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Raj Chetty撰写的NBER工作论文“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a Pragmatic Perspective" 讨论了行为经济学在提高经验预测与政策决策中的价值。对于该学科的既往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基本假设问题的讨论上，比如理性人假设是否成立等。本文作者从更加实际的政策导向角度审视行为经济学，试图分析人类行为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经验预测与政策制定。

    作者通过建立模型以及文献回顾认为行为经济学在公共政策领域主要发挥三方面作用: 提供了新的政策工具，对于既有政策提供了更好的评估方法以更深刻地理解福利政策的影响以及制定最优政策。具体的，作者分别以人们如何储蓄，如何工作以及如何居住为例详细阐释了这三个方面。

1) 提供新的政策工具：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提高养老储蓄的方法是给予养老账户相应的补贴。作者根据对于丹麦养老金政策的研究发现这一理论模型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补贴与养老储蓄之间的关系，而据此制定的政策就使得补贴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作者从行为经济学的模型出发，引出了养老储蓄的默认与自动报名制度。这种制度的实质是一种被动储蓄行为，即雇员自动加入公司的养老金计划，相应的公司也会从应付的佣金中抽出一部分贡献到雇员的养老金账户中。依然是根据丹麦的经验，作者计算出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预测并发现这种制度会增加人们的净储蓄率。

2) 提供更好的评估方法：作者发现在考虑了人们的行为特点之后能够更好的预测政策的影响。比如美国实施劳动所得税抵扣制度的目标之一是给予低收入人群补贴从而鼓励其工作以增加收入，研究表明居住在有制度受惠者人群较多地区的居民对这项制度更加了解，从而更愿意积极响应该制度。这种对制度了解程度的差异也为研究该制度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反事实的例子。通过这些方法，作者发现抵扣制度成功的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

3) 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福利政策的影响以及制定最优政策：既有研究表明搬到条件更加优越的社区能够提高孩子在成年后的收入水平。但现实中，即使能够负担房租等费用，有些父母仍然不愿意搬家。对此新古典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都有各自的解释也给出不同的意见。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ZF不需要干预，而行为经济学理论认为人们的行为存在偏差，因此支持ZF发放房屋补贴等政策。他们认为这种政策能够纠正人们原先的行为偏差，从而实现优化。在这个例子中，最优政策取决于人们希望拥有一个好邻居的效用，这种效用与人们自己感觉到的快乐，偏好等行为相关。作者认为，在寻求最优政策过程中面对不确定性时，应该注意微调(nudge)的作用，因为这种微调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进而纠正人们原本的行为偏差从而实现最优化。

    总之这篇文章主要认为经济学模型中的行为因素应该从更加实际的角度而非哲学层面去理解。引入心理学或者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能够有助于我们发展新的政策工具，提供更准确的政策评估以及深化福利政策的内涵等。

来源：论文大闷锅

论文链接：http://www.nber.org/papers/w20928#rd?sukey=cbbc36a2500a2e6c82921eeef60879bd9c6c065aff03c20e5830c4c08d1eaff0e46b8b69d8197384771191bdfce18e2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