头。当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时，人民才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过，在我们的话语体系里，这叫作“万恶的资本主义”。

1932年，瑞典社民党通过大选上台，连续执政44年。这是在多党制体制中实现了“一党执政”。

企业，或者国家财产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孰优孰劣？这个问题也许不易回答。但是，国家公权力的私有制和公有制哪个更好，却是个简单的常识性的问题。而经济形式的公有制（国有制）与私有制的优劣，在今天也已经是一个常识。当然，这个常识被人为的掩盖着。确实有人不懂这一常识，不过有些人，某些专家或学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准确的说是，揣着明白卖糊涂，而已。

所以，在权力的所有制改革尚未启动的时候，讨论国有制好还是私有制好，就如同我在前面提到的比喻：是把国家资产放在官员的院子里好，还是放进官员的屋子里好？答案当然都是否定的。如果没有政治权力的公有制，经济领域的私有化改革，不可避免的成为“权力抢劫”的道具。今天的许多关于经济领域公有还是私有的讨论，都是在做一个伪命题。在政治体制的改革完成之前，公有或私有是一回事。而我，既不愿意公共资产放在官僚集团的屋子里，也不愿意放在他们的院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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