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以往未能想到经济核算问题

       一百多年来，用社会计划取代私人企业成了主要政治问题。赞成和反对共产主义计划的著作数以千计。在私人圈子里，在报刊上，在公共集会上，在学术会议上，在竞选中，在议会中，它都是热烈讨论的话题。为了社会主义理想，一些地方发生了战争，血流成河。然而，在这整个时期，最基本的问题却没有被提出。

     的确，一些杰出经济学家——Hermann Heinrich Gossen, Albert Schäffle,Vilfredo Pareto, Nikolaas G. Pierson, Enrico Barone——触碰过这一问题。不过，他们中只有Pierson深入过这个问题的核心。而且，他们都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基本重要性。他们也没有敢于把它整合到人类行为理论体系之中。正是这些失败阻止了人们关注这方面的研究。这些问题从人们视线里消失了，并很快被人们遗忘了。

       一个严重错误是指责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忽视了人类的最重要问题。这两个思想流派，为了他们的干涉主义或社会主义宣传，狂热地把经济学贬低为“沉闷的科学（dismal science）”。然而，他们并没有成功压制经济学研究。令人迷惑的事情不是为什么诋毁经济学的人没有认识到问题，而是为什么经济学家犯下了相同错误。

      必须指出的是，原因是数理经济学的两个基本错误。

      数理经济学家几乎总是唯一地研究他们所称经济均衡和静态。如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1]经济推理的一个必要智力工具是一个均匀转动的经济这一假想的结构。不过，一个严重错误是忘记了这一辅助工具只不过是一个假想的结构，忽视了如下事实：不仅现实中没有与之对应的东西，而且无法彻底弄清楚其最终逻辑结果。数理经济学家被如下偏见迷住了眼睛：经济学必须按照牛顿力学的模式建立起来且易于用数学方法加以研究，完全误解了他的研究主题。他研究的不再是人的行为，而是没有心灵的机械装置，靠无法进一步分析的神秘力量驱动。在均匀转动的经济这一假想结构里，自然没有企业家功能。因此，数理经济学家从他的思想里消除了企业家。为此，他不需要有所为和引起震动的企业家，因为他们的不断干预阻止这个假想的系统达到完全均衡状态和静态条件。他仇视企业家，把企业家看作一个干扰因素。在数理经济学家看来，生产要素的价格是由两条曲线决定的，而不是由人的行为决定的。

       此外，在画他珍爱的成本和价格曲线时，数理经济学家未能看到，成本和价格简约为同质的量，暗含着一个共同的交易媒介的利用。因此，他创造如下错觉：即便没有生产要素的交换比率的公约数，也可以求助于成本和价格的计算。

结果是，在数理经济学家的著作里，社会主义国民整体这一假想的结构成了可以实现的分工合作体系，成了以生产资料私人支配为基础的经济体系的一个成熟的备选体系。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者可以依据计算来有效地配置各种生产要素。人们既可以有社会主义的分工合作，又可以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他们可以采用而不放弃生产要素的节约利用。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放弃生产要素的合理利用。它是理性社会行为的一个变体。

       苏联和纳粹德国的社会主义ZF的经验明显证明了这些错误。人们没有认识到，苏联经济和德国经济并非孤立的社会体系。它们是在一个仍然发挥作用的价格体系环境里运行的。它们能够借助国外建立的价格进行经济核算。没有这些价格的帮助，它们的行为就会无目的和无计划。仅仅因为它们能够以这些国外价格为参照，它们才能够计划、记账和准备他们所说的计划。

[1] Cf. above, pp. 246-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