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鞋怎么都是关于经济啊，干脆穿美元算了

改革的大戏正场还在后面。

运用那种理论要因地制宜，审时度势，不能一概而论。

真的拭目以待呢。无论如何，要有信心。

是不是第三代领导集体不是按“轮流坐庄”的顺序或者按年龄辈分来划分的，更不是自己所封的。而是按照科学理论的发展进程来划分的。如果你把计划经济的体系变成统制经济架构来推行，这种理论的嬗变本来就是逆社会发展潮流之举，难道是这一种推动历史车轮的进步吗？所以“三个代表”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讲都不能算作“划时代发展”。倒是自习近平同志的“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党和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以及社会的走向倒是真该算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历史的新起点。所以是不是第三代，不能自己标榜，而是要用唯物历史观来考量和评价。

改革不能只念一本经，穿鞋也不能只穿一双鞋！顺时、顺势、顺民意！

楼主说的很是委婉嘛 就我看来，性质最重要 形式是表演用的

邓说过：改革就是摸石头过路。改革不再讨论不论姓资姓社，只看“三个有利于”。这说明了中国改革其实已经不再纠结于马克思还是西方经济学。不论马克思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是在西方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在中国都有局限性。中国实际已经开始走自己的改革发展道路。但是由于中国现在教育的教育体制和ZF的保守型，没出现一个对中国经济理论集大成者的学者和著作。

马克思保驾护航？呵呵

牛人，顶起来

同意一半。 革命和改革说白了都是利益的再分配，其实哪有这么多唧唧歪歪的东西（这说明和马克思是不相关的）。但是中国的领导阶级有个特点就是要宣传自己的正统性，现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来源是马克思，没办法所以一切理论向马克思靠，找理论依据。

中国走的是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何不在符合国情民情，促进民富国强的基础上发展和创新出自己的理论？一味借鉴和混搭，势必走在人之后，甚至步其后尘！

It's interesting.....

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就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没有必要去深究。
在现行的体制下可以发展的很好就接着干，不合适的地方就改，希望中国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你，怎么知道你的脚一定要穿上这堆现成的破鞋不可，呢？难道，你不能创造出全新的自己的鞋吗？
不是现实要由什么理论来框定，而是相反，是现实在创造着自己的理论。

各有各的理论  经过市场检验和实践检验的

寄希望中国能走出一条新的道路，现在西方的道路越走越窄，国家被选举所绑架，政治家在乎的就是选票，没有改革的魄力，中国在这一方面或许会好一点。

关于你提的问题很尖锐，陈嘉映对此曾有如下之说，借以回复：“无论从社会身份上说，还是从思想内容上说，中国的士大夫都不大像西方的自由知识分子。他在学问上在知识上首先有的都是政治关怀。他们的研究思考方式始终都是高度的政治化、社会化或者是说伦理化的。对于中国读书人来说，很难设想他会去从事纯粹智性上的追求，而和政治伦理无关。实际上在传统社会中，如果一个读书人那么做了，大家会觉得你是太古怪了，几乎要把你当做一个异类。不管是尊德性一派还是道问学一派，两派的基础都是尊德性，任何知识上的追求都是要跟齐家治国平天下连在一起，否则大家就会认为那只是低劣的知识，甚至是带有破坏性的知识。
我从这一点想讲到另外一点，也是大家经常提到的一点，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我写过一本小书叫做((哲学科学常识》，在里头谈到过这一问题。我在那里说，这个所谓李约瑟问题的问法不太对，要问的不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科学，而是西方为什么发展出了近代科学。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是常态，除了欧洲，其他文明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而只有针对例外的情况我们才能问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村有谁家生出一个毛孩来，我们就要问了，他们家怎么生出毛孩来?但你家邻居生了个正常孩子，你就不会去问他，你生孩子怎么没有生出毛孩来?李约瑟本人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但所谓李约瑟问题的问法跟一大串政治文化比较中的问法一样，带有西方中心的惯性。只要跟西方不一样，我们就问为什么。它怎么没有民主制?它怎么没有发展出科学?它怎么没有公民意识?等等。因为西方被看做自然的或者正当的，你跟它不同就要找原因了。实际上不应该这样问，大家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只有西方发展出来了，所以比较富有意义的问法应该是：西方怎么发展出来了?
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纯粹智性的追求，对无关利害的真理的追求。有很多例子。比如有一个关于阿基米德的传说，讲罗马人攻占叙拉古，阿基米德正在沙盘上画一个圆，罗马士兵打进来的时候，他护住沙盘，说：“不要动我的圆!”这个故事不管是不是真的，都只有在希腊传统中才会有，在西方传统中才会有。中国虽然也一直有人合生取义、杀身成仁，比如崔杼杀了齐王，齐国的太史兄弟几位一个接一个甘愿杀头也非要写下“崔杼弑庄公”这几个字。但是只有希腊传统中的人才会为一个“圆”合生取义。著名的例子是布鲁诺，在火刑柱上还坚持地球绕着太阳旋转。这些故事体现了西方人的纯智性追求，而这种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理论能够得以发展的一个源头。
中国文化传统不像西方传统中那样富于纯智性追求，不是说中国人没有理性精神，中国人不科学，我想说中国在“理性”这个词的一般意义上不比西方人缺少理性。我刚才讲到中国人跟欧洲人有很多共同点，重理性就是一个突出的共同点。要说，欧洲还有宗教，还有长期的中世纪等等，不如说中国人是更加重理性的。中国人当然更不缺聪明和技术，在两千年中，中国的技术不说比欧洲更发达，至少是不差。但是中国人始终没有理论兴趣，中国人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这个不但历史上这样，到今天也是这样，从阴阳五行理论到宋明新儒学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没有当过真。我们这一两代人给世界文明增添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要问理论，我敢说的确是没有增添什么。人家有一个人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我们就去做田野研究，作为人家的理论的一个例证（中国问题.第一讲东西文化思想源流的若干差异.北京大学国家研究院）。
”

陈嘉映的学术演讲的一段内容不知是否可以回答你的提问。

穿两只不同形状的鞋子怎能走得好？

穿两只不同形状的鞋子怎能走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