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不仅仅重视交换质的规定性，对交换量的规定性给予了更大的关注，他认为：等价交换。

等价交换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最早系统阐述等价交换的应当是斯密，最经典的是鹿和海狸交换的例子。他认为：“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末，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17]由此得出：“等量劳动，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对于劳动者都可以说有同等的价值。”[18]

但由此问题产生：如果交换等价，资本与劳动交换，利润从何而来？这导致了李嘉图的困惑。面对李嘉图的困惑，马克思把劳动与资本交换替代成劳动力与资本交换，这样，工人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资本家购买的是劳动力的价值，仍然是等价交换；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资本家的利润是剥削了劳动力创造的价值而已。这样，利润的来源似乎就得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马克思也自认为解决了李嘉图的矛盾。但他却忘记了，找到了利润的来源，并不代表解决了等价交换的命题，资本家不创造价值，利润仍是非等价交换所得。在资本与劳动力的框架内，马克思没有解决李嘉图的矛盾。

其实，单独看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交换不等价也能够导出剥削，在李嘉图——马克思的框架内，因为资本家的劳动是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无论如何，其收入都是剥削得来。但关键的问题是，如果交换不等价，就说明商品的价值并非完全来源于劳动，资本家的收入或价值差别就可能会被认为是资本家的经营所得，这无形中否定了劳动决定价值，剥削的依据就不那么充分。由此可见，等价交换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也是劳动价值论的最基本命题。

（一）马克思的等价交换

严格来说，马克思并没有通过自己的证明得出交换等价，他直接从前人那里借来了等价交换的命题来为自己服务。如马克思《资本论》开篇即认为：“拿两种商品例如小麦和铁来说。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铁，如1夸特小麦=a吨铁。这个等式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即在1夸特小麦和a吨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这一等式的前提是：1件上衣和20码麻布正好包含有同样多的价值实体。就是说，这两个商品量耗费了同样多的劳动或等量的劳动时间。”“在这种流通中发生的，除了一种使用价值被另一种使用价值代替以外，只是商品的形态变化，即商品的单纯形式变换。……象一张5镑的钞票换成若干索维林、若干半索维林和若干先令一样，本身并不包含价值量的改变。”这里马克思直接把“交换”等同于“相等”，并没有给出充分的理由。

如果我们接着向下看，马克思对于等价物的应用与阐述同样如此，“两个不同种的商品A和B，如我们例子中的麻布和上衣，在这里显然起着两种不同的作用。麻布通过上衣表现自己的价值，上衣则成为这种价值表现的材料。前一个商品起主动作用，后一个商品起被动作用。前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为相对价值，或者说，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后一个商品起等价物的作用，或者说，处于等价形式。”为什么后一个商品起等价物的作用，或处于等价形式，他更没有说明，他的理由其实同前述一样，他把等价交换当作一人不言自明的前提来应用了。

（二）交换其实是一种生产方式，是增量交换

然而，交换并不只是交换，它是分工的产物。如果把交换放在其本质——生产方式上系统考查，“情况就不同了”。我们仍引用最经典的鹿与海狸的的交换为例。

由于人们的劳动是非同质的，甲不谙海狸属性，很难捕获海狸，即使能够捕获也需要一天时间，而他却擅长猎捕鹿，他几乎每天都能猎捕二头鹿；但乙则不懂鹿性，二天才能够猎到一头鹿，捕海狸却是能手，一天就能捕四只海狸。如果两人不交换，既捕海狸，又猎鹿。那么，甲四日两日猎鹿，两日捕海狸，可得鹿四头，海狸两只；乙四日同样两日捕海狸，两日猎鹿，可得鹿一头，海狸八只，两人合计共得鹿五头，海狸十只。其实，这是折中的算法，但由于甲捕海狸的能力较差，相对于需要来说，其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捕海狸；而乙由于猎鹿的能力薄弱，其也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猎鹿，这样他们获得的合计可能还要降低。但如果采用分工交换的劳动方式，甲专业猎鹿，四天可得鹿八头；乙专业捕海狸，可得海狸16只，两人合计共得鹿八头，海狸16只。这就是增量交换的来源。

交换可使他们二人的总产值增加鹿三头，海狸6只，这就是交换所得利益，这些利益无论在他们之间如何分配，双方均可得利，这就是交换互利所在。如果交换恰恰能在他们两人之间发生，甲用鹿换乙海狸，对于甲来说鹿一头交换到大于半只海狸即为合意，当然，换取海狸越多越好；而对于乙来说，用海狸换鹿，一只海狸交换到的大于一只鹿的八分之一即可，同样，换取鹿的量越多越好。他们可交换的共同区间就是一只鹿交换海狸数多于半只并少于八只，超出此区间，甲乙就可能出现一方不愿交换的情况。交换的比例偏小则乙获利较多，过小则甲无意交换；偏大则甲获利较多，过大则乙不愿交换。

人们往往认为“就使用价值来看，可以说，‘交换是双方都得到好处的交易’。就交换价值来看，情况就不同了。”恰恰不是那样，如前所述，如果自给自足，其每日可能只生产一只鹿和两只海狸；但如果交换，每日则能够生产二只鹿和四只海狸。虽然无论什么时候一只鹿都是能够换取两只海狸，其单位的交换比例没有增加，但因为其每日的生产率的提高，其一定时间内能够生产的总交换价值量明显增加。作为交换价值，同样得到了更大的好处。“与两人不进行交换而各自都不得不为自己生产葡萄酒和谷物相比，用同样的交换价值，A能得到更多的谷物，B能得到更多的葡萄酒。”在物物交换的情况下，谷物与葡萄酒不仅仅是使用价值，同时互为交换价值。此处应当说是马克思不顾逻辑，硬把交换价值当作使用价值来说，或者说自己“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混淆了”。

马克思远不如戈申来得深刻：“两种物品的任何一种在A和B之间进行交换以后，都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分配，即一方从另一方获得的最后一个原子，对双方都创造了等量的价值。这一点通过简单的考察也可以证实：通过任何其它分配方式为一方创造较小价值的原子向另一方转移，都会由于为后者创造更大的价值而使价值总量增加。由此也得出如下结论：一般说来，为了达到这一最大值，必须进行相互间的不等量交换。

（三）交换是不等价交换

马克思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强调等价交换，他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论需要：

1.如其对于国际贸易中的商品交换，马克思的等价交换命题则显示出了摇摆不定：“交换是等价物的交换，这种交换同对外贸易中的交换一样不会增加价值”。但更多的时候则认为交换是不等价的：“不仅单个资本家之间，而且国家之间可以不断进行交换，甚至反复进行规模越来越大的交换，然而双方的赢利无须因此而相等。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大家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而印度的沿海航运和各岛屿之间的航运以及印度内地的贸易，却为公司的高级职员所垄断。对盐、鸦片、槟榔和其他商品的垄断权成了财富的取之不尽的矿藏。这些职员自定价格，任意勒索不幸的印度人。”

2.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资本与劳动的交换更是绝对的不等价交换：“他在这个交换中就是作为平等者与资本家相对立……事实上这种平等已经被破坏了，因为这种表面上的简单交换是以如下事实为前提的：工人与资本家发生关系时是工人，是处在与交换价值不同的独特形式中的使用价值，……因而，他交换来的不是交换价值，不是财富，而是生活资料，是维持他的生命力的物品，是满足他的身体的、社会的等等需要的物品。”有时甚至连自身的再生产也无法得到正常的满足，“资本家总想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高限度”；正常的交换已不复存在，“资本与劳动之间产生的关系是同交换的关系完全不同的，……资产阶级的等价交换制度转变为不支付等价而占有，并且以这种占有为基础”。以至于马克思不得不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其结果是劳动价格)尽管从工人方面来说是简单交换，但从资本家方面来说，必须是非交换。资本家得到的价值必须大于他付出的价值。”

3.其实，在马克思的意识里，“商品的流通过程就其纯粹的形式来说，要求等价物的交换。但是在实际上，事情并不是纯粹地进行的。”“在商品交换中，等价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可见，交换只是一个个别现象，而不等价交换才是现实的正常情况下的交换。马克思也知道“只要是等价物相交换，商业资本看来是不可能存在的”，马克思宁可把交换说成是“欺骗”，也不愿承认：“在不变的等价物支配下，贸易是不可能的。”(乔·奥普戴克《论政治经济学》1851年纽约版第66页到69页)应当说恩格斯有着不同于马克思的思路：“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间的差别就在于物品的价值不等于人们在买卖中给予它的那个所谓等价物，就是说，这个等价物并不是等价物。”(弗·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第95、96页)】)马尔萨斯对李嘉图的批评同样适合马克思：“李嘉图先生自己也承认他的规则有相当多的例外；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些他所谓的例外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例外情况如此之多，以致规则可以看作例外，而例外可以看作规则。”

（四）逻辑上讲，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等价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