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相争，印度得利 最近以来，中日关系的紧张已经从所谓“政冷经热”正式转入“政冷经冷”。中日之间由于政治性因素疏远的态势，近期看不大可能转变。与政冷经冷相配合的是日本以“中国已经长大”为借口逐渐停止对华日元贷款，是日本商品在中国风光不再，是日本公司降低对华市场预测，并有消息说日本公司将“大规模撤出中国市场”。 而在中日政经关系持续降温的同时，中国西南的大邻居印度好消息不断——-日本在迅速“靠拢”印度，政治上，日本与印度结成了“入常同盟”，一起为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努力；经济方面，日本政府大力鼓励本国公司向印度投资，为了给日本公司铺路，日本对印贷款逐年猛涨，2004年度已经已经达到1200亿日元，从而使印度超过了中国成为世界头号接受日本贷款的国家。更有人预测：伴随着许多日本公司最终彻底撤出中国市场。而印度作为日本政府目前大力鼓励投资的国家，很可能成为日本公司新的投资地，这些公司可以利用印度和中国类似的低成本进行生产，这样，印度迟早会成为中国的竞争对手。 种种对印度的利好消息，不禁有人产生了这样的感叹：“中日相争，印度得利。” 但真的是“中日相争，印度得利”吗？恐怕事情并不止这么简单。 美国的亚洲战略 日本向印度献媚(注意是献媚而不是相互接近)，国际背景是美国拉拢印度遏制中国的亚洲战略。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布局，是力图建立一个围绕中国周边的封锁线，这道封锁线的中心环节就是印度，为了加强这道封锁线，美国撮合自己在亚洲的坚强盟友日本接近印度，以抗衡中国，保持亚洲地区的所谓“力量平衡”，近期美国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改革美印军事合作中已经体现出了这种倾向。美国的《洛杉矶时报》就鼓吹：“日印两国可能加强关系，由于中国“暴民”(注：反对中国政府叫民主斗士，反日反美叫暴民)发动了针对与“不愿谢罪”的日本进行贸易的骚乱，印度作为一个战略伙伴对日本便更具“吸引力”了。日本的资本和技术将可能大大促进印度的发展，进而保持亚洲地区的“力量平衡”。”在这种态势下日本公司响应“政府号召”撤出中国转向印度，就不能简单的看作是经济行为了。 小泉政府的“南进政策” 小泉纯一郎政府鼓励日本公司从中国市场上退出转向印度，与美国的战略意图是一致的。于经济角度讲，其主要意图一是在认真考虑面对失去中国市场前景，并着手为日本企业开拓一个类似于中国的大市场，以搪企业界之口，是未雨绸缪之举。二是鼓励印度走与中国相似的发展道路，利用人口众多的低成本优势大兴制造业，与中国争夺“世界工厂”的地位，以压制“中国制造”，损害中国经济；这样即使中国与日美发生了大规模冲突，则印度也可以代替中国充当日美廉价商品的供给地；如果印度与中国发生了产业竞争，则顺带着政治军事上也不会太平，印度极有可能如美日所愿，在印度洋上对中国至关重要的航路上制造麻烦；即使印度制造只能作到与中国旗鼓相当，也可以以地域优势，在政治与经济上横亘于中欧之间，割断中国与欧盟之间的战略联系。 以笔者看来，小泉纯一郎政府的设想意在损人，未必利已，其中想当然的成分过多，最后只能落个害人不成反害已。 在地缘政治战略上，印度对中国即使能造成危害也不算心腹大患，鉴于地缘上的原因(中国控制着西藏高原，离印度的腹心地区近，双方的军事对比极不平衡，笔者以前写过一篇《在南亚与虎共舞》论述过此事)印度无法对中国造成什么真正的威胁，尽管它经常大喊中国威胁，但与其说是中国威胁了印度，不如说是印度需要有“中国威胁”这么一个并不存在的外来压力凝聚散碎的多民族、多文明国家。 如果照经济数字分析，印度确实具有与中国相似的人口众多的国情，而且在日美作出市场方面的让步，类似于当年为了冷战需要扶植东南亚国家，印度也许会禁不住诱惑而向这个方面转型，那么在经济上确实要正视“印度制造”的威胁，但如果仔细分析，日本恐难遂愿。 小泉纯一郎政府大力鼓励日本公司向印度投资，是在日中关系走进死胡同的态势下，从政府层面上为日本企业开拓印度市场。是在照搬当年田中角荣前首相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开拓中国市场的经验，想象再宏大，也不过是拾前人之牙慧。 从政治行为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小泉纯一郎是个很爱出风头，凡事标新立异，希望能干一番“大事业”以名垂青史的政治人物，他在接近印度时未尝不是在学当年的田中角荣，“前人能够开拓中国大市场，我小泉为什么就不能为后人留下一个印度大市场？我小泉就是要能为人所不能。” 中日关系在政治层面因为其国内右翼势力的掣肘，已经很难有什么大的改善，不管小泉纯一郎是否在任都将如此。而此一轮的中日关系交恶，日本在华的经济政治利益已经被重创。 日本是否愿意“失去中国”？更确切地说，是否愿意失去中国这个大市场？当然不是，如今日本经济有赖于中国市场的程度越来越深，1987年西方强迫日本签订的《广场协议》其后日元对美元的比价一路走高到不到100日元比一美元的虚高比价，到了1992年日本经济泡沫在美国压力下破灭，其后日本经济便进入了疲软状态，如果不是因为赶上中国经济繁荣的“中国需要”，日本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从衰退中走出来。在经济刚有点起色的时候小泉政府人为的搞出来中日间“政冷经冷”，企业界对他并不满意。 而在中国市场对日本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日本无比决绝的采取了对抗的策略，并因此近乎永远的失去了在中国市场的优势地位，(我写了一个《日本企业之失去中国》对日本丧失中国市场优势地位的原因作了分析)从表面看怎么都不是聪明的举动，但仔细分析其中内有隐情。 无独有偶，台湾的李登辉以前也搞过“南进政策”，与小泉政府的“印度攻略”在前因上有相似之处。 分析中日关系的发展，可以以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为范本，两者与中国大陆这个中华文明本体的关系，在前后关系上有相当大的相似之处。基本上台湾的昨天就是今天的日本，现在的台湾就是明天的日本。详见笔者《巨龙身边的两颗蛋》。 当年的台湾搞“南进政策”，一方面是为了实现台独梦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轻对大陆的经济依赖程度，从而以政府指令性质的号令台商“南进”，人为的违背市场发展规律，但这种人为的违背经济规律的政府行为，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害人害已，放着潜力无限的大陆市场不去开发，非要去东南亚的瘴疬之地去碰运气，结果是坑苦了台湾企业，不知道有多少台商在东南亚搞得血本无归。最后随着李登辉的下台“南进政策”也不了了之，现在的陈水扁闹台独有之，“南进”是再也不敢提的了。 而在中国大陆快速发展的国力影响下，日本如台湾当年一样发自本能的感受到了威胁。与台湾当年一样，它也有对抗遏制中国的冲动和倾向，它在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疯狂举动，在台湾问题上的步步深入，在海洋权益上与中国的冲突，都是这种对抗情绪的反映。 但在表面上的咄咄逼人后，是是“失去中国”的无奈，是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彻底走向关系破裂时的虚弱感。于笔者眼里，日本实际上也就是大十倍的台湾，其它方面有很多是相似的，昨天台湾与大陆关系中发生的风波，今天多半要在中日间重演一遍，小泉纯一郎政府的“南进政策”就是一个例子。 日本产业界开拓印度市场的努力，从侧面上也反映了日本企业界对中国市场的极度失望。但从来忧患意识极强的日本不知为何对开拓印度市场倒是信心十充，日本对华外交的强硬，也是一种有恃无恐心理的反映，表明日本在已经对印度市场有了充分信心之后，对中国市场已经。而在日本眼里，印度是个不亚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的机会无限的大市场，它对与印度关系进展的广泛宣扬，多少有些炫耀心理：“你看，我离了你照样能过，没有了中国市场我还有印度市场吗 但印度市场真的会象日本企业界的设想那样是“流着奶与蜜”的福地吗？恐怕未必。 一是印度市场与中国不具备太大的可比性 以中国的经验来套印度，纯粹是张冠李戴.印度市场无法与当年的中国市场相比，不管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条件相差太远，市场的开拓难度亦远远大于中国。 小泉纯一郎作为政治人物，最大的特点就是历史感薄弱，这也是“不负责任的一代”的共同特点。在开拓印度市场时，小泉想当然的认为，印度与中国相似都是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同样有着巨大的人口基数，同样是独立时间不长的国家，可比性相当强。因此不由自主的拿中国的情况来套自己并不熟悉的印度，也不仅小泉，整个世界这么套的大有人在，而且许多人还认为印度“有优势的民主体制、悠久的法律传统，健全的法律体系”，而对印度十分看好，认为印度完全能够在产业上与中国展开竞争。 但在对比印度与中国时，首先要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虽然同为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印度与中国的最大不同，是在于没有经历过中国所经历的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和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因此也没有产生过毛泽东、邓小平那样足以改变一个时代的巨人。如今分析中国经济的现状，无法绕开中国革命的评价。中国革命的彻底性是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所无法比拟的，狂风暴雨般的革命加之随后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为现代经济进入古老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基础。1979年之前的社会改革，客观上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启动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建立完备的国有工业体系、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受益于改革前的中国所取得的成果。 而印度与中国相比，社会变迁和缓的多，如果说中国革命是壮丽的史诗，那么印度同期的历史更象是和尚念经。如果说中国革命是奔腾的洪流，在猛烈摧毁的同时也将障碍一扫而空，那么印度同期的变革相比不如说是小孩子过家家玩水，它在保留旧有的传统的同时也保留了阻碍商品和市场经济变革的诸多因素。即使有英国人上百年的殖民历史，它的传统仍根深蒂固，传统的浓厚使印度的一切都象是印度大街上悠哉游哉的老神牛，想让它快都快不起来。如果说在中国甚至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那么在印度就是流血也未必能搬动一张桌子。在这样的国家，要想实现象中国改革开放那样的革命性的社会变革，谈何容易。 当然印度也有其社会变革的动力，内存的且不说，曾在边界战争中击败过印度的中国包括中国现在的经济成就，都在刺激着印度老旧的神经，客观上成为印度社会变革的动力。但这种古老的文明，单凭外力是无法让它完成社会变革的使命的，印度也许能在不经过激烈的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完成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变革，但主要还在它自己社会内部寻求变革的因素，外力的影响不可能很大，有时候还会适得其反。日本想在印度的变革中发挥作用，谈何容易! 印度历史上没有经过中国革命那种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是它的福气，也是它的悲哀。有印度人感慨“印度就是缺少邓小平”，但印度人没有看到的是伟大的历史人物必须在伟大的时代中才能产生出来。缺乏巨人的印度没有人有这个能力，也没有人有这个威望来完成对古老文明改造的历史任务。看不出印度现在有能够领导整个国家来完成中国建国后那种大规模的社会改造的政治力量，也没有人能够完成中国改革开放那种大规模的社会转型。但印度也因此少受了许多动荡，它的历史决定了它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也只能是和缓的，慢悠悠的前进，就象印度街头随处可见的老神牛，而急功近利的日本企业能否适应这种印度速度？ 印度与中国根本没有可比性，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整个世界历史上中国改革开放也只能有一个，是独一无二的。朝鲜越南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许能学学中国经验，但也不过是学个毛皮。期望国情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印度学中国经验走中国的发展道路，指望象当年开拓中国市场那样开拓印度市场，完全是痴人说梦。 具体的讲，印度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有三个不能相比 1 、社会财富积累与中国当年无法相比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有经济缺乏活力的问题，但社会财富的存量极大，建国后消灭了旧有的地主阶级，国家得以将农业生产积累下的财富用于工业化，并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只是因为缺少市场因素的调动，巨量财富无法正常运行而已。可以说中国已经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走过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卡夫丁峡谷”，这是印度怎么也比不了的。 从市场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是有待于开发的大市场，是个超级大富矿；同时中国也是个领土广大的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而日本正是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先人一步进入了中国市场，在中国社会还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日本公司以现代商业意识作了不少极其不平等的交易，攫取了暴利和日本发展经济所必需的大量资源，同时也得到了“经济动物”的骂名。 而印度至今为止，也没能完成中国当年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绝大多数的人民仍处于赤贫状态，它整个社会基本上没有什么象样的财富积累，没有中国当年的经济存量。小泉纯一郎梦想中的印度大市场，是块处女地，所有的一切都需要从头作起，日本公司在印度需要作的，与其说是开发市场，不如说是营造市场，把印度当作当年的中国那样的大蛋糕恐怕也只有小泉纯一郎这样的角色能异想天开得出来。同时日本也无法从印度得到自己急需的各类资源，因为印度本身也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同日本一样大多数资源需要进口。与中国相比，今天的印度市场是个范围有限的市场，并不是日本想要的大富矿。 【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2、产业的完备无法与中国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仅三十年，中国社会已经基本上从农耕文明具备了进入工业文明的条件，由旧中国的连颗钉子都叫“洋钉”一跃而为能够造出原子弹能发射卫星的高级工业体制，某些方面连日本都远远不如。而印度因为体制的原因，虽然有美国前苏联的竭诚帮助，但直到现在为止，它仍是连辆汽车都造不好。这种好高骛远的情形，也反映了一个古老文明，在没有经过广泛社会变革情况下谋求发展的难度。当年美国前苏联对印度的看援助规模比对中国的大得多，但印度工业并没有得到大的改观，它能在服务业方面有自己的国际级大公司，但它在基本工业体系的建立方面上却未必能在外力的援助下达到中国的规模，中国今天能取得如此成就，外资的进入是个重要因素，但主要的还是自己已经具备了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外力只不过是个助力而已，国外经济学家往往把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估计的过大，尤其是日本，更是对自己的作用大大夸大，却对中国市场的良好基础避而不谈，有它自己的用意。但作为中国自己不可妄自菲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那段从头作起奠定一个现代工业国家基础的那段历史，我们应该远比自豪。 3、人口素质无法与中国相比。建国三十年后，中国已经有了完善的教育培训体制，各种高技术人才齐备，计划经济体制下具备了一支高度纪律性的产业工人大军，各类产业完备，即使是农村在当时的半军事体制下，农民也具备相当的纪律素质，农业人口具备勤奋劳动的意识和数千年积累下来的耕作技能，在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印度，同时耕地的质量也不如印度的情况下， 中国农业的单产量也远高于印度。可以说人口素质尤其是发展现代工业所必需的素质不知比印度高出多少级。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工业起飞的基本条件了，没有这些，外资是不会来中国的。而印度到现在为止，不要说“产业大军”，连国家的基本工业化都还在社会精英的梦想里，而依美国的“亚洲战略”，是看到了印度的巨大人口基数，想让日本将在中国的企业迁移到印度，帮助印度成为中国那样的以廉价劳动力为特点的低成本制造业基地，让印度成为第二个中国，与中国企业形成竞争，从而破坏中国的经济。并在万一与中国爆发冲突的情况下，能有一个足以取代中国的低成本商品来源地。同时印度与欧盟距离近，一个强大的印度工厂崛起，可以代替并隔断中国与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如此远交近攻之计，掺杂着过多的政治因素，但美国自己对印度也没有什么把握，也有个了解的过程，并不愿意贸然向印度投资，这时候，有小泉纯一郎自告奋勇，美国人何乐而不为。当年的开发中国市场，也是这种情况，先让日本去试试水，只不过日本居然成功了，于是犯了红眼病的美国搞出了“广场协议”，打乱了日本企业经营中国市场的步骤，在日本企业走出了经济疲软的影响，准备大举进军中国市场的时候，美国又鼓动日本与中国对抗，并鼓励支持其南进政策，充当这个试水的任务，而小泉纯一郎政府在日华关系走进死胡同的情况下，急需要在外交战线上有大的突破，接近印度政治因素多，经济因素少，对日本企业的真正利益，小泉在日本政治右翼化的潮流面前不会考虑过多，所以它明知这个水不好试，还是要督促日本企业南进印度。 日本企业未必愿意跟随小泉纯一郎政府的南进政策 尽管小泉纯一郎政府对南进印度十分热心，但日本企业未必买账。在去哪里投资，分几个步骤投资方面，日本企业是很慎重的。如果接受投资的国家出现了政治环境等的变化，日本企业会在制定新的投资计划时，把这些新的变化考虑进去。尽管小泉政府为了使本国企业到印度投资提供了不少优惠，并且通过提供日元贷款等方式帮助印度完善基础设施，以打消日本企业向印度投资的顾虑。但即使如此，日本企业也未必会轻易响应政府号召“南进”印度。 一是文化上不适应。日本在中国市场能取得优异成绩，一个重要原因是熟悉中国国情，本就有相同文化背景，连文字都有相当多相似之处，中国人学习日本文化要比学习西方文化容易得多，所以当年会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知识。现代汉语中就有许多是从日语中翻译过来的，拿一本日本书来，理解能力强的甚至不通日文也能基本了解意思。同理日本人到中国也很容易适应，而日本企业到了印度，也就是进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圈，它要有个相当长时间的调整过程。 日本在发达国家中到底还是个后起之秀，它对外大规模投资也就是近十几年的事，在对国外市场尤其是对印度这种待开发市场的把握方面，日本企业与老牌西方跨国公司比还是嫩了一些，并不是说日本能够成功开拓中国市场，就一定能够成功开拓印度市场，这仍是个未知数，这里面有文化的原因在内。更何况即使它一切顺利，没有二十年的功夫，印度市场也无法与中国市场相比。问题是二十年以后市场是个什么样子？日本企业有没有这个耐性等传说中的印度市场开花结果？ 二是日本企业缺乏进入印度市场的准备。整个日本对中国有着极其深刻的研究，日本人甚至比中国人自己都了解中国，不管它出于什么目的，但在开拓中国市场时，日本企业在对中国的了解方面使它获益匪浅，而日本对印度又了解多少？贸然将投资转向印度，最后能不能有预期中的收益，都要打个问号。日本企业在响应政府号召前，也得有个研究印度的过程，但这也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事，而小泉政府接近印度的政治行为，又等不得日本企业一看二慢三通过，在政府的严厉督促下，不排除会有一些企业进入印度，但在这种政府行为大于市场行为的过程中，恐怕谁先进去谁倒霉。 三 是市场分析一厢情愿。日本式市场分析，有着过分功利化的毛病，它现在失去中国市场的优势地位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而日本在分析印度市场时，已经把所谓的“印度中产阶级”列入日本制造的囊中之物。但它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人如果不买日本货怎么办？如果日本以为能在印度象在中国那样施舍些小恩小惠就培植一大批亲日派，那也太低估英式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印度精英了，所谓“对日新思维”在印度中是绝对不会产生的。自古文人多无行，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向来骨头是最软人格最轻，中华铁血精神，从来不在庙堂，不在书斋，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而印度比中国唯一强得太多的恐怕就是这一点————人家的知识分子确实是有独立思想，民族意识极强的社会精英，日本想在这样一批人中培植亲日派，营造出一批哈日族，无异于缘木求鱼，而日本经营策略主攻的市场恰恰是这一批人。 最大的问题是，日本民族现在是否还具备当年开拓中国市场时能力与精神？ 对日本来说印度的市场虽然与中国无法相比，但到底国大人多，不是没有一点希望，瘦死的驼骆比马大，何况还有一个令日本垂涎三尺的“印度中产阶级”存在。但它的市场有其特殊性，开拓难度远远大于中国，印度市场有点肉，清汤也不缺，对日本而言印度市场就象煮了头几百岁的老神牛，想要在这样的市场上谋取利益，还真得有个好牙口。但日本民族现在是否还具备当年开拓中国市场那一代人的能力与精神？ 从它面对失去中国市场的危局时，政治上层的短视失策，经济界的束手无策，就可以看出，它忧患感强的民族文化特色还在，但刻苦忍耐顽强进取的民族精神深受美国文化的侵蚀，已经相当地弱化，高度发达的文明使日本已经失去了民族精神中强悍坚忍的一面。先辈披荆斩棘为日本开拓的巨大市场，被小泉蠢一狼之流“不负责任的一代”轻易抛弃，如今日本已经毅然决然的跑向憧憬中的大蛋糕，它的信心满满，勇气十足，但是否还有老一代人那种精神？ 第三就是印度未必愿意走这条路 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复制的，印度与中国的国情相关太多，并不是说，中国人多，能走廉价劳动力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的道路，而印度人也不少，所以也能走这条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今天的发展经验，有很多其它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借鉴。有其特殊性，而印度如果能在现在的条件下走出一条发展之路，倒是具备相当的普遍性。在发展廉价劳动力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方面，印度虽然有和中国相似的人口众多、历史文明悠久的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验能够在印度适用，如果贸然学习中国也走中式发展道路，恐怕非但经济发展不起来，现有的政治大体稳定也会成为泡影，印度不是中国，它经不起这种剧烈的社会动荡，对印度统治阶层来说，这个险它未必肯冒。中国的经验，越南和朝鲜这样的在中华文明圈子里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体上能学，但也只是个皮毛，印度如果走同样的路，笔者的看法并不乐观。 中国在发展以廉价劳动力优势为主体的大规模制造产业时，也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社会的两极分化、环境污染、西方文化对传统社会带来的冲击，到现在为止，对这条中国道路，国内的争议也很大，而印度对中国的经验教训应该说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印度社会对此也有很激烈的讨论，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良好，所以印度有学习的动力，但中国经济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哪，恐怕这条路印度第一学不来，第二未必有这个耐性去学。它能否如日本所愿去把精力集中到利用人口众多的优势来发展大规模制造业，还是个未知数。而真正要落实这条路，它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都要作很大的调整，社会也要完成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面对日印接近，中国怎么办？ 一、首先并不必要为此忧心冲冲【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中国市场的外资时代已经到了一个优化组合的时代，引进外资已经不能什么都要，有个选择的问题，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低技术水平的不如不要，这方面日本企业实际上并不占太大优势，因为国内的因素，它不大可能将中国需要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如果日本企业不愿意在中国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出力，那么没有必要为日资撤出中国而担心。 二、企业界要利用好这个机会 日本产品在反对日货的声浪下因为政治性的因素而减低对中国市场的期待值，对中国企业来说未尝不是好消息，中国高端制造业在洋货的冲击下生存相当艰难，而洋货中的大头日货因为政治性因素攻占中国市场的势头降低，中国企业正可以趁此机会有一个相当的发展，这也是日本纳闷于为什么在上海北京广东这些“有消费能力的市场”下功夫这么大，但这几个地方反日声浪反倒最高的原因————产业竞争。韩国激烈反日，根本原因是由于产品结构与日本类似，市场竞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日本心目中几个消费得起日本货的地方，现在和将来必将是日本货的强劲对手，也将是反日反得最激烈的地方。长远看，如果不出意料的话，中日间的政治冲突迟早会结束，那时候中国企业又要面对日企的激烈竞争，如果不趁这个日本企业撤出中国，而其它国家暂时还无法补充市场真空的时候发展高端产业，那么等又一波中日友好的浪潮过来，市场上日本狼又回来的时候就晚了。 三、对国人来说反对日货当然必要，但要加上支持国货 如果反对日货只是让中国市场“城关变换洋货旗”，那么反对日货根本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能是让中国消费者多掏钱而已。经历过这么长时间的改革开放，中国市场需要有一个相对封闭的时期，来消化改革开放的成果亦或后遗症，不如趁此时机，对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门槛抬高一些，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低技术的产业还是不要要的好了。 四、还是要善待没有相应政府号召撤出中国市场的日企。作好示范作用，日本企业会不会去印度还不好说，就算去了，和台湾当年的“南进政策”一样，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它最后还是要回来的。而还留在中国的日企，将会起到示范作用。对日本企业撤出中国的行为，没有必要害怕。 五、作好印度方面的工作。我曾经在《在南亚与虎共舞》一文中呼吁中国应主动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那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当时有许多人认为是胡说八道)，而现在的形势是我们不得不支持印度入常了，而且因为美国先表态还失去了先机。应该在印度社会中客观的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展示给印度各阶层，尤其是它的精英阶层，相信印度自己能作好判断，即使将来印度跟着美日跑，它也弄不出大名堂，那时候不要怪我们没有告诉你。但最重要的一条，对印度，决不能没有战略威慑，否则一切最坏的可能性都将变成现实，要想在南亚与虎共舞，就必须紧紧抓住老虎的项圈，而西藏就是这个项圈，只要西藏在手，有对印度方向足够的军事威慑力量，对印度的任何作为，就没有什么值得担忧之处，包括美日对印度的任何利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