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并不是仅仅只有“倚天把剑观沧海,斜插芙蓉醉瑶台”的文学情怀,也不仅仅只有书法,绘画,瓷器和刺绣,中国古代在科技上曾经遥遥领先于世界。翻开《中国科技史》,每一页,每一项辉煌的成就都令世人瞩目、惊叹:完备准确的天象记录、世界一流的数学成果、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饮誉世界的四大发明……英国哲学家、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曾指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已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马克思更是精辟地指出:“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但是在中国,总的说来,四大发明却象鲁迅很感慨说得那样:“外国用火药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
无独有偶。罗马人很早就发明了蒸气技术,却只用来开关寺庙的大门;印度的海德拉巴人在世界上最先制造优质钢,并出口到中世纪的伊斯兰帝国,后者用其制造武器进行圣战。
我的问题是:
1)为什么像四大发明这样的先进技术在中国和国外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换言之,为什么先进技术没有变成先进的生产力?背后的制度原因是什么?
2)如果先进技术不等于生产力,那么提高教育素质、入学率是否对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
由于此前在该专题中,我们已经讨论了“李约瑟问题”,因此请不要讨论“为什么中国在近代落后”之类的话题,请集中讨论技术与制度的关系。
技术是基础,制度是保障。这或许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而诺斯把马克思阐述的上层建筑即制度的反作用,说成是决定性的作用。
在封建时代,皇上最怕的就是“结党营私”,也就是现代的利益集团。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之处,正是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控制了皇权,形成了具有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利益集团。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运动蓬勃发展和工会组织力量的强大,一方面形成了一个有能力与资产阶级有抗衡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以阶级为基础的利益集团也开始分化,真正的以利益为基础的政党、农民、妇女、少数民族、环保组织、以及各种地方性的利益性集团组织得以成长,并最终演化成了现代的民主社会。
在中国,却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有力量的资产阶级。每一个朝代的没落,又会出现一个新的皇帝。新皇帝在经历一段英明期后,社会自性能演化又会导致两极分化。皇帝及其代理人在任何时候对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大商人和大地主进行产权剥夺,甚至灭其九族。其结果是大量贫困的农民没有生活出路,最终又会出现农民革命。
在中国这样的传统体制下,任何先进的技术最终也会成为无用之物。这或许正是我们关注制度的原因吧。中国人只要摆脱了这种体制上的怪圈,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迅速成长,台湾、新加坡、香港及其世界各地到处都是生活不错的华人,他们并没有因为华人的儒家传统而受影响。这正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作为中国人最终会有希望的方面,关键是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摆脱传统的体制怪圈。
新技术从来都是一把双轫剑,火药可以用于生产爆竹(皇权许可),也可以用于武器(如果武器可能被用于对付皇权,则不会被允许,秦始皇甚至不允许老百姓拥有铁器)。现代技术同样可以用于战争,也可以用于和平。关键是谁来掌握。
此外,如果不受各种制度的约束,人们通常可以共患难,但却很难分享宝贵(这种偏好的变化,经济学无能为力了)。一旦人们普遍富裕之后,皇权的独裁统治也就难以为继了。
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是以伦理文化以典型特征的;各个主体之间有着明显的尊卑长次职分。这种制度划分使得竞争的实现不可能达到,中国的传统制度是一个提倡和维护现状的制度。竞争,是促使新技术转化的主要原因和动力。而中国的传统社会缺乏这一激励。因而,四大发明被用于娱乐活动,这是一个制度层面;
第二,中国的古代社会各种中,“泱泱大国”是一个显著形态。中国的周边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对我们构成实质性威胁,超强的国民实力,使得我们的生存压力十分微弱。对武器的制造和更新显得没有多少必要。从某方面来说,军事需求的推动,是一国科技进步,生产率提高的重大方面。以现代社会为例,大多的民用科技都是由军用成果转化而来。如手机、雷达、电子通讯、计算机技术,甚至生物技术,等等。军事压力的大小是改变一国科技动力的决定因素。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7-21 19:57:40编辑过]
当新技术用于生产的时候,统治者可以增加税赋,确实可以增加其物质基础。显然,由于统治者的物质基础对其消费效用的增加已经很小,只有将其用于增加其统治基础时才有更大的效用。
但是,如果老百姓普遍掌握了新技术,这又会极大地削弱其统治能力,这种统治能力的削弱又会减少统治者的效用。显然,统治者更怕失去统治地位,任何可能削弱其统治基础的力量对其产生的负效用都很大,如果这种负效用大于增加其物质基础可能为其带来的正效用,统治者只会反对将这种技术用于生产。
新技术的采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需求.例如蒸气机的大规模使用就是因为当时社会对纺织品的需求大量增加.而这又依赖于大英帝国对外扩张殖民使得市场规模急剧扩大.
斯密早就指出分工对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性,而分工的程度又取决于市场规模.中国虽然有很大的市场规模,但是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形态和官方重农抑商的政策严重压制了分工的发展.因而这些新技术在当时的中国是无法派上用场的.
中国虽然有很大的市场规模,但是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形态和官方重农抑商的政策严重压制了分工的发展.因而这些新技术在当时的中国是无法派上用场的.
恐怕不能笼统地说技术对于当时的中国小农经济没有促进作用。印刷术可以用于印制钞票,也可以印制四书五经,当然也可以传播生产技术;指南针可以促进航海事业。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技术没有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变成生产力?
为了回答这类问题,不能武断认为一切技术进步都对统治不利。例如郑和下西洋,明显借助了指南针技术,也壮大了明朝国威,为什么没有发展成官方海外贸易或私人贸易?
当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对统治者不利,但是确实是有很多技术会导致对统治基础的破坏。欧洲人在世界各地的冒险都是以枪和炮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挑战皇权的武器,欧洲人的对外贸易也不可能太大。
中国人不是一点都没有发展对外贸易,丝绸之路实际上就是一条贸易通道。不过,康乾盛世时中国人主要是出口商品,要回来的却是供皇家把玩的东西和大量的银子。然后,欧洲人再通过战争把银子抢回去,只是抢的比买我们商品所花的银子可能更多就是了。
无论如何,技术的运用和资产阶级的发展,都必然要对皇权构成挑战。这是历代皇帝所不允许的。
我认为四大发明中印刷术和造纸术是最重要的发明.但中国秦始皇开始就禁止办私学,汉代独尊儒术,隋唐又兴起了科举制度.整个社会思想几乎全为官方垄断.这样这两大发明在中国的作用就只是作为统治者钳制人民思想的工具了.
在中世纪西欧教权是高于封建王权的,而且不存在中国那样垄断一切的绝对权威.造纸术传入西欧和古登堡发明印刷术刚好为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实际上是教皇支持的)和宗教改革传播新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武器.
我认为中国的出现四大发明,而没有转化为生产力的原因仍然在于需求不足(这是是指对先进技术的需求不足)。我国长期以来官方抵制专业化的实现,抵制商人、贸易的发展,客观上限制了对先进技术的采用程度和需求层次。
郑和下西洋,那时有这皇家的私心在里面的。不能算作市场行为。
长期的泱泱大国的思想,我们在对待外国物品上,大概只是一个好奇、把玩的程度。并没有意识到过这个交易的重要性。
交易的不广泛、要素流动的低下,是没有转化为先进生产力的重要原因。
正是满清入关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包括四大发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一、扼杀晚明思想启蒙运动,扼杀资本主义萌芽。强化落后而僵化的封建专制制度。 有人说明代没有类似西欧的实现资本主义的条件,那么我们要问了,各国都有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确没有英国等最先实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难道就不能自己探索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吗?比如农奴制的俄罗斯,比如封建色彩浓厚的德国、日 本。再比如现代中国是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向了社会主义。同样是华人就曾经在南洋建立了“兰芳共和国”,前后存在了100多年。 关键是思想解放,对外交流,有交流就能进步。 这点明代远远比满清做得好。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弊病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危害,在他们的著作中人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光芒在闪耀。英国有议会,而当时的中国民间纷纷结社,民间议政的风气很盛。特别是有先进的思想政治组织“复社”。 而在满清,大清律规定:“凡三十人聚会,一律处斩”。好了,一切非政府组织全部取缔了。 明末清初正是思想界启蒙的时代,黄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专制,打响了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明末思想界对整个封建意识形态从哲学到伦理,从治国到治学都开始反思和批判。戏曲小说都以市民喜好为标准,反映了市民意识的觉醒,这是对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反叛。江南一带的到处是资本主义萌芽。还有西方的天主教在南方广为传播,特别受到明末先进的士大夫的欢迎,他们试图将西方传来的宗教和儒学结合,洋教中国化。东林党人和天主教徒密切结合,出了大批杰出人物。比如徐光启、李之藻、瞿式耜等都是天主教徒,象王徵、孙元化、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形成一个“西学集团”。 南明天主教也在宫中传播,后妃们普遍信仰天主教,这必将影响到最高统治者。西方宗教宣传的人人平等思想有利于人本主义,民主思想的传播。也有利于科技引进、西方文明的交流乃至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满清入关使得思想界断送了儒学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相结合产生新型文化的最后机会。 明末封建专制制度正在走向解体和衰亡,特别是宋明理学暴露出扼杀人性的弊端和生机勃勃的市民文化形成激烈冲突。有识之士在各方面都发现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正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新思想,新观念,西方的先进优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进,正如同西方社会经历的文艺复兴前夜。有人说明朝已经腐朽了,从整体看是的,但是从局部看就未必,统治阶级和封建官僚是腐朽的,而民间则是生气勃勃。富庶的江南地区正是新兴力量萌芽,成长,壮大的地区。正如同抗战时期,国民党是腐朽的,领导全民抗战是不利的,但是共产党就是新生革命的力量,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抗战。只是南明的新生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能独立领导全民抗战的能力。 但是满清用铁血摧残使得生产力大幅度倒退。物质文化大规模毁灭,之后大兴文字狱,理学成了碰不得的理教。空前强化了这种腐朽没落的封建意识和制度,如同西方蛮族入侵后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把中国带入了黑暗。在19世纪 日 本只用短短三十多年的西化-“明治维新”运动,就一跃成为世界列强,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早200年的明末的思想启蒙和解放不能带来更好的局面。 二、生产力大幅度倒退,军事装备、科学技术相对停滞。 现在某些人极力鼓吹的康雍乾之世,其实大多是对明末的恢复性增长。根据《清朝文献通考》田赋所载, 顺治十六年(1659)中国耕地总数是五百四十九万顷,康熙二十四年增长到六百八十三万,乾隆十八年增到七百零八万。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七百四十一万,数字刚接近明末土地数字(翦伯赞)。明末崇祯时就有田七百八十三万。可见康雍乾生产恢复是缓慢的,过了一百年才到了明末的生产规模。最高的是嘉庆十七年为七百九十一万,仅仅超过明崇祯时期七、八万顷,以后就下降了,道光十三年是七百三十七万。封建经济在停滞中(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767页)。 生产总水平不提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量的人口呢,原因在于明末徐光启等人大力引进提倡番薯等。这种作物产量巨大。明朝还在农业上引进了三季稻和玉米土豆等作物,提高了粮食产量。这些农业技术的推广,由此中国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 明末的传教士利玛窦说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 )。而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则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而明朝则有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明朝的军工工业是很发达的,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到了17世纪当时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但是到了清,政府严禁采矿,冶金业从此衰落。明代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明末的对外贸易量是惊人的,美国的弗兰克,他在《白银资本》一书里,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一万吨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三亿二千万两白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而清朝由于闭关锁国在鸦片战争前的对外贸易远远低于明代。 明朝的知识分子心胸是开放的,海上军事力量很强大,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一直抱着欢迎和学习的态度,“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李约瑟.当时袁崇焕在宁远城头毙伤后金的红夷大炮就是来自葡萄牙。明代的火器装备已经很先进了,明末军营营一级编制里除了1000人为骑射外,其余都是火器手。每一营(5000人)用霹雳炮3600杆,大连珠炮200杆,手把铳400杆,盏口160位。这是何等现代化的装备啊。随着明王朝的彻底灭亡,经过康雍乾三世之后。科学家绝迹了,先进的火器武装技术被满清埋葬了,到鸦片战争时,手持大刀长矛的清兵对火器已经陌生了。 满清以骑射得天下,对火器和近代军工抱着天然的恐惧和敌视态度,生怕威胁自己的统治。清军把“雅克萨战争”中缴获的俄军扳机击发式火绳枪样品献给康熙时,康熙竞然以不得中断前人所授的弓箭长矛传统理由,仅留下二支用作自己把玩,而令清军禁止使用此种新式火枪。骑射虽然能在明末还占优势,但经过200年火器的发展,骑射最终被淘汰,中国人不用还有洋人用。阻碍先进技术的恶果是最终得到恶报。 西方国家与 日 本求新,求变,对新生事物的渴求,与中国保守,不思变革,对新生事物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种下了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几近亡国灭种的祸根。 三、从晚明的对外开放、交流、引进到满清的闭关锁国,对外交流终止。 在“五 四 运动”时,中国人终于提出了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主张,其实最早引进的是明末。说说“赛先生”.明比清有多得多的大科学家,明末科学家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这一百年,在我国科学技术史,是个群星灿烂的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总结了中国古代所有的科学技术并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正说明了明末思想界、文化界、生产力的勃勃生机。大科学家徐光启受教于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翻译了《几何原本》.一个是亚利士多德的《逻辑学》,一个是《几何原本》,这就是西方科学的基础,是理解科学范式的根本。没有这些,知识只能是个人经验,人们建立不了科学最基本的概念。知识和经验就无法传播。除《几何原本》之外,数学方面还有《乾坤体义》,物理学《奇器图说》、《远镜说》,地理学《万国舆图》,哲学《西学凡》,逻辑学《名理探》,对西方科学和哲学正系统地引进,西方传教士金尼阁从欧洲带来七千部书,教皇也捐献了500多。 有大量数学和天文学、科学等内容。其中不少被翻译成中文。其文化、科技的引进深度、广度不亚于清末,而朝廷、政府、知识分子却比晚清积极得多,受干扰也少得多。崇祯十二年,天主教传教士毕方济直接向崇祯皇帝上奏富国强兵四大策,一、改历法,二、辨矿脉,三、通西商,四、购西铳 。崇祯皇帝先后准奏。可惜明亡得太早,没有起到作用。 德国大思想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欧洲显然略胜一筹,即使在数学和战争科学上,中国也低于欧洲的水平。然而在实践哲学方面,既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欧洲实在史相形见绌。” 李约瑟说: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 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梁启超论清学史》)。 清初的大屠杀以及后来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彻底中断了这一进程。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此失去活力和交流。战战兢兢从事考据。从此远离科学,科学家绝迹了。康熙前期也有传教士,但是他们所起的作用和明代大为不同,明代传教士输入宗教和科学,科学书籍并不比宗教少,因为明代人需要科学知识。只谈宗教不能得到士大夫的尊信,而清代传教士极少谈到科学(只讲些天文历法),这因为汉人在满人高压下,在禁海闭关政策影响下,不敢接近西洋人,传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宗教也就遭到满族统治者的压迫,不能象明末那样顺利发展。(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653页) 《几何原本》再受知识界重视是到了清末,李善兰再次翻译了《几何原本》并完成后九章的翻译。而徐翻译的《几何原本》却传到了 日 本,对 日 本近代科技发展影响很大。试想如果在明末上层知识分子推动下,以其敏锐和威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就能早200年实现。中国人会以和平健康的心态引进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理论乃至民主制度。中国绝不会在近代因为“技不如人”而在反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 ,在近代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 据鼓吹满清的阎崇年讲清朝因为保守和自大先后失去八次对外交流,睁眼看世界的机会。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当马戛尔尼来访并建议中国对西方商业开放,乾隆给出清楚的回答:大清王朝只关心本国事物的恰当实施,不屑于奇技淫巧之事,也不关心精巧的商品,我们不需要你们国家的制造品。从顺治、康熙开始的禁海令、迁界令到驱赶外国传教士同样也是闭关锁国的举措。康熙四十六年 禁止各地天主教传教,教士退回澳门,外人不得留驻内地。 满清规定:“州县官失察西洋人过境,但并未逗留,降一级留任,府官罚俸六个月”,一个地方发现洋人,全省官员都受处分。 满清对于限制洋商也有一套办法,规定澳门洋人船不许超过25只,出海不得带中国人,出海还不许带处做饭以外的铁锅等等。满清是害怕外国人和中国人接触助长他们对满清统治民族压迫的不满的,所以对于洋人是严格限制行动和居留的(中国通史简编781页) 。如此还有中外文化、科技、商品交流吗? 世界在飞速发展而中国却在原地踏步。甚至到了清末连撮尔小国 日 本都能变法维新打败满清,而满清却一次次的丧失了维新图强的勇气和机遇。从清初一直到清末,满清贵族集团始终顽固不化,冥顽不灵,一次次的拒绝,最终导致满清王朝的覆灭。 四、中华民族由先进、文明的民族堕落为落后、愚昧、半开化的民族,中国沦为名副其实的“衰世” 传教士沙勿略在传教 日 本时,发现 日 本人进行激烈的辩论时,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即在涉及宗教和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他们常说:“如果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知道它并接受它。”这就是明末中国的软实力,而清末“东亚病夫”的恶名传遍世界。 满清搞文字狱之类的愚民,弱民统治,后果是严重的, 以下农民起义为例说明其恶果。 我们看到历来先进开放的封建国家,利用宗教迷信发动农民起义是少之又少,比如唐、宋、明。明末虽然剥削沉重,但是明朝人并不愚昧,起义虽然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但是没有利用宗教迷信搞农民起义。因为这根本就没有社会基础。而满清就不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铁血统治。中国人从一生下就被迫拖上一根辫子。从精神上阉割掉了斗争精神。文网密布,空气是窒息的,愚民是空前的。人们普遍愚昧、麻木、懦弱。要反抗只能用宗教迷信这类鸦片来刺激中国人麻木的神经。从清中后期起所有的农民起义和农民运动都带由宗教和极端迷信的特点。白莲教、天理教、回民起义、太平天国、义和团莫不如此。 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就是利用所谓“拜上帝教”发动起来的。洪秀全利用宗教(也有人说是邪 教)成功组织了农民起义。但是利用宗教迷信这种东西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成功的先例,它并不适合建立稳固的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成也是它,败也是它。洪秀全完全沉迷于此,国政日非,最终落得害人害己,国破家亡的下场。 义和团虽然有反帝爱国运动的内容,但是却是满清社会封建、愚昧、迷信、封闭、保守的一次大暴露。义和团群众拆毁铁路,路杆。迷信什么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竟有多人跑到袁世凯那里用身体试试枪弹的厉害,死不悔悟。虽数十万之众,但是用引魂旌、雷火扇、阴阳瓶、如意钩等八宝什物与八国联军的长枪大炮对阵。 这种试图以落后、保守、愚昧,对抗现代文明,拒绝一切西方文明的传入,其失败也在所难免。 民既如此,官又如何?鸦片战争中,战功卓著,名将参赞大臣扬芳见到英军炮火厉害,竟然想出了一条奇计,遍收民间马桶,妇女用的秽带载于木筏之上,抵抗英军进攻。当然败得很惨。时人嘲讽说:“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这一点也不奇怪, 鸦片战争前,龚自珍就在《古史钩沈论》中说:“ 昔者霸天下之氏,···,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夷,一旦责有气之臣,不亦暮乎!”,哪里还有有气之臣呢?愚民弱民统治的结果是满清自己也被愚弄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商,衢巷无才偷,市无才驵, 薮泽无才盗”。以如此愚昧、昏昏噩噩的满清政权如何能抵御得了帝国主义的入侵呢? 在来看看外来的旁观者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们眼中康乾盛世是怎么回事,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马戛尔尼在出使日记中说: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已在过去的150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发明火药的民族竟一见放空炮就吓得魂不附体,令人不可置否”。在天朝皇帝和文人们的盛世颂歌震天响的时候,他却认为满清是衰败之世,没落之世,毫不留情地指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龚自珍认为这是典型的“衰世”。 五、民族压迫深重,在某些方面是封建制向奴隶制的倒退。 满清为了强化其统治,野蛮推行“薙发令”、“留人法”,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杀尽了中国人的尊严,满清在各地都留下了血腥的屠城记录,甚至实行过种族灭绝,发生大规模屠城和大屠杀的省份先后有辽宁、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四川、福建、新疆,把中国所有省分都屠戮一遍 。其残酷程度不亚于蒙元。此外满清旗人还跑马圈地,把战争中掠夺的人民和被圈地农民强制为奴。 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人记录下这段话:“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 镇 压 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 实行 统 治,种族 隔 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 京 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 满清入关后除了非常沉重的民族压迫外,还带来了奴隶制的残余,在清代,旗人犯罪罪减一等,汉人犯罪如果判三年,旗人只要枷号四十天就能释放。 如果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投充为奴后,“一家老少尽为奴,八旗地主可以任意奴役而不给任何代价,甚至连农民的妻女也可以任意奸淫霸占,显然这些投充八旗地主的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奴主关系”(《翦伯赞历史论文集》 256页)。据《东华录》、《十朝圣训》记载,八旗贵族还时常在京城内劫掠霸占民女,攘夺汉人土地房舍,蹂躏汉人坟墓,鞭打汉人长官,种种暴行层见叠出,习以为常。 由此可见,满清265年是对先进生产力的最大破坏和阻碍,是对先进文化的发展的最大毁灭。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是对中国人的犯罪,满清统治是对中国人的奴役。满清值得称颂吗? 六、满清中后期繁衍出一代历史上最腐朽、颓废、无能的一群贵族,这就是有名的“八旗子弟”。 在政治上八旗子弟以“保大清不保中国”心态,把自己的利益始终放在中国利益的对立面上,先后八次反侵略战争没有一次坚决斗争到底的,总是以投降妥协为终结,是造成一次次丧权辱国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闭关锁国、近代落后,几次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令人惊奇的是,由于满清的割地赔款和鸦片贸易 ,作为满清核心力量-八旗子弟在清末的丧权辱国赔银子的不平等条约中,竟然还能得到实惠,发了国难财。道光15年到19年由于鸦片流入,平均每年流出白银3000万两。一两银子嘉庆为700文, 道光时期银子换到2000文。而八旗子弟的饷银是不会少的,家里的银子升值了,八旗生活水平反而上升了,战败后的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对于八旗贵族来说到底是好还是坏,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而对于普通老百姓,地丁税收是要收银子的。所以这场民族灾难的恶果直接转嫁到了没有银子,只有铜钱的普通贫困的中国人头上。 七、由上述分析我们再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看宋、元、明、清 元和宋那是没法比的,评论元代就没人提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清和明比呢?就拿1840年前没有遭遇帝国主义入侵前的清和明万历年比较, 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从来就是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分别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新型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资本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以及代表资本主义的政治利益集团。是三者合力的结果才导致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封建制度。新型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这点暂时承认明清基本同等。可是意识形态呢?一个是文字狱结束后的鸦雀无声、万马齐喑,还有闭关锁国。一个是思想活跃,到处结社、出现了东林党、以及后来的复社,民间结社议政很盛,是一个批判宋明理学大思想家迭出的时代,李贽就是其代表,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科技和文明。代表市民文化的作品层出不穷。论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型政治力量,一个是死气沉沉,没有结社、集 会 ,没有利益集团。一个是代表资本主义的市民利益集团手工业者和明朝封建制度开始激烈斗争了,在苏州就爆发了抗 议 和暴动,牺牲者还赢得知识分子的赞扬。张溥写的《五人墓碑记》就是对此记载和歌颂。 如果满清王朝正常发展,没有遭遇帝国主义入侵, 按满清这种社会状态能否发展到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程度也大可怀疑。清代的劣势还在于有代表最封建、最落后、最保守的八旗贵族集团,这个集团对任何改革都是坚决的阻碍,八旗子弟不经产、不经商也瞧不起工商业者同民族资产阶级势同水火。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最顽固强大的阻碍力量。 如果按王朝兴亡规律,二百年左右就会出现农民起义,王朝颠覆。对比明末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哪一个更开明更先进呢?满清残酷统治下,人民麻木愚昧,粗浅的愚教流行,太平天国即便成功,那种不合时代、社会的宗教思想也很难促使社会发展进步,需要彻底改造。义和团更不用说了,对现代文明抱着敌视的态度。 可见蛮族入侵乃至统一对于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破坏作用,历经多年都无法恢复。这不是倒退吗? 有人辩解说历史是前进的,不会倒退的。这并不确切,“历史是前进的”是从总的趋势上说的,历史本来就是有曲折的。有前进也有曲折,有曲折就有倒退。资产阶级革命就反复经历了数百年才最终战胜了封建专制制度,法国大革命后还有80年的封建复辟。 今天世界上还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原来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回到资本主义,这是不是曲折呢? 所以说满清入关是历史的倒退,不是根据一时一事,而是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全面对比满清和明末的实际状况得出的结论。特别是满清遏制了明末以来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好机会。这是令人痛心的。 “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并非新观点,从“辛亥革命”后一直到八十年代一直是史学界主流观点,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的著作中不难看出。到了八十年代,买办势力开始崛起,掀起民族虚无主义的浪潮,纵容民族分裂势力并助长了某些少数民族精英的民族优越感、虚荣心。买办没有祖国,没有民族自尊心,买办痛恨民族主义。从出“版图中国论”到“分裂有利论”,再到余秋雨歪曲历史发表什么《一个王朝的背影》。到大肆讴歌“康乾盛世”,中央台播放所谓正剧,康熙、雍正、乾隆成了英明领袖,还要再活五百年,再活五百年怎样,是不是就可以镇压“辛亥革命”了?而岳飞、文天祥的英雄故事却成了影视剧、文艺作品的空白。 最后教育部要抹煞岳飞的“民族英雄”称号。马大正等编写清史的提出“满清入关正义论”,越来越猖狂。学术界,文艺界相互配合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闹剧。一旦有人批判就拿起“民族团结”和“大汉族主义”帽子当挡箭牌。 让人高兴的是现在的中央政策正在调整,中国毕竟还是中国人的中国,决不会沦为买办的中国。
满清入关加强了以军权为代表的集权统治,这对被统治者是一个悲剧,在近现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认为是一种倒退。
但是,假如没有满清的强盛,江南资本主义发展能否强盛到发动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呢?满清被推翻之后,还是出了袁大总统,辛亥革命之后蒋介石也要搞裁,一大批买办资本主义得到空前的发展,最后又被农民运动推翻,历史似乎又在重演。中国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才有可能走出农民运动的怪圈!
虽然说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源泉,但是如果没有制度创新作为前提,一切都白搭。
在“四大发明”时期,中国是一个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全封闭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没有任何动力促使他改变目前的状况,除非受到外来的冲击。
作为国家的所有者,也就是皇帝,也不会去改变现状,因为对他来说,没任何好处。整个国家都是他的,可以为所欲为,而没任何约束,同时,也意识不到任何的外来威胁。整个财富增长了又怎么样?皇帝的边际效用几乎为零,人民生活富裕了,只会使他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维持生计以外的事情,这对帝国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毕竟,真个封建皇朝实行的还是愚民政策。
制度经济学也是经济学,必须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进行考虑。
为什么大家不考虑下南宋,
四大发明居有三、海外贸易发达、市民社会兴起、宋朝内部政治也算稳定吧
蒙古不入侵的话,我觉得南宋具备起飞的技术条件
你说,古代西方包括中世纪的国王是竞选的?
t岁往,分析应该规范。
在这里不谈民族入侵与否和经济、技术变迁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即宋、明]真的如所说的那般强大,为什么在外族入侵之际并没有转化为技术、军事科技能力?纵观历史,宋朝的灭亡,明朝的灭亡,都并不是在几年之内完成的。他们遭受外族的威胁,一直都比较严重。宋有靖康之耻,明有土登堡之变,这些都离该朝代的灭亡有很久的时间差隔。
这里就像nie版所说,为什么中国没有将四大发明转化为有力的技术,背后的制度原因是什么?外族的入侵与否只能是一个小条件。我认为主要条件还是应该以君主制下的各种制度分析入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7-24 17:24:31编辑过]
t岁往,分析应该规范。
在这里不谈民族入侵与否和经济、技术变迁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即宋、明]真的如所说的那般强大,为什么在外族入侵之际并没有转化为技术、军事科技能力?纵观历史,宋朝的灭亡,明朝的灭亡,都并不是在几年之内完成的。他们遭受外族的威胁,一直都比较严重。宋有靖康之耻,明有土登堡之变,这些都理该朝代的灭亡有很久的时间差隔。
这里就像nie版所说,为什么中国没有将四大发明转化为有力的技术,背后的制度原因是什么?外族的入侵与否只能是一个小条件。我认为主要条件还是应该以君主制下的各种制度分析入手。
私下以为,制度竞争是国家之间竞争的最高形态,痛改前非地更换规则,是环境所迫,被逼无奈的选择。动不动就大一统,偶是说古中国没有制度上的竞争对手。周边新兴的部落通常是奴隶制的民族,弓马娴熟,冷兵器时代的天之骄子,但很容易被“天朝”所同化而相安无事,当时的封建制度唯我独尊。 然而,诸侯林立,势均力敌,乱成一锅粥的欧洲就有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跨海作战需要更完备的技术、物质准备,呼唤新制度的诞生;而内陆国家不必要。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7-24 20:44:01编辑过]
t岁往,分析应该规范。
在这里不谈民族入侵与否和经济、技术变迁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即宋、明]真的如所说的那般强大,为什么在外族入侵之际并没有转化为技术、军事科技能力?纵观历史,宋朝的灭亡,明朝的灭亡,都并不是在几年之内完成的。他们遭受外族的威胁,一直都比较严重。宋有靖康之耻,明有土登堡之变,这些都理该朝代的灭亡有很久的时间差隔。
这里就像nie版所说,为什么中国没有将四大发明转化为有力的技术,背后的制度原因是什么?外族的入侵与否只能是一个小条件。我认为主要条件还是应该以君主制下的各种制度分析入手。
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为什么不加科技科目?
应该是当时的微观经济基础不支持吧。
历史上的人地矛盾激化与王朝兴替同步发展,但总的形势是矛盾越来越激化,
既然可耕的土地并不多,对于一个大家庭来说,使用人力更加经济,所以,在东汉,大家庭很多,
穷人家无牛的问题就靠人力解决了。在现代,曹景清教授在当代浙北农村的社会历史变迁一书中也说,
土地规模的局限,使得农业生产技术退化。
一句话,新技术对普通人没有用。
为什么火药、指南针这些技术对统治者也没用呢?我认为也是农业的问题,
《汉书.主父偃传》对此予以了说明,汉人要向北方开拓疆土,就要派遣大兵前往,但粮食问题怎么解决呢?
这是个硬约束,所以统治者也没有开发、运用新技术的内在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