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聂老师的观点。很平实的道理。我来点狗尾续貂

“不惜一切代价”的决策观念，有时候细想起来是非常恐怖的。

如果个人在自己占有的资源范围内，为了达到自己的哪怕是虚幻的目标，倾全力而追求之，比如某个义士“见义勇为”而“杀身成仁”，杀身大约无可指摘，那是他的权利，顶多引起我们的感叹：真舍得啊；可议论的是他的目标是否合适，对社会产生怎样的作用，这些议论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如果是代理人决策时，尤其是委托人缺乏监管的情况下，“不惜一切代价”的决策思路不可避免地将会出现，任你有多少科学决策的原理和手段，这种冲动很难抑制。为什么呢？代理人所控制的财产并不属于代理人，他或她只是为委托人代做决策，目标可能符合委托人的意愿，但在目标值的决策上，委托人难于置言，比如我们设想（我不愿意说真实的例子，免得麻烦），公共环境卫生部门，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让城市任何时候都一尘不染，目标甚好，可目标值和代价是公众所愿意接受的吗？值得怀疑。税收有限，“不惜一切代价”地满足了环境卫生，那么公共交通、教育、医疗、以至公安和国防，找谁去呢？当然事情不会这么极端，但环境卫生的每一分钱的支出增加，不都是以其他目标减少一分钱支出为代价的吗？同理，为了公共产品而“不惜一切代价”，私人产品不是要极大地萎缩吗？不要说公共产品增加可以拉动经济，这是破窗理论，只能是饮鸩止渴的。

所以，科学决策很重要，这里最重要地应当包括形成公共决策的科学程序，何种情况要由所有委托人按规则决策（全民公决），何种情况由委托人代表按规则决策（议会法案），何种情况由代理人在公共监督下按规则决策（政府立项），这可能是制止“不惜一切代价”式决策而转为科学决策的制度保证。

说与做是两回事，理论与实践操作是两回事，许多现象，理论上看，经济上没有效率的，但实际生活中，仍会出现。经济学，解释现象是可以的，但要改进世界，未必灵了。

像新劳动法、刚刚推出的垄断法等等，经济逻辑上，一看就知道是有问题的，但实践中，就出现了。

曾观察一位长期在党委工作的官员。关于法学和经济的现代理念他知道一些，但是，在工作实践中，他更相信“理论如此，但实践可能未必如此”。或许，他的实践论更符合现实——很多经济学家不理解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高速增长，根源可能在于他们更相信理论，而共产党更相信行动。

“不惜一切代价”、“集中力量办大事”、“百分之百地保证”，的确在现有的理论上并不如意，但是，这并没有压缩这些理念的生存空间。现有的经济学关注的理性的人们恰当地在各种选择中权衡，现实中这种权衡往往导致迟来的正义或者“最优”，相对于快刀斩乱麻式的决定一个次优或者次次优的方案进行行动，后者更具有实践价值。

科学的决策不是免费的，何况现有的技术和相互矛盾的知识体系，让有的“科学”决策变得有些虚妄。现存的政治模式中，快速行动的决策几乎是免费的，更多的时候，行动总比不动好，因此，断然质疑快速、有力的行动，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错误的行动也比比皆是，错了就当学费吧。与其让一代知识不够的人在那里长期等待，不如让他们的错误行动成为当代和后代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