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历史上，有一批大师级人物，因其胡编滥造而臭名远扬。魁奈、斯密就是这样的。
魁奈，其掌门的学派被称之为“重农”学派，这还是有些贴切的，因为，魁奈把整个社会经济，比作人的肌体，各行各业好似各个脏器，而农业，是魁奈最钟爱的一个行业，他把农业比作造血的肝脏，其他器官的正常运转都依赖于肝脏，因此，他把生产农产品的农业劳动称之为有用劳动，而其他各行业的劳动，自然是无用劳动了。这种划分法，就是一种无厘头的东西。
斯密去过法国，见过魁奈的学生们，斯密万分敬仰魁奈，只是对他的劳动划分法提出了修改意见。斯密认为，农业、制造业，都是生产有实体的产品，因而“价值”可以贮藏在产品中一段时间，因此，制造有形产品的劳动，都是有用劳动。斯密扩大了魁奈的有用劳动的外延，但是，他依然认为，人类服务是“随生随灭”的，因而劳动时劳动就湮灭了，因此，各种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都是无用劳动，即“不生产价值的劳动”。
魁奈和斯密，都是“唯物主义者”，眼睛里只有物，但在对事物的判别时，却带着“主观唯心主义”的滤镜，仿佛人类纯劳务不是对人类有效用的事物，提供纯劳务的劳动就不是有用劳动。这就是他们臭名远扬之处。
然而后代劳动价值论者，继承了魁奈和斯密的裹脚布，继续着“有用劳动”、“无用劳动”的酸臭论调。在他们眼里，人类劳动分工，只是局限在物质生产的场合，甚至，连在物质生产场合的管理劳动，都被他们画上了“无用劳动”的标签。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就更是“无用劳动”了，商业店员的劳动也是“无用劳动”，运输业工人的劳动也是“无用劳动”。这些，都因不创造物质产品而挂上“无用劳动”的标签。那就更别说餐饮业的伙计端盘子的劳动，扫大街的环卫工人劳动，托尔斯泰写作小说的劳动，芭蕾舞演员的舞蹈劳动，刘欢的歌唱劳动，医生护士的医疗服务，教师的教书劳动，巡警的巡查劳动，士兵坚守哨位的劳动，等等等等，在他们眼里，都是“无用劳动”。
他们不但把这些称之为“无用劳动”，他们还更甚，把他们称之为“无用劳动”的事物，歪曲说成“不劳动”，说什么“你们吃了农民生产的粮食，穿了工人生产的衣服，工人农民白养活了你们”，因为“你们不为工农说话”。说个屁啊，非工农的劳动者们，已经用钱报酬了工农，用得着为工农敲边鼓嘛。工农苦不苦，那是工农自己的事情，面对强权，连屁都不敢放一个，谁可怜你们。
酸臭文人把自己打扮成悲天悯人的、工农的代言人，其实自己就是在吃着工农、喝着工农的寄生虫，大大小小的衣俊卿式的狗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