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再论资本主义拜物教的秘密(卢卡奇)

　　资本主义的宗教为什么会具有上述这些自相矛盾的规定性?它内在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卢卡奇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通过对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思想的重构，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线索。

　　1.资本主义的宗教为什么既是非抽象的，又是抽象的?

　　在《物化现象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的开篇处，卢卡奇就明确交代，此文的核心思想直接来源于马克思，尤其是马克思对于“商品结构之谜”的揭示。“商品结构的本质已被多次强调指出过。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所有痕迹。”（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44页。）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物，这个物不仅似乎是独立的、自律的，而且又有几分诡异，它如幽灵般难以捉摸，反过来规定着人的存在。在这一精要的概述中，卢卡奇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最主要的特征，即，它既是非抽象的(是一种拜物教，而不是抽象的宗教)又是抽象的。

　　那么，它为何会是非抽象的?卢卡奇认为，这同时涉及到对象和主体两个方面。从对象的角度来说，是因为人们此时崇拜的对象是物，是人手的造物;从主体的角度来看，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与这个世界之间是一种宗教崇拜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它是一种与抽象宗教完全不同的拜物教。关于资本主义宗教的崇拜对象，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已经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指出，它是一种“物”、人手的造物。早在《论犹太人的问题》的结尾部分，为了表明市民社会的宗教特征，马克思指出世俗的犹太教是市民社会的精神。“犹太教”在这里不是指以《旧约》为本的以色列人的一神教，而是指金钱拜物教。而金钱拜物教最直接的特征就是，人们崇拜人手的造物——金钱。这一思想在《资本论》中被进一步地发展为商品拜物教的思想。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中，马克思指出，在以商品为细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产品一旦成为商品，就立刻具有了拜物教的性质——变成一种“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这时的实际情况是，商品作为人手的造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它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

　　卢卡奇在此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地发挥，他强调我们的崇拜对象实际上是那个以商品为内容的“物的自动的合规律的过程”。这也就是说，虽然这个世界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完全是由人所造，但人们作为置身于该过程之中的商品，也是被生产的，是直接的产品，它只是这一物的过程中的机械的动轮，根本无法领会此“物的过程”乃人所造。“商品是被生产的，工人作为商品，作为直接的产品，至多只能是这一机器中的机械的动轮而已。”（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68页。）因而，这个人造的“物的过程”就神奇地成为了人们的崇拜对象。关于崇拜的主体，卢卡奇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不仅陷入了对于这个“物的过程”的崇拜，而且还根本不知道自己与这个社会之间是一种宗教崇拜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合理化的过程，人们对世界采取了纯粹直观的态度。在这种直观关系中，人(资产者)作为这个世界的纯粹的旁观者，误把自己认作是这个世界的主体。工人们尽管很难把自己想象为伟大的主体，但也无法突破这一关于认识主体的神话。就这样，整个现代世界被认作是彻底的被祛魅了的世界，人与世界的关系被认作是理性的认识关系。

　　在此基础上，卢卡奇进一步指出，这种拜物教又是抽象的，它的秘密正是所谓的“抽象的统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明确指出，商品虽然是一种“物”，但是这种物的商品特性与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是完全无关的，因此商品之为商品，是由于某种超出该产品的物理性质之外的东西。更进一步地说，它来源于人与人之间抽象的普遍的关系。“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在此基础之上，卢卡奇在其物化理论中则更进一步强调，“抽象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的社会范畴，它规定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对象性形式和主体性形式。“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制约着在商品中对象化的人类劳动的抽象。”（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48页。）在对象方面，它意味着质上不同的对象被归结为同一的商品形式;在主体方面，它则意味着人的劳动在实际上已经称为抽象的劳动。“在主观方面，抽象人类劳动的这种形式相同性不仅是商品关系中各种不同对象所归结为的共同因素，而且成为支配商品实际生产过程的现实原则。”因此，商品世界之所以对人具有那样的魔力，使人完全为其所掌控，是因为抽象劳动对人的统治。卢卡奇物化理论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它通过对“合理化”和物化意识的批判，而具体揭示出了抽象劳动的统治的秘密。

　　在卢卡奇看来，抽象劳动之逐渐实现对人的普遍统治的过程，也就是韦伯意义上的“合理化过程”:“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原则”（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49页。）。而蕴涵于该过程中的最隐蔽的秘密就是物化意识。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发展不仅导致了“人隶属于机器”的结果，而且使人们对眼前的这个合理化了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采取了直观的态度。人们把它认作是一个不受人的活动影响的、自动的、有规律的系统。相对于该系统，人只是被抽取出来加诸其中的部分的要素而已。在此直观的态度中，那些规定着我们对待世界的最直接态度的最基本的范畴发生了改变:“直观态度也改变人对世界的直接态度的各种基本范畴:这种态度把空间和时间看成是共同的东西，把时间降到空间的水平上。”（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51页。）这就是“时间的空间化”，更具体地说，它意味着时间与每一个工人之间有机的联系被彻底切断，成为了“抽象的、可以准确测定的、变成了物理空间的时间。”（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83页。）落实到工人们的身上，这就表现为双重抽象:一方面在工人身上发生了自我分裂，他的劳动力(表现为机械的/局部的劳动)与他的整个人格分离开来;另一方面，被分割出来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又被还原为纯粹的量。

　　卢卡奇对物化意识的分析表明，抽象劳动对人的统治实际上是经由我们每一个个体的自觉意识(我们在意识中把自己降为仅仅具有量的规定性的商品)而得到实现的。我们在前文中也曾经提到，在资产阶级那里情况似乎刚好相反，他们在面对这个合理化的过程时，把自己认作是世界的理性的主体。对此卢卡奇敏锐地指出，他们只是表面上的主体，在根本上他们同样是该过程的客体:“从意识上讲，单个的个体作为认识的主体面对着社会事件的极其巨大的客观必然性，他所能理解的也只是它的一些细枝末节，而在现实中，恰恰是个体的自觉行动居于过程的客体方面，而过程的主体(阶级)却不能达到自觉的意识，个体的自觉行动必然永远超出(表面上的)主体，即个体的意识。”（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48页。）卢卡奇在这里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实际上只是这个“物的过程”的客体，根本无力把握那个真正的总体。正因如此，卢卡奇进一步指出，这种拜物教与抽象的宗教(加尔文教)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相互呼应的关系。“同样是革命的加尔文教派把证实自己是虔诚的伦理学(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和认为推动世界运动的、规定人的命运的内容的客观力量完全是超验的这一点(和先定学说)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意味着把资产阶级物化意识的自在之物结构神话化了，并使之更加精炼了。”（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83页。）炚庖簿褪撬担我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对于那个“物的自动的合规律的过程”的旁观与我们在加尔文主义的宗教中对于先定学说的信仰其实是一回事情，二者的实质都是“抽象的统治”。

　　2.资本主义的宗教为什么是毁灭性的宗教?

　　通过揭示由商品所构成的这个“物”的世界的抽象性质，卢卡奇进一步揭示了蕴涵于其中的两对重要矛盾，即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矛盾和局部与总体之间的矛盾;通过进一步揭示这两对矛盾之间的内在关联，他明确指出商品拜物教绝对不具有任何救赎的性质。

　　首先，从形式与内容之间关系的角度看，由于这个商品的世界是抽象的，因而它虽然具有“物”的外表，却根本无法真正包容实际的内容。具体来说，不仅是劳动对象的独特的“物”的属性无法被包容进商品的形式中，而且劳动者的独特的“人”的属性也被排除在商品的形式之外。在商品形式中，实际发生的是人与劳动对象之间关系的断裂、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断裂以及人与他人之间关系的断裂。作为这三重断裂的结果，商品的形式成为毫无内容的纯粹的形式。

　　其次，从总体与局部之间关系的角度看，由于人们在对商品形式的把握中彻底排除了内容，人们也就根本无法达到总体，因为只有经由内容，才能达到真正的总体。在这个意义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是非理性的，那种无内容的形式的合理性永远只能在一些局部的体系内被达到，至于这些体系之间则只能是一种纯粹的偶然的关系。因此，资本主义的存在过程必然是遭遇一次又一次灾难的过程，在这些灾难中各个局部系统之间的关联突然中断，资本主义的不断形式化的逻辑无法得以继续。而人们对于商品的崇拜所带来的恰恰是人们对于蕴含在商品形式中的抽象力量的不尽追求，因此商品拜物教正是推动资本主义从一次灾难走向另一次灾难的强大动力。在这条不归路上，商品拜物教带给人们的唯一命运是毁灭。

　　结论:再论历史唯物主义与宗教的关系(卢卡奇、布洛赫和本雅明)

　　综观布洛赫、卢卡奇和本雅明的资本主义拜物教批判思想，可以说他们分别从两个方面对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思想进行了重构:对资本主义宗教性质的具体批判和对解决问题的道路的积极探索。在对资本主义的宗教性质的具体阐发上，他们一方面在韦伯的帮助之下，鲜明地揭示出了商品拜物教的实质，即抽象的统治;另一方面又在犹太传统的滋养之下，清楚地看到了形式理性原则的致命缺陷，揭示出它与非理性原则之间的共通关系。关于解决问题的现实道路，他们针对资本主义的宗教性质则分别选择了两条不同的道路:非宗教的历史唯物主义(卢卡奇)和历史唯物主义与宗教的联盟(布洛赫，本雅明)。对于当代的读者来说，这两条道路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在这个看似已经彻底世俗化了的现代世界中，它再次提醒我们，如何实现对宗教的积极的扬弃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面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拜物教，卢卡奇选择的道路是继续自黑格尔以来用哲学来扬弃宗教的道路。由于宗教在这里已经被落实为在生产领域内所发生的“抽象的统治”，哲学也相应地被落实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如此的哲学之所以能够担当起扬弃商品拜物教的任务，是因为它同时就是对整个社会结构进行变革的实践。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之上，他不仅彻底清除掉了自己早年思想中的宗教色彩，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还特别地对布洛赫进行批评，反对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联盟，强调我们必须走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当恩斯特·布洛赫认为在宗教与社会经济革命的这种结合中可以找到一条深化‘纯经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时，他就是忽视了这种深化恰恰没有顾及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深刻之处。”（GeorgLukacs，HistoryandClassConsciousness，trans.RodneyLivingstone，TheMITPress，1971.p.193.）这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或无产阶级意识)绝不是所谓的经济唯物主义，而是已经达到了扬弃宗教的高度的哲学。这样的哲学完全不需要来自传统宗教的任何帮助，独自就可以实现对传统宗教和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双重扬弃。

　　与卢卡奇不同，布洛赫和本雅明则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宗教联盟的道路。在这里我们仅以本雅明为例，他在其晚年的《关于历史哲学的论纲》中，明确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神学联盟的思想。在第一条论纲中，本雅明提出了那个著名的比喻:神学被比作隐藏在棋盘底下的侏儒，“历史唯物主义”被比作木偶，侏儒的手中拿着操纵木偶的绳子;坐在木偶对面的是它的强大对手，但木偶在侏儒的操纵之下，将赢得与该对手之间的这场比赛（WalterBenjamin，Illuminations，trans.HarryZohn，SchockenBooks，2007，p.253.）。种通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而从外面强加的东西，自己是不会在有这种文化背景的社会里发生和发展的。

　　最后，在这个语境中我还同时想到了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生成的最初过程中，西欧、资本主义和基督教这三者很快地被缠绕在了一起，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些基督教的新的形式来满足资本的需要。如果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的批判，并同时认识到，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马克思的思想又是因基督教才成为可能的，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一些非常有趣的想法:从中国社会的(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形式都不是在与基督教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就会看到，毛泽东的思想也不是在基督教的语境中生成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毛泽东的思想是第一个“非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


复旦大学公开课：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思想研究
http://v.163.com/special/cuvocw/makesizhuyi.html

本课程选取了卢卡奇（GEORG LUKACS）、柯尔施(KARL KORSCH)、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布洛赫(ERNST BLOCH)等四位思想家，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的思想进行通俗易懂地讲解。课程明确地呈现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两个基本维度：对现代文明的危机的诊断、批判以及对革命的道路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