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史贯通的《资本论》——理论工作结构和现实主义批判问题。要之，《资本论》不是“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是通过对狭义体系（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作正面阐述的18世纪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的批判，以之为前提，从社会客观和批判方面引出有关于总体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元素。以此观之，本书是试图在《反杜林论》基础上继续前进。如果失掉现实主义，没有深刻的现实批判，也就不会有行动的主义，历史主义将失去具体依托，流于空泛。这就是“以史贯通的现实主义”——从现实主义切入着手安排工作批判原则。首先是对原则的总写，从社会思想批判角度将经济形态的现实主义批判区分成“历史观批判”和“社会观批判”。一者有关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域内的自我工作批判，一者有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工作逻辑批判（物象社会观批判）。通过批判工作的具体化，我们毫无讳言并公开声援这个观点：现代的全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体系按发展规定来看，不过是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方面，而现代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其对立面，是“狭义的政治经济学”之发展方面。整体看，两种批判是一对拱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批判地基上挖掘和整理历史新材料，为“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出笼进行思想奠基。其次立足在广义背景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予以重新杷梳：历史时间为经轴、社会空间为纬轴。从发展序列上看，现实主义叠合为商品—货币—资本的批判逻辑。这种对客观和主观予以总体涵容与统一的逻辑全方位地展示一个具象性的“资本主义批判”，使经济形态批判日常化、实践化、具象化了。这种处置进一步使批判元素历史彰显，凸显了批判的本真含义——发展。最后，“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得以逻辑合拢。此处，批判元素在辞命意谓上指向“社会主义批判”，隐含现实批判＝中国批判的命题意味。从而中国经济学凤凰涅槃，以越来越成熟的形态显世。总起来看，指向历史，亦就是指向现实；指向实践，亦就是指向批判。这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之成功。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实践的成功引领使得批判行动现实化了，贴近了生活，工作具象为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
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可谓“执大象”，从中可提炼一社会客观批判工作体系。显然，它创立于《资本论》中。马克思完整的批判逻辑铸成于四卷本的工作体系，即彻底的社会客观取向的存在批判→本质批判→概念批判→精神现象批判（当然，这只是个总路向）。孵化地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胚种在《导言》中。又可以说，马克思写于1857年8月底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宏旨的《导言》是《资本论》就方法论思想而言的“最初的蓝图纲要”，它事实上奠定了后来的写作。区别是一为客观批判（基础是生产的发展）的计划体系、一为社会客观批判（基础是生产关系的发展）的实际工作体系；它们的联系则犹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联系，是一目了然的。客观批判体系升腾出社会客观批判的需要，成为其实际基础，因此这里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含意直接、体系初成的。其一，一般意义的客观批判体系就实际执行的功能而言，是在确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统一性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的客观批判路径首次生产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具体的理由分述如下：（1）马克思运用自己初步达成的唯物史观思想，批判性地阐明资产阶级理论家的精神现象的发展线索，包括对历史对象的掩饰、对社会对象的认识遮掩与庸俗化，以及有欠缺的范畴工作体系；（2）探明了以客观批判为基础的社会客观体系建构的基本路径；（3）从广义政治经济学（申明研究对象的建构元素的历史性和发展取向的规律内涵）和狭义政治经济学（申明研究对象规定）结合角度，提出用以指导范畴生产的历史结构问题，明示其中的重要问题。其二，如上所论，客观批判体系旨在确立范畴的客观性。如《导言》提出了基于一般生产的客观发展：一般的抽象的规定以及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这种客观批判和主观批判的严格对应（可以说，范畴本身是一身兼二任的，即亦“主观”亦“客观”），在整个《大纲》的写作中是贯彻到底的。在研究要旨上，货币章关于货币客观发展的描绘同时是对“货币范畴”的规定，而资本章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描绘亦是对“资本范畴”的批判性阐明，等等。在《导言》第四节（著名的“经济学8条”）中，针对诸范畴的历史发生关系上的并列，马克思创造性提出界说：“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其三，尽管如此，客观批判体系仍然不能彻底解决工艺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区分问题，不能执行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部工作批判的任务。客观批判体系固然说明了客观逻辑（生产的发展），说明了生产的社会逻辑和技术逻辑，但不能真正地区分开二者。不明白这一点的研究者后来以至于把生产的技术逻辑（生产力的发展）简化成“直观的唯物主义”，并用它来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它的生产要素理论），并不知晓资产阶级经济学工作逻辑的实质在于极力混淆技术逻辑和社会逻辑，而使得技术逻辑和“虚假的社会逻辑”（物象逻辑）一体化。简要地说，在马克思研究对象思想基本成型的研究阶段，乃是从外部来确立对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工作批判，仍然执行直接的客观批判，技术逻辑和社会逻辑的规定在整体上还是“认识对置”的关系，这就有可能使社会逻辑“物象化”。这一工作缺口为后来资产阶级学者的“反批判”提供了诸多的机会。
要之，政治经济学批判遵循了社会客观批判逻辑，而将单纯的生产的技术逻辑交由各门工艺学去处置。通过申明生产的社会逻辑和生产的技术逻辑无涉，免除了物性观干扰，这样才能真正取消物象性！但是所谓社会客观批判，即生产关系的发展，其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描述与工艺学批判互补。政治经济学仅仅研究生产力的物质形式，生产力的物质内容交由各门工艺学即自然科学去研究。这一点意味着，在生产关系研究体系中，生产力＝生产关系运动的物质载体。相反，如果一味地把生产的发展等同于生产关系的生长，就难免不会生出“事”和“物”的本体论，产生解释学和物象化的认识论主张。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不是一般意义的生产发展，而在于生产关系的客观发展。正是出于对范畴批判和范畴生产工作统一性的坚持，其对物象逻辑形成了内部批判。一句话，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内在于社会客观批判体系的建构。可见，社会逻辑不可能是技术逻辑的简单的形式对置，而在于寻求“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财产形式下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即寻求历史财产关系的客观批判。
全书由5个工作单元构成：写在前面（代序言）和第一、二、三、四部分。题录在前面的话可谓是“解题”。开局的第一章为和哲学界“对话”专门设置。第二章因应了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这样设置的目的在于突出批判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工作的立体交叉性，体现由方法论批判衍生出理论和理论批判的方针。批判归根结底集中于“本体论批判”。最高意义的批判（主推哲学批判）指向了马克思主义＝各种形而上学这个公式，以杜绝各种非法的作为预设前提的“本体论”“存在论”“知识论”。鉴于当前的研究已达到了“各种学说”迷人眼的地步，从马克思主义及经济科学文献的根部予以清理，彻底澄清事实是实属必要的。开局的论证在首篇尾章得以实质性地展开，即第三章可谓是“破题”。整体看，这是面向实际和为了未来的阅读。第一部分旨在明确经济学之道：其一，说明“保卫”何以是方法或指方法论（主旨在志史），而“经济形态”何以是指理论或建构行动（主旨在批判）；其二，说明“保卫”和“经济形态”的相互衔接；其三，说明保卫《资本论》的行动对经济形态理论的工作转化。主题实写“运动”和“构造”两方面内容铆合，妥善安排它们的结合。
在此体式领导下，毋宁把“保卫《资本论》”看作一项行动议程或本身是研究活动这一规定，其生产“思想”（经济学建构）。“经济形态社会理论”是该活动域内最大的理论收获义项。连贯于三个研究序列：“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地基”（思想的发生态）、“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建筑”（思想的书写态）、“经济形态社会理论运用”（思想的实践态）。要害之义在为经济学之思梳理根据、正源，在于对其宏旨端本，对时代的大用和中国之用进行勾勒、清源导流。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此三者皆从发展出。它们逻辑关联着和彼此推进。又之，鉴于《资本论》是一体大思精的历史经济著作（马克思以“价值”笔削《资本论》犹若孔子以“礼义”笔削《春秋》），全书言说这样的思路：历史和批判→方法论和批判→理论和批判。在发凡起例上，第四篇乃是一理解上的机要和逻辑运思上的转折。（1）二、三、五、六篇本身是一工作整体（起联、颔联、颈联、结联），即是说“夜雨寄北”暗扣全书撰写内容的内在思想线索，是“思”的成长过程；（2）它归结二、三两篇，从康德主义路线批判出发，而又似乎“中断了”这种讨论，实为从另一角度进行归结；（3）马克思对机械、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针对了本体论，乃是对康德主义路线进行的批判性归结，在工作内容上则要隶属于五、六两篇；（4）总的来看，其总揽全局，结构承上启下，第四篇委实起到逻辑中枢的作用。显然，以上安排意在打破以虚假本体、虚妄理念为本位的非批判的认识，目的是强力清理认识论—方法论—认识论此种工作循环所滋生的语言体式——语言范畴、范式及其语义体例，建设性地颠覆之，清除受理性统辖之蒙昧科学，清除其认识规程和操持形式。
要之，第二篇（连同首篇尾章）难道不是对我国经济学教育——它显露出来的问题，从思想批判角度施加的一个史的刻画？第三篇难道不是对于“西方经济学史”的摹写与显露？第四、五篇难道不是对“政治经济学史”予以整体显露？第六篇难道不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史”进行书写与提示？四大部的历史版块被集结为“五篇结构”，和首篇结构呼应、融汇，终形成行、基、建、用工作体例。行动的语境和批判结构集结为《资本论》的“横空出世”（规定），集结为“中国经济学”。主客观批判互动单元认识推进为历史本身和思想批判的互动单元，显明一种工作逻辑：社会主义运动而并非资本主义，乃是对人类史前时期文明形态的总写。毋庸置疑，作为归结全书内容主旨的最后一篇是对首篇工作逻辑的呼应，所谓“月移花影约重来”！要旨是把客观批判和主观批判始终看作同一的工作逻辑形态，而进到历史过程的深处全面探索历史自身的行动和思想的统一。这是批判与建构之最高意义工作统一，亦是最高研究境界之实现！
又之，以中国古典诗文词曲绾摄全书，实为传神之用，不足道矣。这只是表明中国人对于历史记述的要求是多方位的，又在于追求“诗穷而后工”的史诗境界：信史出乎诗，言乎志，发乎情，微言大义，浓缩精华。“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体例却也合乎科学，使科学作品寓于历史作品之中，入言入文，立言立行，同时富有浪漫主义情趣。“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是中华的文化道统。试想，如果中国文字在工具上不形成统一性，如何致使思想传承数千年，而内在精髓从未绝灭？保卫《资本论》担负着保卫汉语优雅性、文约词工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学任务。
呜呼，夫复何言！赋到沧桑句便工。架构和旨意亦如此地一目了然，无复多言。经济学工作系统是通过语言予以胶合的。因此理论经济学必须定位于“历史生产语言”，而不能如此颠倒或废止：以现象语言、物象科学语言反治其身，炮制“新八股文”；抑或以理论做游戏，拿理论当儿戏，请来应用当作挡箭牌和护身符，其中却无半点“批判”韵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些阐说恐怕已无须一一挑明，读者从字里行间已然可以尽情领略到它们的存在。但开风气，为先而不为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亲爱的读者！凡有探索，一定用力不逮，敬请提携，不吝指正，共同前进。本书愿以这殷切之寄语、这至诚至真之语，迎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热潮的重新崛起，通过方向之正确导引，把日益潮起的这一洪流更加地推向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