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试图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证明，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拙劣的方法——不能产生任何结果的方法。但我过去实际上并没有反驳历史决定论。

    在那时以后，我成功地对历史决定论给予反驳：我已证明，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

    这个论证包含在1950年发表的《古典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中的非决定论》一篇论文中。但是我现在又不再满意这篇论文了。在我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的《跋：二十年以后》中讨论非决定论的一章，有更满意的论述。

    为了让读者知道这些最近成果，我拟在这里简单谈谈我对历史决定论的这个反驳。我的论证可以概括为如下五个论题：

    （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即使把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科学思想看作某种物质发展的副产品的那些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前提的正确性。）

    （2）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这个论断可以由下面概述的理由给予逻辑的证明。）

    （3）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4）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摈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埋比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

    （5）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的基本目的（见本书第11至16节）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

    当然，我这个论证并不反驳对社会进行预测的可能性；相反，预测某些发展将在某些条件下发生，这个方法可以用来检验社会理论——例如经济理论，这是同我的论证完全相容的。我的论证只是根据历史发展可以受到我们知识的增长影响这一点，来反驳对历史发展进行预测的可能性。

    这个论证的决定性步骤是论题（2）。我以为下列的说法是令人信服的：如果有不断增长的人类知识这回事，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能预先知道我们明天才会知道的事情。我认为这个推论是站得住脚的，但它还不是这个论题的逻辑证明。我在上述论文中提供的（2）的证明是复杂的：如果能找到较为简单的证明，我也不会惊异。我的证明在于指出了任何科学预测者——不管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部计算机——都不能用科学方法预测它自己未来的结果。只有在事后，这样做的尝试才能获得结果，但对于预测来说，就为时太晚了：只有当预测已成为追溯（retrodiction），这些尝试才能得出结果。

    这个纯逻辑的论点适用于各种各样的科学预测者，包括相互配合的预测者“社会”。这意味着任何社会不可能科学地预测它自己未来的知识水平。

    我的论证多少有点拘泥形式，所以即使它的逻辑有效性得到承认，它也会被认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然而，我已在两部著作中设法说明问题的意义。在后一部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我已从历史决定论思想史中选取若干事件，以证明这个问题对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的持续而有害的影响。在前一部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现在第一次用英文以书籍的形式出版）中，我力图证明历史决定论作为一种智力结构所具有的意义，我已试图分析它的逻辑——往往是如此深奥晦涩，如此咄咄逼人，如此容易骗人——并且我已经证明它有着固有的、无法弥补的弱点。

卡尔·雷蒙德·波普

1957年7月于白金汉郡，潘恩

导论

    一些最有眼光的本书评论家对它的标题表示困惑。这个标题意在暗示马克思一本书的标题《哲学的贫困》，后者又是暗示普鲁东的《贫困的哲学》。

    卡尔·雷蒙德·波普

    1959年7月于白金汉郡，潘恩

    人们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科学兴趣比他们对宇宙学和物理学的科学兴趣来得早一些；古代有些时期（我指的是柏拉图的政治理论，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制度论文集），社会科学似乎比自然科学更先进。但是由于伽利略和牛顿，物理学的成就出乎意料地远远超过所有其他科学；而且自巴斯德（生物学的伽利略）以后。生物学也已获得几乎同样的成功。但是社会科学尚未找到它们的伽利略。

    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某门社会科学的研究者非常关心方法问题；他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往往盯着那些日益繁荣的学科，尤其是物理学。例如，正是有意识地试图模仿物理学的实验方法而导致冯特时代的心理学改革；并且，从J.S.密尔以来，人们一再试图按照有点类似的路子来改革社会科学的方法。在心理学领域, 这些改革也许已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尽管还有许多令人失望之处。但是在理论社会科学中，除了经济学以外，这些尝试除了失望之外没有带来什么。在讨论这些失败时，人们就会立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物理学方法是否真的能用于社会科学呢？顽固相信物理学方法的可应用性的不正是造成这些研究处在非常可怜的状态的原因吗？

    这个问题促使人们给那些对不怎么成功的科学方法感兴趣的思想学派加以简单的分类。根据他们对物理学方法可应用性的观点，我们可以把这些学派分为泛自然主义的或反自然主义的；如果他们赞成把物理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则称他们为“泛自然主义的”或“肯定的”；如果他们反对这些方法的应用，则称他们为“反自然主义的”或“否定的”。

    一个研究方法的学者究竟是赞成反自然主义学说还是赞成泛自然主义学说，还是采取两类学说相结合的理论，这主要取决于他对所研究的学科的性质持什么看法，以及对这一学科的内容的看法。但是他采取的态度又取决于他对物理学方法的观点。我相信后一点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并且我认为，在大多数方法论讨论中，关键性的错误在于对物理学方法的一些十分常见的误解。我尤其认为，这些错误起源于对物理学理论的逻辑形式、检验这些理论的方法、以及观察和实验的逻辑功能的错误解释。我的论点是，这些误解有着严重的后果；我试图在本书第III、IV部分证明这个论点。我要在那些部分阐明；反自然主义的和泛自然主义的各种不同的，有时彼此冲突的论证和学说，确实都在于对物理学方法的误解。然而，在I和II部分，我只限于解释某些反自然主义学说和泛自然主义学说，这些学说形成了这两种学说都具有的一种特别的方法。

    我建议首先说明这种方法，然后才加以批评。我把这种方法称为“历史决定论”。在讨论社会科学方法时常常遇到它；而且常常不加批判地使用它，甚至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我说的“历史决定论”是什么，我将在本书中加以充分解释。在这里我只需这样说：我说的“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我深信这种历史决定论的方法论学说从根本上应对（除经济学以外的）理论社会科学那种不令人满意的状况负责，因而我对这些学说的介绍当然并非毫无偏见。但是我已努力提供支持历史决定论的理由，以便我尔后进行批判。我试图把历史决定论描述为一种考虑周到而结构严谨的哲学。而且我毫不踌躇地构思一些支持它的论据。据我所知，历史决定论本身从未提出过这些论据。我希望，这样我就成功地建立一种确实值得抨击的观点，换言之，我已使一个理论变得完善，人们常常提出这个理论，但是也许从来没有以充分发展的形式提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故意选用有点陌生的说法“历史决定论”。我希望通过引入这个说法，能避免有人在文字上吹毛求疵。因为我希望不会把任何人引向这样的问题：这里所讨论的论点是否真正完全或基本上属于历史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这个词的真正的、完全的或基本的意思是什么？

I.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学说

    历史决定论强烈反对社会学领域中的方法论自然主义，而声称物理学特有的某些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因为社会学与物理学之间有着深刻的差异。它告诉我们说，自然法则或“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都是始终有效的；因为物质世界受着在整个空间和时间之内不变的物质统一体的支配。然而，社会学规律，或社会生活规律则随着不同的地点和时期而有所不同。虽然历史决定论承认，有许多典型的社会条件，并且可以观察到这些条件有规律地一再发生，但它否认在社会生活中所发现的规律性具有物质世界规律性那种不变的性质。因为它们取决于历史，取决于文化上的差异。它们取决于特定的历史境况。例如，人们谈到经济规律时不应不加限定，而应该说封建时期的经济规律，或早期工业时期的经济规律等等，总要提到所说的规律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历史时期。

    历史决定论断言，由于社会规律具有历史相对性，因而大多数的物理学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学。这种观点所根据的典型的历史决定论论点涉及到概括、实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精确预测的困难以及方法论本质主义的意义。我将逐一讨论这些论点。

1．概 括

    按照历史决定论的看法，在自然科学中，概括及其成功的可能性在于普遍的齐自然（uniformity of nature），在于观察到（也许不如说在于认定）在类似的条件下会发生类似的事情。这个原理被看作是在整个空间和时间内有效，据说它是物理学方法的基础。

    历史决定论坚持认为，这个原理在社会学中必然是无用的。类似的条件只发生在单个历史时期内。它们决不会在时过境迁时还继续发生。因而社会中没有可以作为长期性概括的根据的那种恒久的齐一性——其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那些平凡的规律性，例如下述的真命题：人类总是生活在集体之中，或某些东西的供应是有限的，而另一些东西如空气的供应是无限的，只有前者才能有市场价值或交换价值。

    按照历史决定论者看来，忽视这种限制并试图概括社会齐一性的方法，无形中假定这些规律性是永恒的；因此一种在方法论上很幼稚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能够采取物理学的概括方法——将造成一种错误的和可能误人子弟的社会学理论。这种理论会否认社会发展、或者否认社会总是发生重要的变化。或者否认社会发展（如果有的活）可以影响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律。

    历史决定论者常常强调，在这些错误的理论后面通常有一种辩解的意图；而事实上，社会规律不变的假贫可能很容易被滥用于这些目的。首先，它似乎认为，由于不愉快或不合意的事情是由不变的自然法则决定的，所以必须加以接受。例如人们引用了经济学的“不可抗拒的规律”来证叨，用法律干预工资交易是无效的。滥用持久性假设的另一种辩解，助长了一种不可避免性的普遍感觉，从而使人容易安静而不加抗议地忍受不可避免的不幸。现在的一切将会永远存在，试图影响事件的进程，甚或对它作出评价，都是荒唐可笑的。人们并不对自然规律提出异议，而企图推翻它们那就只能导致灾难。

    历史决定论者说，这是保守的和为现实辩解的，甚至是宿命论的论点，是主张社会学应该采用自然主义方法的必然结论。

    历史决定论者反对这些议论，认为社会的齐一与自然科学齐一迥然不同。社会的齐一是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改变的。而人的活动正是改变它们的力量。因为社会的齐一不是自然法则，而是人为的；而且虽然可以说它们依赖人类的本性，它们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人类的本性有力量改变它们，而且也许能控制它们。所以人类能够使事情变得更好些或更糟些，积极的改革不一定无效。

    历史决定论的这些倾向吸引着感到应该有所作为的人，尤其是感到应该干预人类事务并拒绝承认现有事态不可避免的那些人。趋向于有所作为并反对任何暗自满足的倾向，可以称之为“能动主义”。我将在第17和18节更多地谈论历史决定论与能动主义的关系；但我在这里援引一位著名的历史决定论者马克思的一句众所周知的劝诫，这句劝诫突出表达了“能动主义者”的见解：“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2．实 验

    物理学运用实验方法；即它采用人工控制、人工隔离，以此来保证再现类似的条件及因此而产生的某种效应。这种方法的基础显然是，在条件类似的地方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历史决定论者声称，这种方法对社会学是不适用的。他争辩说，即使它是能够适用的，也不是有用的。因为，当类似的条件仅仅发生在某个时期内，任何实验结果只有十分有限的意义。而且，人工隔离正好排除了社会学中极其重要的因素。有的经济问题正是由于个人和集体在经济上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而鲁宾逊·克鲁索及其与世隔绝的个体经济决不可能成为这种经济的有价值模式。

    历史决定论者进一步论证说，真正有价值的实验是不存在的。大规模的社会学实验决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实验。它们不是为了促进知识本身的发展，而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这种实验不是在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离的实验室中进行的；相反，这种实验改变了社会的条件。由于进行第一次实验就改变了条件，这种实验决不会在完全相似的条件下重复。

3．新颖性

    上述论点值得推敲。我已说过，历史决定论否认在完全相似的条件下重复大规模社会实验的可能性，因为第二次进行实验的条件必定受到以前进行的实验的影响，这种议论依赖于这样的观念：社会犹如有机体，它具有一种我们通常称之为历史的记忆力。

    在生物学中，我们能够谈论某种有机体的生活史，因为有机体部分地受过去事件的制约。如果这种事件重复发生，它们对于有经验的有机体，就失去了新颖性，而带有习惯的色彩。然而这正是为什么重复事件的经验不是原来事件的经验之故——为什么重复的经验是新的。所以，被观察事件的重复可能相当于观察者产生了新的经验。由于重复形成了新的习惯，因而产生了新的习惯条件。所以，我们对同一个有机体重复某一实验的全部条件——内部的和外部的——不可能十分相似而使我们能够谈论真正的重复。即使环境条件的完全重复也是与有机体中的新条件相结合的，因为有机体从经验中学习了。按照历史决定论看来，这也适用于社会，因为社会也有经验：它也有它的历史。社会只能缓慢地以它的历史（部分）重复中学习，但无可怀疑，从它部分地以它的过去为条件来说，它的确学习了。否则，传统和对传统的忠诚和怨恨、信任和不信任，就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所以，在社会历史中真正的重复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对出现性质全新的东西有思想准备。历史是会重复的——但决不是在同样的水平上，如果所说的事件具有历史重要性，如果这些事件对社会有着持久的影响，就更是如此。

    在物理学所描虚的世界中，不可能出现真正全新的东西。人们可以发明一部新发动机，但我们总可以把它作为原有要素的重新组合来加以分析，物理学中的新只是排列或组合的新。历史决定论坚持认为，社会的新则完全相反，如同生物学的新一样。是一种内在的新。它是真正的新，不能归结为组合的新。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同样的旧因素在新的排列中决非真正是同样的旧因素。在社会生活中，一切都不可能完全重复，而必然出现真正的新事物。历史决定论认为这一点对于考虑历史新阶段或新时期的发展是很重要的；每一个阶段或时期内在地不同于任何其他阶段或时期。

    历史决定论声称，没有比出现真正的新时期更为伟大的时刻。我们对物理学新情况的解释是把它们视为原有因素的重新排列，但对于社会生活这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却不能按照我们在物理学中这个习惯的路子来加以研究，即使普通的物理学方法可以适用于社会，但决不会适用于最重要的特点：社会划分为各个时期并出现新情况，一旦我们理解社会新事物的意义，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这样的想法，即把通常的物理学方法应用于社会学问题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发展问题。

    社会的新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已看到，每一特定的社会事件，社会生活中每一件事，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新的。它可以和其他事件归入一类；它可能在某些方面类似那些事件；但它在某一个十分明显的方面总是独特的。就社会学解释而言，这导致了显然不同于物理学的情况。可以设想，通过时社会生活的分析，我们也许能够发现和直观地理解，任何特定的事件如何发生和为什么发生；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它的原因和结果——使它发生的那些力量和它对其他事件的影响。然而我们发现，我们不能提出普遍规律，不能用普通名词来描述这种因果联系。因为它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社会现象，而我们所发现的特殊力量则能对这种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这些力量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也许在这种特定的社会境况中只出现一次，而不再出现。

4．复杂性

    刚才概述的方法论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人们十分经常讨论的一个方面（这里不拟讨论）是某些独特的人物的社会作用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在物理学中我们处理的课题则简单得多；尽管如此，我们还要用实验隔离方法人工地使问题简化。由于这种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学，我们面临双重的复杂性——不能进行人工隔离而产生的复杂性，以及下列事实造成的复杂性，即社会生活是以个人的精神生活即心理为条件的自然现象，而心理学又以生物学为条件，生物学又以化学和物理学为条件。社会学在学科系统中排在最后，这一事实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涉及社会生活的因素是极端复杂的。即使有不变的社会学齐一性，象物理学领域中的齐一性那样，但由于这两重复杂性，我们完全不可能发现它们。如果我们不能发现它们，那就没有什么必要认为它们依然存在。

5．预测的不精确性

    在讨论历史决定论的泛自然主义学说时将表明，历史决定论往往强调预测作为科学任务之一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历史决定论，即使我并不认为历史预言是社会科学的任务之一。）然而，历史决定论争辩说，社会预测必定是十分困难的，不仅由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而且由于预测与被预测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引起的某种特殊的复杂性。

    预测可影响被预测事件这种看法是十分古老的。传说中的俄狄普斯杀了他以前从未见过面的父亲，这是一个预言的直接结果，这个预言曾使他父亲把他抛弃。所以我建议把预测对被预测事件的影响（或者更一般他说，某条信息对该信息所涉及的境况的影响）称为“俄狄普斯效应”。这种影响或者会引起被预测的事件，或者会防止这种事伴的发生。

    历史决定论者最近指出，这类影响可能与社会科学有关，它可能增加作出精确预测的困难，而有损于它们的客观性。他们说，假定社会科学能够如此发达，以致可以对任何社会事实和事件作出精确的科学预报；但是从这种假定会得出荒谬的结论，所以根据纯粹的逻辑理由就可以反驳这样假定。因为，如果新制订了这样一种科学的社会日历，并且为人所知（由于它在原则上能够由任何人重新发现，它不可能长期保密），它肯定会引起扰乱预测的行动。例如，假设人们预测股票行市三天看涨，然后看跌。显然与市场有联系的每个人都会在第三天抛售股票，这造成了当天股票行市下跌，从而否证了这个预测。简言之，精确而详尽的社会事件日历这种观念是自相矛盾的：所以精确而详尽的科学的社会预测是不可能的。

6．客观性和评价

    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决定论在强调社会科学中预测的困难时所提出的论点，是基于预测对被预测事件的影响的分析。但是，按照历史决定论的看法，在某些条件下，这种影响可以对作出预测的观察者有重要的反作用。类似的考虑甚至在物理学中也是有的，在物理学中，每一次观察都基于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能量交换，从而导致物理学预测中通常可以忽略的不确定性，即所谓“测不准原理”。

    坚持这种不确定性是由于观察客体与观察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致；这是可能的，因为二者均属于同一的作用和反作用的物质世界。正如玻尔指出的，物理学中的这种情况，在其他学科中，尤其在生物学和心理学中有类似之处。但是科学家及其对象属于同一个较大的世界这一事实，在社会科学中是没有的，这导致社会科学中（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预测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有时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在社会科学中，我们面临着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充分的而复杂的相互作用。觉察到一些可能产生某一未来事件的倾向，进而觉察到预测本身可能影响被预测事件，这很可能对预测的内容有反作用；并且这些反作用也许严重损害预测的客观性以及社会科学的其他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一个预测就是一种与其它社会事件相互作用的社会事件，其中包括与它所预测的社会事件的相互作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预测可以促使这个事件的发生；但不难看出，它也可以从其它的方面影响这个事件。在极端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引起它所预测的事件。因为，如果没有预测该事件，也许它本来就根本不会发生。在其相反的极端情况下，对即将来临的事件的预测可导致防止该事件的发生（因此可以说，社会科学家能够通过故意地或不经心地不去预测它，来使之发生，或引起它发生）。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显然会有许多中间情况。预测某件事的行动，以及不去作出预测的行动，都会有种种后果。

    显然，社会科学家必须及时知道这些可能性，例如，一位社会科学家预测某件事，预知他的预测将引起它发生。或者他否认某种事件可以预期发生，从而阻碍它的发生。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也许都遵守科学客观性的原则，因为他的确说的都是实话。但是，尽管他说了实话，我们也不能说他遵守了科学客观性；因为在作出预报（预报某事件将实现）时，你可能是按照他个人的喜好来影响那些事件。

    历史决定论者可能承认，这种情况多少是特意安排的，但是他将坚持认为，这种情况显然在社会科学的几乎每一章中都有。科学家的意见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几乎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境况，在这种境况中，我们不仅必须考虑意见的真实性，而且必须考虑它们对未来发展的实际影响。社会科学家也许正在努力发现真理；但同时他也必定总在对社会施加一定的影响。他的意见确实起作用这个事实本身就破坏了意见的客观性。

    我们迄今一直认为社会科学家确实努力发现真理，并且纯粹为了发现真理；但是历史决定论者会指出，我们所描述的境况给我们的假定造成困难。因为只要偏爱和兴趣对科学理论和预测的内容有这种影响，则能否判定和避免偏见就很成问题。因此在社会科学中几乎没有类似我们在物理学中遇到的那种时真理的客观的和理想的探求，就不足为怪了。我们必须预期在社会科学中尽量发现社会生活各种趋势；尽量发现各种立场和兴趣。人们可以提出疑问：历史决定论的这个论据是否导致极端的相对主义，以致认为社会科学中只有成功——政治上的成功——才是重要的，而客观性和真理的理想全都不能应用。

    为了证明这些论点，历史决定论者可以指出，只要社会发展中某一个时期具有某种固有倾向，我们就可期望发现能影响这种发展的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科学起着助产士的作用，帮助产生新的社会时期：但是在保守派手里，它同样能用来为阻碍即将发生的社会变革服务。

    这种观点可能给人们提出，如果参照各种社会学说和学派与它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中普通存在的预测和旨趣之间的联系（这种方法有时称为“历史主义”，而不应把它同我所说的“历史决定论”相混淆），或者参照它们与政治的、经济的或阶级利益之间的联系（这种方法有时称为“知识的社会学”），就能够对这些学说和学派之间的区分给予分析和阐明。

7．整体主义

    大多数历史决定论者相信，自然科学方法之所以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还有更深刻的缘由。他们争辩说，正如所有“生物”科学，即涉及生命体的科学一样，社会学的研究不应采用原子主义的方式，而应采用现在称之为“整体主义的”方式。因为社会学的对象（社会集团），决不能被视为只是个人的集合体。社会集团，不仅仅是其成员的总和也不仅仅是在任何时刻在其任何成员之间存在着的个人关系的总和。甚至在三个成员组成的简单集团中，也容易看到这一点，由A和B组成的集团在性质上不同于由同样数目的成员B和C所组成的集团。这可以表明，人们说一个集团有它自己的历史，而它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它的历史（参阅上面第三节论“新颖性”），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集团失去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成员，它仍然能容易地保持其性质完整无损。甚至可以设想，即使一个集团的全部原先成员被其它成员所取代，它仍可以保持其许多原有的性质。但是，如果现在构成这个集团的这些成员不是一个接一个地加入原先的集团，而是成立了一个新的集团，他们本可以建立一个十分不同的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的个性对集团的历史和结构可能有很大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这个集团具有它自己的历史和结构：更不妨碍它对其成员的个性产生强烈的影响。

    所有社会集团都有它们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建构（institutions）、自己的仪式。历史决定论声称，如果我们要理解和解释集团的现在，并且如果我们要理解也许还要预知集团未来的发展，我们就必须研究集团的历史，研究它的传统和建构。

    社会集团的整体性质（即这种集团决不能完全解释为它们成员的单纯集合），说明了历史决定论者关于物理学中的新事物（只是原有要素和因素的新组合或新排列）与社会生活中的新事物（不可归结为纯属新排列的那种真正的新事物）之间的区别。因为如果社会结构一般不能被解释为它们的各个部分或要素的组合，那末，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新的社会结构显然绝不可能。

    另一方面，历史决定论坚持认为，自然结构可以解释为纯粹的“构象”，或仅仅是它们各部分及其几何构形的总和。以太阳系为例；虽然研究它的历史是有趣的，并且这种研究有助于说明它的目前状态，但我们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状态与这个系统的历史无关。这个系统的结构，它的未来运动和发展，完全取决于其成员目前的构象。只要知道任何一个时刻其成员的相对位置、质量和动量，则就完全可以确定了该系统的未来运动。我们无需再知道哪一颗行星更老些，或哪一颗是从太阳系之外被带入该系统的。结构的历史虽然也许是有趣的，但对我们理解它的运动，它的机制以及它的未来发展却毫无帮助。显然，自然结构在这方面与任何社会结构迥然不同：即使我们对社会结构在某个时候的“构象”十分了解，但是如果对它的历史没有仔细的研究，则我们既也不能理解它，也不能预测它的未来。

    这些考察有力地表明，历史决定论与所谓社会结构的生物学理论或有机理论（把社会和活机体类比来解释社会集团的理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据说整体主义的确具有一般生物现象的特征，而且在考察各种有机体的历史如何影响它们的行为时，整体主义方法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历史决定论的整体主义论证往往强调社会集团与有机体之间的相似性，虽然它们不一定导致接受社会结构的生物学理论。同样，认为存在着某种集团精神（作为集团传统的载体）这个著名学说，虽然其本身不一定是历史决定论的一部分，但与整体主义观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8．直觉悟性

    迄今我们主要讨论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征的方面，例如新颖性、复杂性、有机性、整体主义以及把历史划分为各个时期；按照历史决定论的看法，某些典型的物理学方法是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这些方面的。所以，认为在社会研究中采取一种对历史学较适用的方法是必要的。我们必须设法直觉地认识各种社会集团的历史，而这正是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观点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有时发展为与历史决定论关系密切的一种方法论学说，虽然这种学说并非总是同历史决定论结合在一起的。

    这种方法论学说认为，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相反，社会科学的特有方法则是基于对社会现象的深入认识。人们通常强调下列的对立和对照与这种学说有关。物理学的目的是解释因果关系；而社会学的目的则是理解意旨和意义。在物理学中，可惜助数学公式对事件作出严格的定量说明。社会学则试图较多地从性质上去认识历史的发展，例如用冲突的倾向和目的，或用“民族性”或“时代精神”来理解历史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物理学运用归纳的概括，而社会学则只能借助联想。正是由于这个理由，物理学能够达到普遍有效的齐一性，并把特殊事件解释为这种齐一性的实例，而社会学则只能满足于直觉地领悟发生于利益、倾向和命运的特定斗争中的独特事件及其在特定情况中的作用。

    我建议区分直觉悟性学说的三种不同的变式。第一种变式断言，如果对引起某一社会事件的力量进行分析，即如果知道有关的个人和集团，知道他们的目的或利益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力量，就能认识这个社会事件。在这里，个人或集团的行为被理解为符合他们的目的——即扩大他们的实际利益或至少是他们想象的利益。在这里，社会学方法被认为是用想象来推测具有一定目的的理性的或非理性的活动。

    第二种变式走得更远。它承认这种分析是必要的，尤以认识个人的行动或集团的活动为然。但是它认为，要认识社会生活，这种分析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要认识某个社会事件的意义，例如某个政治行为的意义，那么，光靠目的论的方式是不足以认识它是如何和为什么引起的。除此以外，我们必须理解它的意义，即它的发生的重要性。“意义”和“重要性”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从我所说的第二种形式的论点来看，回答是：某个社会事件不仅产生某些影响；也不仅迟早导致其他事件，而且它的出现本身就改变许多其它事件的境况值（situational value）。这个社会事件创造了一种新的境况，要求在该特定领域内对所有对象和所有行为进行重新定向和重新解释。比方说，为了理解在某一个国家中建立一支新军队这个事件，就必须分析意旨和利益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不分析这种行动的境况值，我们就不可能完全理解其意义和重要性：例如，另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在此之前一直完全能保卫自己，而现在也许已经很不够了。简而言之，甚至在进一步发生任何实在的变化（物理变化或心理变化）以前，整个社会境况也许已经改变了；因为当有人注意到境况变化时，它有可能早就变了。因此，为了认识社会生活，我们不能只限于分析事实上的原因和结果，就是说不能只分析动机，利益和行动所引起的反应；我们必须懂得每一个事件在整体中有着某个待定的作用。这个事件由于它对整体的影响而获得它的意义，所以它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整体来决定的。

    直觉悟性学说的第三种变式，不但完全承认第一和第二种变式所坚持的一切，而且甚至走得更远，它认为，为了认识某一社会事件的意义或重要性，仅仅分析事件的起因、结果和境况值是不够的。除了这样一种分析以外，必须分析那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根本的客观历史趋势和倾向（例如某种传统或权力的兴衰），还必须分析该事件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而这个历史进程又促使这种趋势的出现。例如，要完全理解德雷法斯案（DreyfusAffair），除了分析它的起因、结果和境况值之外，还要求透彻了解这是在法兰西共和国发展过程中两种历史倾向（民主和贵族，进步和反动）之间的斗争的表现。

    直觉悟性方法的第三种变式强调历史的趋势或倾向，认为应该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从一个历史时期推出另一个历史时期的类比推理。虽然它完全承认各个历史时期有着内在的差异，并且承认任何事件都不可能在另一个社会发展时期重复，但它可以承认类似的倾向可以在不同的也许相差很远的时期中都占支配地位。有人认为，这种类同或类似是存在的，例如亚历山大以前的希腊和俾斯麦以前的南德意志之间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直觉悟性方法认为，我们应该把某些事件与早期类似事件相比较来评价它们的意义，以便帮助我们预测新的发展——然而，决不能忘记，必须充分考虑到两个时期之间的必然差异。

    因此，我们看到，理解社会事件的意义的方法必须远远超越因果解释。它在性质上必定是整体主义的；其目的必定在于确定该事件在某一复杂结构之内——在某一整体之内所起的作用，该整体不仅包括当代的部分，而且包括时间前后相继的短期发展阶段。这可以解释何以直觉悟性方法的第三种变式往往借助于有机体与集团的类比，何以往往采用例如时代精神那样的观念，认为它是所有那些历史倾向或趋势的源泉和监督者，对判定社会学事件的意义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直觉悟性方法不仅与整体主义观念相符，它与历史决定论者强调新颖性也十分一致。因为新颖性不能给予因果解释或理性解释，而只能直觉地把握。而且在讨论历史决定论的泛自然主义学说时，我们将会看到泛自然主义学说和强调历史倾向或“趋势”的直觉悟性方法第三种变式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例如，参阅第16节。）

9．数量方法

    在历史决定论者通常所强调的与直觉悟性学说相关的对立和对比中，如下的对立和对比是经常强调的。他们说，在物理学中，事件都是借助数学公式在数量上进行严格而精确的解释。另一方面，社会学则较多地从性质上（例如采用冲突的倾向和目的等术语）去认识历史的发展。

    反对数量方法和数学方法的可应用性的议论，绝不是历史决定论者所特有，而且事实上，这种方法有时甚至被那些持强烈的反历史决定论观点的作者们所拒绝。但是反对数量方法和数学方法的某些最有说服力的论点却很能表明我称之为历史决定论的观点，这里将讨论这些论点。

    当我们考虑反对在社会学中使用数量方法和数学方法时，必定会因我们的反对态度看来与事实相违而立刻遇到强烈的反对。因为数量方法和数学方法实际上正极其成功地应用于某些社会科学领域。面对这种情况，又怎样能够否认它们是可以应用的呢？

    针对这种不同意见，历史决定论思维方式所特有的某些论点。也可以对数量的和数学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

    历史决定论者可以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但是在社会科学的统计方法与物理学的数量——数学方法之间仍有巨大差别。社义科学不知道有任何事情可以和数学公式所表示的物理学因果律相提并论。

    例如考虑一下，（对于任何给定波长的光）光线通过的孔隙越小则衍射角越大这个物理学定律。这种类型的物理学定律有如下形式：“在某种条件下，如果量A以一定的方式变化，那么量B也以某种可预测的方式变化”。换言之，这种定律表明了一个可测量对另一个可测量的依赖关系以及一个量对于另一个量的依赖方式是以精确的数量形式来规定的。物理学用这种方式表达它所有的定律向来是成功的。为了达到这一点，它的首要任务是把所有的物理性质翻译成数值量。例如，必须用某种光的定量描述（例如一定波长和一定强度的光）来代替它的定性描述（如鲜艳的黄绿光）。定量描述物理性质的这种过程显然是数量表述物理学因果律的先决条件。这就使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发生某事情；例如，根据关于孔隙宽度与衍射角之间关系的定律，我们可以依据孔隙的缩小给出衍射角增大的因果解释。

    历史决定论者认为，社会科学也必须进行因果解释。例如，他们可以用工业发展来解释帝国主义。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个例子，我们就会立即看到，试图在数量上表达社会学规律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例如“领土扩张的倾向随工业化的强度而增加”这种表述（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一种表述，尽管可能不是事实的真实描述），我们就会马上发现，我们缺少能够计量扩张倾向或工业化强度的手段。

    总之历史决定论反对定量的数学方法的论点认为，社会学家的任务是对例如国家、经济体制或政治制度等社会实体在历史进程中所经历的变化给予因果解释。由于没有任何已知的方法在数量上表达这些实体的性质，因而不可能表述为数量规律。因此，社会科学的因果律，即使有，在性质上也必然与物理学的因果律迥然不同，因为它们是定性的，而不是定量的和数学的。如果社会学的规律能够确定任何事情的程度，它们也只有用十分含糊的措词，充其量只能作出大致的估计。

    关于性质（不管是物理的还是非物理的），看来只能用直觉来评价。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论点可以用来支持直觉悟性方法所提出的那些论点。

10．本质主义与唯名主义

    强调社会事件的性质特性，进一步引出了表示性质的那些词语的作用问题，即引出了所谓“共相问题”。这是最古老和最根本的哲学问题之一。

    在中世纪，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激烈的论争，但它来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人们通常把它看作纯粹的形而上学问题。但是，象大多数形而上学问题一样，它也可以有新的提法，使之成为一个科学方法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讨论方法论问题，但作为引言，我将对这个形而上学问题给予简略的梗述。

    每个学科都采用所谓的普通名词，例如“能量”“速度”、“碳”、“白”、“演化”、“正义”、“国家”、“人”。这些名词与单独名词或个别概念如“亚历山大大帝”、“哈雷彗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同的。（这些名词是专有名称，是在约定俗成中加于它们所表示的那些个别事物的标记。）

    两部分人之间对普通名词的性质有过长期而频繁的激烈论争。一方认为，普通名词和专有名称的区别只在于它依附于一组或一类单个事物的各部分，而不是仅仅依附于一个单独的事物。例如，“白”这个普通名词不过是加给一组许多不同事物的标记，如雪花、桌布、天鹅等。这是唯名主义学派的学说。它与传统上所说的“唯实主义”的学说相反。“唯实主义”是一个容易使人误解的名称，因为这个“唯实主义的”理论也一直被称为“唯心主义的”。所以我建议给它另起名称，把这种反唯名主义的理论称为“本质主义”。本质主义者否认我们首先是收集一组单个事物，然后把它们叫作“白”；他们认为，我们之所以说每一个白色的物体为“白”，乃是因为它和其他白色东西共同具有某种内在的特性，即“白”。这个用普通名词表示的特性可看成是一个对象，并且和个别事物一样值得研究，（“唯实主义”这个名称从如下断言引伸出来，即认为普遍对象——例如“白”是超乎个别事物及其集合或组合之上而“实实在在地”存在的。于是，普通名词适合表示普遍对象，而单独名词则表示个别事物。这些用普通名词来指称的普遍对象（柏拉图称之为“形式”、“理念”）也称为“本质”。

    本质主义不但相信共相（即普遍对象）的存在，还强调它们对科学的重要性。它指出，单个的对象有许多偶有属性，但科学对这些属性并无兴趣。从社会科学中拿出一个例子来说吧：经济学关心货币和信贷，但它并不关心硬币、钞票或支票等采用什么形状。科学必须剥开这些偶然的东西而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而任何事物的本质又总是某种带有普遍性的东西。

    这些最后的话语表明这个形而上学问题的某些方法论含义。然而，我现在所讨论的方法论问题，事实上可以撇开这个形而上学问题来加以考察。我将沿着另一条道路来探讨它——这条道路避开普遍的和单独的事物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等问题。

    我建议称之为方法论本质主义者的这个哲学家派别，是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他认为科学研究必须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才能对事物给予解释。方法论本质主义者往往以“物质是什么？”“力是什么”或“正义是什么”之类语词来提出科学的问题，他们还认为，对这类问题给予透彻的回答，揭示这些名词的真实的或本质的意义，从而揭示这些名词所表示的真正本质，这至少是科学研究的先决条件，如果不是它的主要任务的话。方法论唯名主义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用如下的语词来提出他们的问题：“这个东西是如何起作用？”或“它在别的物体存在的情况下如何运动？”方法论唯名主义者认为，科学的任务只是描述事物是如何活动的，并且认为，要这样做就得在必要时灵活地引进新的名词，或者为了方便而对原有的名词下新的定义，而大可以不考虑原来的意义。因为他们认为语词（Words）不过是有用的描述工具。

    多数人都会承认方法论唯名主义已经在自然科学中取胜。物理学并不探求原子或光的本质，物理学极其灵活地由使用这些名词来解释和描述某些实际观察，并作为某些重要的和复杂的自然结构的名称。生物学也是如此，哲学家可能要求生物学家解答诸如“生命是什么？”或“进化是什么？”等问题，有时有些生物学家也愿意满足这类要求。然而，科学的生物学总的说来是研究另一些问题，并采用物理学所采用的那些解释法和描述法。

    因此，在社会科学里，我们可以想象，方法论自然主义者是赞成唯名主义的，而反自然主义者则是赞成本质主义的。事实上，本质主义似乎在社会科学里占上风；并且没有遇到很有力的反对。因此，人们常常说，虽然自然科学的方法基本上是唯名主义的方法，但社会科学则必须采取方法论本质主义。人们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是理解和解释诸如国家、经济行为、社会集团等社会实体，并且认为这只能深入到它们的本质才行。每一个重要的社会实体都必须先有普通名词才能给予描述，任意引进新名词（在自然科学中是很成功的）是毫无意义的。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明确地描绘这些社会实体；即把本质和现象区别开来，这就要求获得本质的知识。“国家是什么？”“公民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政治学的根本问题）或“信贷是什么？”或“教士和教派成员（或教会和教派）的本质区别是什么？”等问题，不但完全正当，而且正是社会学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

    历史决定论者可能在这个形而上学问题上有所不同，他们在自然科学方法论方面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但是，仅就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他们显然是站在本质主义一边而反对唯名主义的。事实上，我所知道的历史决定论者都是持这种态度的。然而，值得考虑的是，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否只是由于历史决定论这种普遍的反自然主义倾向呢？或者，是否历史决定论者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而不得不赞成方法论本质主义呢？

    首先，很明显，在社会科学中反对定量方法的论点同这个问题有关。强调社会事件的性质特性和强调直觉悟性而反对纯粹的描述，正是与本质主义有密切关系的态度。

    但还有其他论点——历史决定论的更典型的论点，是从读者目前所熟悉的思潮而来的（顺便一提，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这些论点实际上就是使柏拉图提出第一个本质学说的那些论点）。

    历史决定论强调变化的重要性。历史决定论者认为，凡变化必有变化之物。即使没有不变的事物，但我们说到变化时也必须得找出有什么东西在变化。这在物理学中是比较容易的，例如在力学中一切变化都是物体的运动，即物体的时空变化。而社会学主要是关心各种社会建构，从而遇到的困难较多，因为这些社会建构在它们已经发生变化之后是不那么容易识别的。在纯粹的描述意义上说，我们不可能把变化之前的一种社会建构和变化之后的那个建构看作同一个建构。从描述的观点来看，它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对英国政府现时建构的自然主义描述就是一个例子。也许必须把它们表述成与它们在四个世纪以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的。然而，就一个政府来说，我们可以说尽管它大大的改变了，但它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政府在近代社会中的职能在本质上类似于它那时所履行的职能。尽管所剩下的可描述的属性极少相似，但该建构的本质同一性是保存着的，于是我们可以把一个建构视为另一个建构的改变形式。在社会科学里，当我们谈论变化或发展时，不可能不预先假定有不变的本质，因而不能不按方法论本质主义来进行研究。

    当然有些社会学名词，例如萧条、通货紧缩、通货膨胀等当初显然是以纯属唯名主义的方式引进的。但它们也没有保存它们的唯名主义性质。随着情况的改变，我们很快就发现，社会科学家们对于某些现象实际上是不是通货膨胀的问题，有着分歧的看法，于是，为了准确起见，就有必要研究通货膨胀的本质性质成本质意义。

    所以，对于任何社会事物都可以说，“仅就其本质而论，它可以出现在任何其他地方，采取任何其他形式，它也可以有所改变而事实上又保持不变，或者虽说改变了，但改变的方式与实际变化不同”（胡塞尔）。有多少可能的变化，是不能先验地给予限定的。我们不能说某社会事物能有哪种变化而又能保持原状。有的现象从某种观点来看，可以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而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又可以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从上述的历史决定论的论点可以看出，对社会发展的纯粹描述是不可能的；或者更确切他说，社会学的描述决不可能仅仅是在唯名主义意义上的描述。如果社会学描述不能不需要本质，那么社会发展的理论就更不可能不需要本质了。因为谁会认为，对某个社会时期的特性以及它的矛盾和内在倾向和趋势等等给予判定和解释，是能够用唯名主义方法来处理的呢？

    于是方法论本质主义可以建立在历史决定论的论点的基础上，而这正是使柏拉图得出了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这个论点也就是赫拉克利特的论点，他认为变化的事物无法给予理性的描述。因此，科学或知识必须假定有不变的、与它本身保持同一的东西——即本质。历史（对变化的描述）和本质（在变化中保持不变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两个相关概念。但这种相关也有另一个方面：在一定意义上，本质也假定有变化，因而历史也是如此。因为，如果一个事物变化而该事物的原则却保持同一或不变，则这个原则就是该事物的本质（或理念、或形式、或本性、或实体），那么，该事物所发生的变化就显示了该事物的各个侧面或方面或各种可能性，因而也就显示了它的本质的各个侧面或方面或可能性。于是，本质可以被解释为该事物所固有的潜能（Potcentialities）的总和或本源，而变化（或运动）则可能被解释为事物本质的隐蔽潜能的实现或表现，（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由此得出：事物即它的不变本质，只能通过它的变化而被理解。例如，如果我们想发现某物是否由黄金制成，我们就必须锤打它或用化学方法来检验它，以便改变它，从而展示它的隐蔽的潜能。同样，一个人的本质（他的个性），也只有当他的经历展示了他自己时才能被理解。把这个原理引用到社会学中去，就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社会集团的本质或真正特性，只有通过它的历史才能表现出来也只有通过其历史才能为人们所认识。但是，如果社会集团只有通过它们的历史才能被认识，那么，用来描述社会集团的概念就必须是历史的概念；的确，例如，日本国或意大利民族，或雅利安种族，这种社会学概念，只能解释为以历史研究为基础的那些概念，而不能作其他任何解释。对于社会阶级来说，这样说也是能够成立的。例如，资产阶级只能按它的历史来定义：即定义为通过工业革命获得权力并把土地贵族挤开以及同无产阶级相斗争的那个阶级，如此等等。

    本质主义也许是由于如下理由而被引进，这就是说，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在变化的事物中看到同一性，但它又提出了一些很有力的论点支持一种学说，即认为社会科学必须采用历史的方法；这就是说，它支持了历史决定论的学说。

II.历史决定论的泛自然主义学说

    虽然历史决定论基本上是反自然主义的，但它丝毫不反对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有着共同成份的看法。这也许是由于历史决定论者一般认为社会学同物理学一样，是知识的一个分支，其目的都是达到理论的和经验的知识（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

    我们说社会学是一门理论学科，意思是社会学必须借助理论或（它试图发现的）普遍规律以解释和预测事件。

    我们说社会学是经验学科，指的是它得到经验的支持，它所解释和预测的事件是可观察的事件，而观察是接受或摈弃所提出的理论的根据。当我们说到物理学中的成功时，我们指的是它预测的成功；并且它预测的成功可以说是物理学定律的经验确认。

    当我们把社会学相对的成功与物理学的成功相比较时，我们假定社会学的成功基本上在于对预测的确认。因此，某些方法（借助规律进行的预测，以及用观察来检验规律）对物理学和社会学必定都是一样的。

    我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尽管我认为它是历史决定论的一个基本假定。但是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的进一步引伸，因为它导致我将在下面描述的一些观念。乍一看来，这些观念似乎是刚才概述的一般观点的直接推断。但是事实上，它们包含着其他的假定，即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学说，尤其是关于历史规律或趋势的学说。

11．与天文学的必较—长期预报和大规模预报

    牛顿理论的成功，尤其是它能够长期预报行星的位置，给现代历史决定论者以深刻的印象。他们声称，进行这样的长期预报是可能的，而且这表明，预言遥远未来这个古老的梦想并未越出人类心智可能达到的范围。社会科学的目标也必须这样高。如果天文学预测日蚀和月蚀是可能的，为什么社会学预测革命就不可能呢？

    然而，尽管我们应该有这样高的目标，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历史决定论者将坚持认为），社会科学不能希望，并且它们也一定不去追求天文学预报那样的精确性。我们已经表明（在第5、6节），比方说，可以与航海年历相比的关于社会事件的精确的科学历法，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即使社会科学可以预测革命，这种预测也不可能是精确的；关于革命的细节及其发生时间，必定有不确定的范围。

    历史决定论者虽然也承认甚至也强调社会学的预测在细节性和精确性方面是有缺陷的，但他们仍然认为这种预报的范围和意义可以补偿这些缺陷。这些缺陷主要由于社会事物的复杂性，由于它们的相互联系，以及由于社会学术语的定性性质所致。但是虽然社会科学终归难免有含糊的缺点，但它的性质术语却使它具有丰富和全面的意义。这种术语的例子是“文化冲突”、“繁荣”、“团结”、“城市化”、“效用”等。这类预测的含混，即长期预报的含混，因其范围和意义而被抵销，所以我建议称之为“大规模预测”或“大规模预报”。按照历史决定论的意见，这就是社会学必须努力作出的那类预测。

    这种大规模预报（范围广泛而且可能有点含糊的长期预测）显然在某些学科中是能够做到的。在天文学领域内就可以找到重要而颇为成功的大规模预测的实例。例子是根据周期律（它对气候变化是有意义的），或者根据大气上层电离子情况的每日变化和季节变化（它对无线电通讯是有意义的）来预测太阳黑子的活动。这些预测类似于日蚀和月蚀的预测，因为它们探求比较遥远的未来事件。但是它们与日蚀和月蚀的预测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们往往只是统计性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有关细节、时间和其他特点方面都不是那么准确。我们看到，大规模预测本身也许不是不能办到，并且社会科学如果真的能够做到长期预报的话，那么它们显然只能是我们所说的大规模预报。在另一方面，从我们对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学说的阐述中可以得出，社会科学的短期预报必定有很大的缺点。缺乏准确性必定对它们有很大影响，因为根据短期预报本身的性质，它们只能处理社会生活中不那么重要的细节问题，因为它们限于短暂的时期。而一个在细节上不准确的细节预测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此，如果我们真的对社会预测感兴趣，按照历史决定论的看法，大规模预报（也就是长期预报）不仅十分令人神往，而且确实是唯一值得尝试的预报。

12．观察的根据

    科学的非实验观察的根据，在这个木语的某种意义上，其性质总是“历史的”，天文学的观察根据更是如此，天文学所根据的事实包含在天文台的记录之中；例如，记录告诉我们某某先生在某个日期（时、秒）在某个方位观测到水星。简言之，记录给我们以某种“按时间顺序登记事件的记事册”，或某种观测编年史。

    同样，社会学的观察根据也只能由事件编年史，即政治或社会事件编年史的形式来提供。在社会生活中，政治和其它重要事件的这种编年史，就是人们惯常所说的“历史”。这种狭义的历史是社会学的根据。

    把这种狭义的历史作为社会科学的经验根据是十分重要的，否认这一点就会闹出笑话。但是历史决定论的一个特点（与它否认实验方法的适用性密切相关）就是认为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是社会学的唯一的经验来源。因此，历史决定论把社会学看作是一种理论的和经验的学科，它的经验根据不过是历史事实的编年史，它的目标是作出预报，最好是大规模预报。显然，这些预报也必定是有历史的性质，因为它们是由经验来检验，它们的证实或反驳必须留给未来的历史。因此，历史决定论认为，作出和检验大规模的历史预报是社会学的任务。简言之，历史决定论者主张，社会学是理论历史学。

13．社会动力学

    还可以进一步对社会科学和天文学进行类比。历史决定论者通常考虑的那部分天文学——天体力学是以动力学为根据的。动力学理论认为运动是由力来决定的。历史决定论的作者常常坚持说，社会学同样应该以社会动力学为根据，即以关于社会的（或历史的）力量决定社会运动的理论为根据。

    物理学家知道，静力学只是动力学的一种抽象：可以说，静力学是关于在某些条件下如何和为什么不发生任何事情的理论，即为什么不发生变化的理论：而且它以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来解释这一情况，另一方面，动力学则涉及一般情况，即涉及作用力相等或不相等的情况，并可被描述为如何和为什么确实发生某事的理论。因此，只有动力学能够给我们提供真正普遍有效的力学定律，因为大自然是过程；它运动、变化、发展——虽然有时只是缓慢地，因而某些发展可能难以观察到。

    显而易见，这种动力学观点与历史决定论者的社会学观点十分类似，因而无需作进一步的评论。但是，历史决定者也许认为，这种类似性要深刻得多。例如，他也许说，历史决定论所设想的社会学类似于动力学，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因果理论，而因果解释一般是关于如何和为什么发生某些事情的解释。从根本上说，这样一种解释总是有某些历史因素。如果你问问一个腿部骨折的人，如何和为什么发生骨折，那你是希望他将把事故的来历告诉你。但是，甚至在理论思维的层次上，尤其是在使我们能够作出预测的理论层次上，对某事件的原因给予历史分析也是必要的。历史决定论者将断言，需要历史的因果分析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关于战争的起源或它的本质原因的问题。

    在物理学中，这样一种分析是通过判定相互作用的力，即通过动力学来完成的；历史决定论者声称社会学也应该这样做。它必须分析产生社会变革和创造人类历史的力量。我们从动力学中知道相互作用的力如何组成新的力；反之，通过把力分解为它们的分力，我们就能够洞察该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同样，历史决定论要求承认历史力量的根本重要性，不管是精神力量还是物质力量，例如宗教观念或伦理观念，或经济利益。分析和分解这许许多多的冲突倾向和力量，并且深入到其根源，深入到普遍的动力和社会变革的规律——这是历史决定论所说的社会科学的任务。只有用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发展一种为大规模预报奠定基础的理论科学，而大规模预报的确证则意味着社会理论的成功。

14．历史规律

    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决定论者认为，社会学是理论历史学。它的科学预报必须以规律为根据，既然它们是历史的预报，社会变革的预报，因而它们只能以历史规律为根据。但是，历史决定论者又认为概括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并且认为我们不能认为社会生活的齐一性在整个空间和时间中始终有效，因为这种齐一性通常只适用于某种文化时期或历史时期。因此社会规律——如果有任何真正的社会规律的话——必定具有某种多少与基于齐一性的通常概括有所不同的结构。真正的社会规律必须是“普遍”有效的。然而这只能意味着，它们适用于整个人类历史，包括它的一切时期，而不是仅适用于某些时期。可是，其有效性不限于某个时期的那种社会齐一性是没有的，因此唯一普遍有效的社会规律就只能是把前后相继的时期连结起来的规律。它们必定是决定从一个时期过渡到另一时期的历史发展规律。这就是历史决定论者认为唯一真正的社会学规律是历史规律的本意。

15．历史预言与社会工程的对比

    正如前已指出，这些历史规律（如果它们能被发现的话）能够使人甚至对遥远的事件进行预测，尽管在细节上不十分精确。因此，认为真正的社会学规律是历史规律的这种学说（主要从社会齐一性的有限有效性中推导出来的学说）又回到“大规模预报”的观念，而与模仿天文学的做法无关。这使这种观念更为具体，因为它表明这些预报具有历史预言的性质。前已指出，这些历史规律（如果它们能被发现的话）能够使人甚至对遥远的事件进行预测，尽管在细节上不十分精确。因此，认为真正的社会学规律是历史规律的这种学说（主要从社会齐一性的有限有效性中推导出来的学说）又回到“大规模预报”的观念，而与模仿天文学的做法无关。这使这种观念更为具体，因为它表明这些预报具有历史预言的性质。

    因此，在历史决定论者看来，社会学是要解决预卜未来这个古老问题的；与其说是预卜个人的未来，不如说是预卜集团和人类的未来。它是关于未来事物和未来发展的科学。如果能够成功地给我们提供科学上有效的政治先见，那么，社会学就确实对政治家，尤其是对具有超越当前事变的先见之明的那些政治家，具有历史命运感的政治家有极大的价值。某些历史决定论者满足于仅仅预测人类历程下一阶段，即使这样的预测也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但是有一个观念对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共同的——社会学的研究应该有助于揭示政治的未来，因而它能够成为有远见的实用政治学的最重要工具。

    从科学实用价值的观点来看，科学预测的重要性是明明白白的。然而，人们却始终没有意识到科学预测可分为两类，因而也有两种不同的实用价值。我们可预测（a）台风的到来，这种预测可以有极大的实用价值，因为它使人们及时躲进避风处；但是我们也可以预测（b）如果要建立躲避台风的避风处，它一定采用某种建筑形式，例如在它的北面采用钢筋混凝土撑墙等等。

    这两类预测显然是迥然不同的，虽然两者都是重要的，都实现了古老的梦想。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被告知了一个无法防止其发生的事件。我将称这种预测为“预言”。它的实际价值在于警告我们将发生所预测的事件，以使我们能够避开它或作好对付它的准备（可能借助其他预测）。

    与这些预测相反的是第二类预测，我们可以称之为技术预测，因为这类预测是工程的依据。可以说，它们是建设性的，表示我们若要达到某些结果我们要采取什么步骤。物理学的绝大多数领域（除了天文学和气象学外），都是作出这种形式的预测，从实用观点来考虑，它们可以称之为技术预测。这两类预测之间的区别，大致上与有关的学科中有计划的实验与纯粹的耐心观察所起作用之间的区别相吻合。典型的实验科学能够作出技术预测，而主要采取非实验性观察的科学则作出预言。

    我不愿意人们认为我的意思是指所有的科学，甚或所有的科学预测基本上是实用的——必定或者是预言的或者是技术的，而不可能是别的任何东西。我只是要人们注意两类预测之间的区别以及与这两类预测对应的科学。我选择“预言的”和“技术的”这两个词，当然要表明它们在实用观点来看所显示的特点；但我使用这种术语既无意说实用观点必然比任何其他观点优越，也无意说科学的兴趣只限于在实用角度来看是重要的预言和技术性质的预测。例如如果我们考虑到天文学，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的发现主要具有理论意义，但从实用观点来看，它也不是毫无价值的；然而作为“预言”，它们全都类似于气象学的预言，对实践活动的价值十分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预言的科学性和工程的科学性的这种区别不同于长期预测与短期预测之间的区别。虽然大多数工程预测是短期的，但也有长期的技术预测，发动机使用寿命的预测就是一个例子。再者，天文学预测既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长期的，但大多数气象学预言则是比较短期的。

    下面将看到，预言的实践目的和工程的实践目的之间的区别，以及有关科学理论的结构之间相应的区别，是我们的方法论分析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此刻，我只想强调指出，历史决定论者认为社会学实验是无用的，不可能的，与此相适应，他们赞成历史预言（关于社会的，政治的和社会建构的发展预言），而反对将社会工程实际用于社会科学实践目的的社会工程。社会工程的观念、建构的设计和创立，也许还有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阻止、控制或加速，在一些历史决定论看来，似乎是可能的。但对于另一些历史决定论者来说，这几乎是绝不可能的事，或者认为这无视政治计划象一切社会活动一样必然处在无比强大的历史力量的支配之下。

16．历史发展的理论

    这些考虑已把我们带到了我建议称之为“历史决定”的那些论据的核心，并且这些考虑证明，选择这个说法是对的。其论题是：社会科学无非是历史，但不是在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历史事实编年史。历史决定论者视为与社会学等同的那种历史，不仅是过去的回顾，而且也是未来的展望。它研究起作用的力量，尤其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历史的理论，或理论历史，因为只有普遍有效的社会规律才被视为历史规律。它们必须是过程、变化和发展的规律——不是关于外表的恒定性或齐一性的假规律。按照历史决定论者的看法，社会学家必须设法对社会结构变化所遵循的总趋势有一个总体的认识。除此以外，他们还必须设法了解这个过程的原因以及引起变化的各种力量的作用。他们应该设法提出社会发展根本总趋势假说，使人们能够根据这些规律作出一些预言，从而能够适应即将到来的变化。

    仔细考察我所作出的两类预测之间的区别（以及两类科学之间的有关区别），就可以进一步澄清历史决定论者的社会学概念。与历史决定论的方法论相反，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方法论，它的目的在于技术的社会科学。这种方法论将导致对社会生活普遍规律的研究，以便发现一切必要的事实，作为谋求改革社会建构的人的工作根据。

    这些事实无疑是存在的。例如，我们知道的许多乌托邦体系之所以行不通，原因不过是他们没有充分考虑这些事实。我们正在考虑的技术方法论是为了提供＝些方法以避免不切实际的构想。这种方法论是反历史决定论的，但无论如何不是反历史的。历史的经验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来源。但是，它并不致力于发现社会发展规律，而是寻求对社会建构的结构给予限制的各种规律，或寻求其他齐一性（尽管历史决定论者认为这些齐一性并不存在）。

    历史决定论者除了利用已经讨论过的某种反证之外，还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对社会技术的可能性和效用提出疑问。让我们设想一下他可能说，有一位社会工程师根据你所设想的那种社会学制定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的计划，我们假定这个计划是可行的，切合实际的，因为它与已知的事实和社会生活中的诸规律并不冲突；我们甚至假设这个计划获得了同样可行的并且已经成为新的结构的其他社会改造计划的支持。即使如此，历史决定论的论证仍能证明这种计划不值得认真考虑。它仍然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梦想，原因恰恰在于它没有考虑历史发展规律。社会革命不是由合理的计划，而是由社会力量——例如利益的冲突所引起的。据说一个强有力的“哲学家王”会把某个考虑周详的计划付诸实施，这个古老的想法是为了土地贵族的利益编造出来的神话，这个神话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迷信合理的论证会说服足够的好心人进行有计划的行动。历史已表明社会现实并非如此。历史发展的过程从来不是由理论构思（即使很好的理论构思）来规定的，虽然这些方案和其他不那么合理的（甚或十分不合理的）诸多因素会起来无疑会有某种影响。即使这种理性计划与强有力的集团的利益相吻会，它也决不会接它所设想的方式实现，尽管争取其实现的斗争是历史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实际的结局总是与理性构想十分不同的。它总是当时互相争斗的各种力量的格局的结果。而且，在任何条件下，理性规划的结果不可能成为稳定的结构：因为力量的平衡必然会发生变化。所有的社会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现实主义和科学性质自豪，注定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

    历史决定论者还会继续说，这些论点是直接反对某种理论社会科学所支持的社会工程的实际可能性，而不是反对这种科学的本身。然而这些论点很容易扩大，以致证明技术性的理论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看到，实用工程的冒险之所以必然失败，可以由极其重要的社会学的事实和规律来说明。但这种说法不仅意味着这种冒险没有任何实用价值，而且也意味着它在理论上也是不对的，因为它忽视了唯一真正重要的社会规律——发展规律。据说这种冒险是根据“科学”，但这种“科学”必定也忽视了发展规律，否则它就决不会为这种不切实际的构想提供根据。一种社会科学若没有讲授理性社会构想的不可能性，那就是完全没有看到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并且必定也不知道唯一真正有效和真正重要的社会规律。所以支持社会工程的那种社会科学不可能是社会事实的真实描述。它们本身是不能成立的。

    历史决定论者将声称，除了这个决定性的批判之外，还有其他理由抨击技术社会学。例如，它们忽视社会发展会出现新事物这个特点。认为我们能够在科学的基础上合理地构想新的社会结构这个想法，意味着我们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准确地按我们的计划使一个新的社会时期出现。然而，如果这个计划的根据是探讨社会事实的科学，那么，它就不可能说明内在的新特点，而只能说明新的排列（参阅第3节）。但是，我们知道，一个新时期有它自己内在的新颖性——这个论点必然使任何详尽的规划归于无效，而这种规划所根据的任何科学就不能是真的。

    这些历史决定论的理由可以应用于一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所以经济学不能给我们提供汪何有价值的关于社会改革的信息。只有某种假经济学才会设法为理性的经济计划提供根据。真正的科学经济学必需有助于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动力。它可以帮助我们预见未来时期的轮廓，但它不可能帮助我们提出和实现某个新时期的详尽计划。社会科学是如此，经济学必定也是如此。经济学最终目的只能是“揭示人类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马克思）。

17．社会变革的解释与设计

    历史决定论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宿命论，它也不一定导致无所作为——恰恰相反，大多数历史决定论者都具有十分显著的“能动主义”倾向（参阅第 1节）。历史决定论完全承认，我们的愿望和思想，我们的梦想和我们的推理，我们的恐惧和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兴趣和我们的精力，都是社会发展的力量。它并不教导说，我们不能做什么事情；它只是预测你的梦想、你的理性所构想的东西都不会按计划实现。只有与历史的主流相适应的计划才是有效的。现在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历史决定论者所承认的合理活动是哪一种。只有这种活动是合理的，因为它们适应和促进行将来临的变化。社会助产术是我们所能有的唯一完全合理的活动，唯一能以科学的先见之明为根据的活动。

    虽然没有一种科学理论本身能直接鼓励人们的活动（它只能使人不做某些不切实际的活动），但它无形中给予那些自认为应该做某事的人以鼓励。历史决定论肯定提供了这种鼓励。它甚至使人类理性起某种作用；因为只有科学的推理，即历史决定论的社会科学才能告知我们，如果要同行将来临的变化方向相一致，任何合理活动必须要取什么方向。

    因此，历史预言和历史解释必须成为任何考虑周详而切合实际的社会行动的基础。于是，历史的解释必定是历史决定论思想的中心工作：事实上它已经是如此。历史决定论者所有的思想和行动都是为了解释过去，以便预测未来。

    历史决定论能否给那些想看到一个较好世界的人提供希望或鼓励呢？只有对社会发展采取乐观看法的历史决定论者才能够提供这种希望，因为他相信社会发展自然将会越来越好和合理，意即它自然而然地趋向于越来越好和合理的状况。但是这种观点等于相信社会奇迹和政治奇迹，因为它不承认人类理性具有实现一个较合理的世界的能力。某些有影响的历史决定论作者确实已经乐观地预言自由王国的到来，那时人类事务就可以合理计划。他们教导说，从人类目前正在其中遭受苦难的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和理性的王国是不可能由理性来实现的，而只能由严竣的必然性，由他们劝我们服从的盲目而又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规律来实现的。

    历史决定论只能劝说那些希望扩大理性对社会生活的作用的人们去研究和解释历史，以便发现历史的发展规律。如果这种解释表明他们所盼望的变化行将来临，那么，他们的愿望是合理的，因为这符合科学的预测。如果行将到来的发展恰好是朝着另一个方向，那么，使世界较为合理这个愿望就完全不合理了；这时历史决定论者就会认为这只是一种梦想。能动论只有默认并促进行将来临的变化才能说得通。

    我已经表明，在历史决定论看来，自然主义方法包含着某种社会学理论——这个理论认为社会没有重大的发展或变化。我们现在发现，历史决定论的方法包含着一种极其类似的社会学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社会必然变化，只是沿着一条不变的预定道路并要经过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所预先决定的各个阶段罢了。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它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阵病。”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个表述突出地代表了历史决定论的观点。虽然它既没有教导人们无所作为，也没有主张真正的宿命论，但历史决定论却教导人们，要改变行将到来的变化是徒劳的；这可以说是宿命论的特殊形式，可以说是关于历史趋势的宿命论。无可否认，“能动论”的告诫——“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可以使人们同历史决定论者产生共鸣（如果“世界”在这里是指发展着的人类社会的话），因为它强调变化。但是它与历史决定论的极其重要的学说相冲突，因为正如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可以说：“历史决定论者只能解释社会发展并以种种方式促其实现；但他的问题在于无人能改变社会发展。

18．分析的结论

    人们也许感到，我最后的提法偏离了我公开宣布的意向：即在着手批判历史决定论观点之前尽可能明确地和令人信服地概述其观点。因为这些提法试图表明，某些历史决定论者的乐观主义或能动性倾向，正是由其分析本身的结论而受到挫折。这可能意味着对历史决定论前后矛盾的指责。人们也许会表示异议，认为在叙述中悄悄渗上了批评和嘲讽是不公道的。

    然而，我认为这种责难是不公正的。只有本来是乐观主义者或能动主义者而后来成为历史决定论者那些人，才会把我所说的话看作是贬意的评论。（将有许多人认为是如此，因为他们起初之所以被历史决定论所吸引是由于他们倾向于乐观主义或能动主义。）但是，对于那些本来就是历史决定论者的那些人，我所说的话应该不是对他们的历史决定论学说的批评，而只是批评把历史决定论与乐观主义或能动主义相提并论。

    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能动主义都可以被批评为与历史决定论不相容，而只有它的某种极端形式才是如此。纯粹的历史决定论者会争辩说，与自然主义方法相比，历史决定论是鼓励能动性的，因为它强调变化、过程和运动；然而，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它肯定不是盲目地把各种活动都视为合理而加以支持：许多可以开展的活动是不切实际的，它们的失败也是科学所能预知的。他会说，这就是为什么他和其他历史决定论者要对能够被他们视为有用的活动的范围给于限定之故，就是为什么要强调这些限定对于进行任何明确的历史决定论分析是必要之故。而且他会辩解说，这两段马克思的引语（在前一节）并非互相矛盾的，而是互为补充的；虽然第二段引话（年代更早的引语）本身也许有点过于“能动主义”，但第一段引语已对它给予适当的限制；并且如果第二段引语引起了过激的能动主义者的兴趣并使他们接受历史决定论的话，那末第一段引语就应该是把任何能动性的适当界限告知他们了，虽然这会失去他们的赞同。

    由于这些理由，我认为我的论述并不是不公道的，而只是在能动主义这个问题上加以澄清。同样，我认为我在前一节中的其他评论也不能被视为对历史决定论的贬意评论。这些评论的大意是说历史决定论的乐观主义只能建立在信仰之上（因为否认理性具有实现一个较合理的世界的作用），对于本来是乐观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的那些人来说，它也许是贬意的批评。但是始终如一的历史决定论者将在这一分析中看到对通常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以及理性主义的那种浪漫性和乌托邦性的有益告诫。他将坚持认为，真正科学的历史决定论必须不依赖于这些要素；认为我们必须服从实际存在的发展规律，正如我们必须服从引力定律一样。

    历史决定论者甚至可以走得更远。他可能补充说，所采取的最合理的态度就是调整人们的价值体系以符合行将来临的变化。如果做到这一点，人们就会得到某种能看成是正当的乐观主义，因为按其价值体系来判断，任何变化必定都是好的。

    某些历史决定论者实际上持这类观点，并发展为颇为连贯的（并且十分流行的）历史决定论的道德学说：道德上的善就是道德上的进步，这就是说，道德上的善是提前遵守将要到来的时期要采取的那类行为准则。

    这种历史决定论的道德学说，可以描述为“道德现代主义”或“道德未来主义”（它与美学现代主义或美学未来主义相对应）；它与历史决定论的反保守的态度颇为一致。它也可以被视为对某些价值问题的回答（参阅第6节，论“客观性和评价”）。尤其是，它可以被视为一个标志，表明历史决定论（本书只在其方法论方面作了认真的考察）可以扩大并发展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或者换句话说，历史决定论方法也许本来是关于世界的一般哲学解释的一部分，这似乎并非不可能。因为从历史的而不是逻辑的观点来看，方法论通常是哲学观点的副产物，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我打算在别处考察这些历史决定论的哲学。在这里我只对上面介绍的历史决定论的方法论学说提出批评。

III.对反自然主义学说的批评

19．批评的实际意义

    究竟科学探索的真正动机是否出于求知的欲望，即出于纯理论的或单纯的好奇心，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把科学理解为解决人类生存斗争中的实际问题的工具，这是一个不必在这里解决的问题。可以认为，维护“纯粹的”或“基础的”研究权利的那些人应该获得一切支持去反对那种狭隘而不幸的时髦观点——认为科学研究只有确属合理的投资才是对的。但即使是有点极端的观点（我本人有此倾向），即认为科学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们所知道的最伟大的精神冒险之一，这种观点也可以同时又承认实际问题以及为了科学进步而进行的实践检验的重要性，而不论应用科学和纯粹科学；因为实践无论作为踢马刺还是作为马缰，对于科学思考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不必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以赞赏康德如下的话：“允许我们出现各种好奇的怪念头，除了我们力所不及之外，不要让我们的探索热情受到任何约束，这就是不致于成为学究的那种精神追求。能够从所出现的无数问题中找出那些其解答将对人类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智慧”。

    这个观点显然适用于生物科学甚至社会科学。巴斯德（Pa steur）对生物科学的改革就是在非常实际的问题）其中有一部分是工业和农业问题）的启发下实现的。当今社会研究的现实迫切性甚至超过癌症的研究。正如哈那克（HayeK）教授所说：“经济分析从来就不是探求社会现象何以如此的那种超脱的心智好奇心的产物，而是强烈要求改造令人极为不平的世界的结果，除经济学外，其他一些社会科学还没有采取这种看法，它们毫无成果，表明它们的思考何等迫切地需要实践的检验。

    当我们深入考察科学研究的方法，特别是深入考察我们在这里要谈到的概括性或理论性的社会科学方法时，显然同样需要实际问题的刺激，对方法问题的有成果的论争总是由研究人员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引起的；凡是并非由实际问题引起的关于方法的论争，几乎都是无用的推敲，这种情况使实际的研究人员看不起方法论。然而，应当认识到，更为实际的方法论论争不仅有用而已必要。正如科学本身的发展和改进一样，在方法的发展和改进中，我们只能在反复试验中学习，我们需要别人的批评以发现我们的错误；由于新方法的引进意味着根本的和革命性的变革，因而这种批评就更加重要了。把数学方法引进经济学，把所谓“主观的”或“心理的”方法引进价值学说等等例子就是明证。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价值学说与统计方法（需求分析）相结合。方法上的这种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长期和大量的批判性论争的结果；方法研究的辩护者肯定会从这个事实得到鼓舞。

    对社会科学及其方法的研究采取实际的态度，是许多历史决定论的追随者们所提倡的，他们希望他们能够用历史决定论的方法把社会科学改变成政治家手中的有力工具。正是这种对社会科学实际任务的认识，为历史决定论者和他们的一些反对者之间的讨论提供了共同的根据；我准备在这个共同的根据上表明自己的立场，从而批评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拙劣的方法，它不能产生它所许诺的结果。

20．社会学的技术方法

    虽然在这里我的题目是我所不赞成的历史决定论的方法学说。而不是我认为已取得成功并希望有进一步的和更加自觉的发展的那些方法，但是在这里首先简单地谈一谈那些成功的方法，以便向读者表明我自己的倾向，阐明我的批评所根据的观点，是有好处的。为方便起见，我将称这些方法为“渐进技术”（piecemealtechnology）。

    “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logy）这个词（以及在下一节即将介绍的“社会工程”）可能会引起怀疑，并且可能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他们一听到这个词就会想到集体主义计划者或“专家治国论者”的社会蓝图。我是意识到这种危险的，所以我加上“渐进”这个词，以排除不愉快的联想和表达我的信念：“渐进的修补”（有时这样来称呼）和批判性分析相结合，不论在社会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中都是取得实际成果的主要方法。由于人们对社会的改进提出批评和建议，或者更确切他说，由于人们力图发现某种经济行为或政治行为会不会产生预期的或所希望的结果，从而使社会科学获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方法确实可以称之为古典的方法，而这就是当我把技术方法归结为社会科学或归结为“渐进工程”的时候我心中所想的方法。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技术问题可以有“私人的”和“公众的”性质。例如，关于商业管理技术或改善劳动条件对生产的作用的研究属于前者。关于监狱改革或普遍健康保险或者关于借助法庭来稳定价格，或者实行新的进口税等等对收入平均的影响则属于后者；有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例如控制经济周期的可能性；或者在国家管理生产的意义上的中央“计划”是否与有效的行政管理民主监督相一致的问题；或者如何向中东输出民主的问题，也属这一类。

    强调实际的技术方法并不意味着应该排除通过实际问题的分析而提出的理论问题。恰恰相反，我的主要观点之一是认为技术的方法可能有助于提出一个纯属理论的重大问题。但是，技术的方法除了帮助我们选择问题这一基本任务以外，还把一条戒律加给我们的纯理论倾向（特别是在社会学本身的领域中，这些倾向很容易把我们引入形而上学的领域中去）；因为这使我们不得不使我们的理论服从一些确定的标准，例如明确性和实践的可检验性的标准。我或许能够把我关于技术方法的观点表述如下：社会学（或许一般的社会科学）与其说应该寻求“它的牛顿或它的达尔文”不如说寻找“它的伽利略或它的巴斯德”。

    这一点以及我上面提到的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之间的类比，很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反对，这就象我们选择象“社会技术”和“社会工程”这些词的情形一样（尽管“渐进”这个词表达了重要的限制条件）。因此我最好说，我充分理解对僵化的方法论自然主义或“科学主义”（用哈耶克教授的话来说）的斗争的重要性。然而，我不明确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这种有成效的类比，纵然我们认识到它已经在某些方面被严重地滥用和曲解。再者，我们已表明了这些僵化的自然主义者所抨击的一些方法基本上正是自然科学中所采用的方法，除此之外，我们很难提出比这更有力的论点来反对他们。

    表面上看对我们称之为技术方法所提出的一种异议是，这种方法意味着对社会秩序采取”能动主义的”态度（参阅第①节），因而容易使我们不赞同反干预主义者或“被动主义者”的观点。这观点认为，假使我们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状况不满，乃是因为我们不理解它们是怎样起作用的和为什么能动的干预只能使事情更糟。在这里我必须承认，我当然丝毫不赞同这种“被动主义者”的观点，我还认为全面的反干预主义政策是站不住的——即使以纯逻辑的理由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它的拥护者们不得不为了防止干预而推荐某种政治干预。然而，技术方法本身在这个问题上是中立的（它本来就应该是中立的），而与反干预主义不相容；相反，我认为反干预主义包含着一种技术方法，因为断言干预主义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就是说某些政治行为不能取得某些结果——取得的不是希望的结果。任何技术的最典型任务之一就是指出什么是不能实现的。

    更严密地考虑这一点是值得的。正如我在别处表明的，所有的自然规律都可以表述为断定某事不可能发生；就是说，可以用谚语的方式表述为一句话“你不能用竹篮子打水”。例如：能量守恒定律可以表述为：“你不能制造一台永动机”，热力学定律可以表述为：“你不能制造一台效率为100％的机器”。对自然规律的这种阐述方法使其技术意义变得明显，因此它可以被称为自然规律的“技术形式”。假如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考虑反干预主义，那么，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它很可以用这样一些话来表述：“你不能得出如此结果”，或者，“如果没有如此伴随作用，你就不能取得如此结果。”但这表明反干预主义可以被称为典型的技术论。

    当然，社会科学领域并非只此而已。相反，我们的分析的意义在于这样的事实：它使我们注意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一种真正基本的相似性。我想，社会科学规律或假说是存在的，它们与自然科学的规律或假说是相似的。鉴于这些社会学规律或假说的存在（不同于所谓“历史规律”）常常受到怀疑，我现在要举出一些例子：“你不能采用农业关税而同时又减少生活费用，”——“在一个工业社会中你不能象组织生产者压力集团那样有效地组织消费者压力集团。”——你不能有一个中央计划社会的同时又保持具有竞争价格主要职能的价格制度。”——“你不能实现充分就业而又没有通货膨胀。”另一组例子可以取自权力政治：“你不能进行一场政治改革而又不产生对所要达到的目的来说是不可取的影响。（因此，要提防它们）。——“你不能进行一场政治改革而又不使反对力量加强到大致与改革的范围成比例的程度。”（这也可以说是“总有与现实相联系的利益”的技术推论）——”你不能进行革命而又不引起反抗。”还可以给这些例子再加上两个，这两个例子可以称为“柏拉图的革命规律”（出自《理想国》第八卷）和“艾克顿勋爵的腐败规律”，分别是：你不能进行一场成功的革命，如果统治阶级没有因内讧或战败而受致削弱的话。”——“你不能给一个人以控制他人的权力而又不诱使他去滥用权力”——这种诱惑大致随着所掌握的权力的增加而增加，而且几乎无人能够抵御这种诱惑。”在这里我们没有假定已有证据的力量支持这些其表述还有很大改进余地的假说。它们不过是渐进技术要讨论和充实的那种类型的陈述的例子罢了。

21．渐进工程与乌托邦工程的对立

    尽管“工程”这个词会带来有异议的联想，但我还是用“渐进的社会工程”来描述渐进技术结果的实际应用。这个词之所以有用，乃是因为需要有一个适用于各种社会上活动的词（私人的活动和公众的活动），这些活动要实现某个目的就得自觉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技术知识。渐进社会工程和自然工程一样，都把目的置于技术领域之外。（技术之对待各种目的，只是看它们是否彼此相容或能否实现而已。）在这一点上，它和历史决定论不同，因为历史决定论认为人类活动的目的取决于历史的力量，因而它包括在历史决定论的范围内。

    正如自然工程的主要任务是设计机器和改造、维修机器一样，渐进社会工程的任务是设计各种社会建构以及改造和运用已有的社会建构。这里所用的“社会建构”（Social institutions）这个词的意义很广泛，包括私人性质的和公众性质的东西。因此，我将用这个词来描述一个企业，不论它是一个小商店还是一间保险公司，同样也可以用这个词来描述一所学校或一种“教育制度”，或一个警察部队，或一个教堂，或一个法庭。渐进的技术师或工程师认识到，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然而，尽管渐进工程师对这种事实可能有极深刻的印象，但他作为技术师或工程师将以“功能的”或“工具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建构，他得把它们视为达到某些目的的手段，或者认为它们可以加以改变而服务于某些目的；认为它们是机器而不是有机体。当然，这不是说，他将无视社会建构和实际工具之间的根本区别。恰恰相反，技术师以假说的形式来表述他的结果时，不但要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似，也要研究它们之间的区别。下面的例子表明，用技术形式来提出关于社会建构的假说确实是不困难的。“你不能建造连傻瓜也会干的社会建构，即其功能不大依赖于人的建构，你充其量只能帮助人们进行工作以期达到社会建构的设计目的，从而减低人的因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成功与否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人的创造性和知识。（社会建构好比堡垒。“白们不但要设计得好，而且要恰当配备人员。）”

    渐进工程师的特有态度便是如此。他也许抱有把社会看作“整体”的某些理想（例如社会的普遍福利），但他并不相信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设计的那种方法。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总是采取能够不断改进的小规模的调整和再调整来实现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某些个人或集团的财富的积累或权力的增加；或者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或者保护个人或集团的某些“权利”等等。因此，公共的或政治的社会工程可以具有多种多样的倾向，可以是极权主义的，也可以是自由主义的。（W·李普曼以“自由主义的议程”这个标题列举了一些渐进改革的意义深远的自由主义纲领的例子。）渐进工程师，例如苏格拉底，知道他的知识多么少。他知道我们只能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因此，他将一步一步地走，仔细地把预想的结果同已取得的结果相比较，警惕改革中难免出现的不利后果；他将避免进行复杂的和大规模的改革，因为他不能分辨这种改革的原因和后果，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

    这种“渐进的修补”与许多“能动主义者”的政治气质格格不入，能动主义者的纲领也被描绘为“社会工程”的纲领，可以称之为“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工程”。

    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与渐进的社会工程相反，它绝不带有“私人的”性质，而总是具有“公众”的性质。它的目的在于按照一个确定的计划或蓝图来改造“整个社会”；它的目的在于“夺取关键地位”扩大“国家权力……直到国家变成几乎与社会一样，”它的目的还在于从这关键地位上控制那些影响着社会未来发展的历史力量，或者阻碍社会发展，或者预见其过程并使社会与之相适应。

    或许有人会问，渐进方法与这里所说的整体主义方法有无根本的区别，因为我们还没有给渐进方法的范围划出界线。就这里对它的理解而论，例如，宪法的改革属于它的范围；我也不排除一系列的渐进改革是由某种普遍倾向引起的可能性，例如，使收入更平均化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渐进方法可能导致通常所说的“社会阶级结构”的改变。可能有人会问，在这些较为雄心勃勃的渐进工程与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方法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假如我们考虑到，在估计某种改革方案的可能结果时，渐进技术师必定尽量准确地去估量任何措施对社会“整体”的影响，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贴切了。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并不想在这两种方法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而是指出整体主义的技术师和渐进技术师对社会改革任务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整体主义者反对渐进方法，认为它太温和。然而，他们的反对和他们的实践并不相符；因为他们尽管是雄心勃勃的和无情的，但在实践中总是笨拙地随意应用基本上属于渐进的方法，只是不审慎和缺乏自我批评。原因是，整体主义方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整体主义的变革越大，他们的未意料到的和极不希望出现的反响也越多，从而迫使整体主义工程师不得不采取渐进改进的权宜措施。事实上，这种权宜措施同较温和而谨慎的渐进干预相比，更具有中央计划或集体主义的计划的特点；它不断地使乌托邦工程师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这就是说，它导致众所周知的无计划的计划。因此，实际上，乌托邦工程和渐进工程之间的区别，与其说在于规模和范围，其实不如说在于对不可避免的意外情况的审慎和准备。我们还可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两种学说在合理改革所应采取的方法的看法上来比较的话，它们的区别不在于规模和范围，而在于别的方面，与我们往往所设想的相反。我认为在这两种学说中，一个是真的，另一个是假的，并容易导致本来可以避免的严重错误。我认为这两种方法，其一是可能的，其一简直是不存在的，不可能的。

    所以乌托邦的或整体主义的方法和渐进的方法之间的区别之一可以表述如下：渐进工程工程师可以在改革的范围中不抱成见地提出自己的问题，而整体主义者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事先就一口咬定彻底改造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一事实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使乌托邦主义者对关于社会建构的控制限度为社会学假说产生了反感；例如，这一节上面提到的表明“人的因素”所造成的不确定性那个假说。乌托邦的方法先验地拒绝这些假说，违背了科学方法的原则。在另一方面，与人的因素的不确定性相联系的问题又必然迫使乌托邦主义者（不管他愿意与否）要用社会建构的手段来控制人的因素，并且把他的纲领加以扩大，使之不仅要按计划进行社会改造，而且也包括对人的改造。“因此，政治问题就是组织人的冲动，然后把这些冲动引向正确的战略目标，使发展的总过程沿着预定的方向前进。”这个纲领是容许失败的，甚至在付诸实行之前也是如此，这似乎与好心的乌托邦主义者相违。因为这个纲领改换了他的要求，他本来要求我们建设一个适合于人们生活的新社会，如今则代之以要求我们去“改造”人，使人适合于他的新社会。很明显，这就排除了检验这个新社会的成败的可能性。因为对于不愿意在那里生活的人来说，只需承认他们不适合在那里生活，承认他们的“人的冲动”还需要进一步“组织起来”就行。但是，如果没有检验的可能性，那么，声称采取了任何一种科学方法，都是白说的。整体主义方法与真正的科学态度是不相容的。

    乌托邦工程不是本书的主要论题，但有两个理由说明它为什么要在以下三节中和历史决定论一起加以考察。第一，因为在集体主义的（或中央的）计划的名义下，它是一种非常流行的学说，“渐进技术”和“渐进工程”必须与它截然分开。第二，因为乌托邦主义不仅在敌视渐进方法上与历史决定论相似，而且常常与历史决定论的意识形态联合在一起。

22．与乌托邦主义结成的非神圣同盟

    我称之为“渐进技术”和“历史决定论”的这两种方法论观点之间的对立，密尔已清楚认识到了。他写道，“有两种社会学研究，第一种所提出的问题是，……例如，在现时的社会条件下实行普遍选举的结果将如何？……但仍然有第二种研究……它的问题……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给出的原因有什么结果，而是在一般情况下造成……社会状态的原因是什么。”考虑到密尔的“社会形态”恰恰相当于我们称之为“历史时期”，因而很明显，他所说的“两种社会学研究”之间的区别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渐进技术观点与历史决定论观点之间的区别。假如我们较仔细地考察密尔关于“第二种社会学研究”的描述，那么，这一点就更清楚了。他（在孔德的影响下）声称这二种研究高于第一种研究，他并且说第二种研究是他所说的“历史方法”的应用。

    正如前面表明的（在第1，17，18节），历史决定论并不是与“能动主义”相对立的。历史决定论社会学甚至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可以有助于（如马克思所说的）“缩短和减少新的历史时期诞生时阵痛”的技术。确实，在密尔对历史方法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思想的提法与马克思的提法极其相似：“这里所指出的方法是探求社会进步诸规律必须遵循的方法。依靠它的帮助，我们不仅能够遥望人类的未来历史，而且能够决定用什么人为的手段去加速这一自然进步，只要它是有好处的……这种以思辩社会学最高分支为基础的实践规则将成为政治艺术中最宝贵和最有益的部份。”

    正如这里所指出的，我的方法与历史决定论者的方法之间的区别，其标志与其说在于它是一种技术不如说它是一种渐进的技术。仅就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技术而论，它的方法不是渐进的，而是“整体主义的”。

    当密尔解释他的“社会形态”（或历史时期）的含义时，他的方法显然是整体主义的，他写道：“所谓社会形态，……就是同时并存的一切较大的社会事实或现象都具有的形态。”尤其是这些事实的例子：“工业状况，财富及其分配的状况：社会分裂为各个阶级，以及这些阶级相互间的关系；这些阶级所抱有的共同信仰……，它们的统治形式，尤其是它们的法律和习惯。”总而言之，密尔把社会形态的特点表述如下：“社会形态好象……生物体内的各个时期，它们不是一个或少数几个器官或机能的状况，而是整个有机体的状况。”

    正是这种整体主义使历史决定论完全不同于渐进技术，并使它有可能与整体主义的或鸟托邦的社会工程某些形式结成联盟。

    这当然是一个有些奇怪的联盟；因为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在15节），假使我们知道如何利用社会工程来按计划创设社会建构的话，历史决定论的方法与社会工程师或技术师的方法之间有着极其明确的区别。从历史决定论的观点来看，历史决定论的方法与任何一种社会工程方法是根本对立的，这正象气象学家的方法与造雨魔术师为方法根本对立一样。因此，社会工程（甚至渐进方法）被历史决定论者抨击为乌托邦。尽管如此，我们却发现历史决定论往往与典型的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的思想相联合，例如：“新秩序的蓝图”或“中央计划”的思想。

    这种联合的两位典型代表人物就是柏拉图和马克思。柏拉图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相信所有的变化——或者几乎所有的变化——都是衰败；这是他的历史发展规律。于是，他的乌托邦蓝图就要阻止一切变化。这是现在人们所说的“静态”。反之，马克思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可能（象斯宾塞那样）是一个历史决定论道德学说的信徒。所以，他的乌托邦蓝图是属于发展的或“动态的”蓝图，而不是一个被束缚住的社会。他预言并积极促进以达到理想乌托邦为最终目的的发展，在这个理想乌托邦中，没有政治的或经济的压制：国家已经消亡，每个人按其能力而自由地合作，每个人的一切要求都得到满足。

    在历史决定论和乌托邦主义的联盟中，最有力的因素无疑在于它们都是整体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关心发展，但并不是关心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而是关心“整个社会”的发展；乌托邦工程也是整体主义的。二者都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我们将在下一节中提出的事实），即在这个意义上的“整体”绝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二者都不满足于“‘渐进修补”和“摸索前进”。他们希望采取更激烈的方法。历史决定论者和乌托邦主义者似乎都对改变社会环境的经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有时被描述为“社会崩溃”的经验）。有极深的印象，有时甚至为此而深感不安。于是，他们两方都试图使这种变化合理化，其一是对社会发展作出预言，另一是力言这种变革必须加以严格而全面的控制，甚至应把它完全阻止住。控制必须是全面的，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如果有任何一个部分没有加以全面的控制，那就有可能隐藏着酿成意外变化的危险力量。

    历史决定论者和乌托邦主义者之间的另一个联系，在于二者都相信他们的目的并不是选择问题或道义决断，相信他们可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用科学的方法来发现他们的目的。（在这里，他们与渐进技术师或工程师不同，正如他们与自然科学工程师不同一样。）历史决定论者和乌托邦主义者都相信他们能够发现“社会”的真正目的；例如，判定社会的历史趋势，或断定“他们那个时期的需要”，从而发现社会的真正目的。这样，他们就倾向于采取某种历史决定论的道德学说（见第18节）。绝非偶然的是，提倡乌托邦“计划”的作者，多半都告诉我们，计划简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历史正沿着一定的方向前进，我们必须计划，不管我们是否愿意。

    这些作者以历史决定论这种腔调来指责他们的反对者智力愚钝，并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在于“推翻陈旧的思想习惯，发现理解变化着的世界的新钥匙。”他们断言，社会变化的趋势是“不能成功地加以影响或偏移的，除非我们放弃渐进的方法或“摸索前进的精神”。然而，我们也可以提出疑问，那种新的“计划层次的思想”是否象所说的那么新颖，因为整体主义具有自从柏拉图以来就有的相当古老的思想的特点。我个人认为，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整体主义的思想方法（不管是关于“社会”还是关于“自然界”）绝不代表思想发展的高水平或新阶段，而是前科学时期的特征。

23．对整体主义的批评

    我已表明了自己的倾向，概述了我的批评所根据的观点以及渐进方法同整体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之间的对立，我现在就要进行我的主要任务，即对历史决定论作一番考察。我从简略地批评整体主义开始，事实表明整体主义是要加以评击的历史决定论的最关键性的论点之一。

    在近代的整体主义著作中，“整体”这个词的用法极其含混。它通常指（a）一个事物的全部性质或方面的总和，特别是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全部联系的总和。（b）该事物的某些特殊性质或方面使该事物表现为一个有机的结构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堆积”。（b）意义的整体已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特别是心理学中的所谓格式塔（Gestalt）学派的研究对象；我们确实没有理由不去研究结构的规律性（例如对称性）等方面，这些规律性可以在一些事物例如有机体，电场或机器中被发现。格式塔学说认为，具有这类结构的事物，可以说不仅仅是集合——“不仅仅是它们各部分的总和”。

    格式塔学说的任何例子都可以表明，（b）意义的整体同（a）意义的整体大不相同。格式塔学说认为，如果我们考虑到乐曲的旋律不仅仅是单个音响的单纯集合或连续，那么我们选择出来加以考虑的只是这种音响接续的各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可以和其他方面明显区别开来，例如这些音响的第一个绝对音高或这些音响的平均绝对音强。还有其它的格式塔方面比旋律的这些方面更抽象，例如，旋律的节奏；因为我们在考虑节奏时，我们就忽略相对音高，虽然相对音高对旋律是重要的。由于这种选择性，对一个格式塔的研究以及对任何（b）意义的整体的研究就截然不同于对总体（totality）的研究，即不同于对（a）意义的整体的研究。

    事实上，（b）意义的整体是可以科学地加以研究的，但这个事实不能用来证明（a）意义的整体也可以科学地加以研究这个完全不同的主张。对后一个主张必须加以否定。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个事物。我们就不得不选择它的某些方面。我们不可能观察或描述整个世界或整个自然界，事实上，甚至最小的整体都不能这样来描述，因为一切描述必定都是有选择的。我们甚至可以说，（a）意义的整体绝不是任何活动的对象，不论科学的活动或其他活动。如果我们把一个有机体拿到另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物体来看待，而对它的许多其他方面都没有注意。如果我们把它杀了，那么我们就破坏了它的某些性质，但并没有破坏它的全部性质。事买上，我们不可能破坏它的全部性质及其各个部分之间的全部关系，即使我们把它压碎或烧掉。

    在全部的意义上，整体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也不能成为其它活动例如控制或改造的对象，这种情况似乎是整体主义者所没有注意到的，甚至承认科学通常就是选择的人也没有看到。他们确信科学能够在整体上把握社会（在全部的意义上，因为他们所根据的是格式塔心理学以前的认识。他们相信，格式塔方法和（a）意义的社会整体方法包罗“一个时代的全部社会历史事件的结构”）之间的区别，只是在于格式塔可以直接由直觉感知来把握，而社会整体则“太复杂而不能一下子理解”，“只有经过长期的思索，密切注意其中一切因素并加以比较和综合才能逐渐理解。总而言之，整体主义者没有看到，格式塔的感知同（a）意义的整体毫不相干，他们没有看到一切知识，不管直觉的知识或推沦的知识都必定有抽象的方面，他们也没有看到我们不可能把握“社会实在本身的具体结构”。既然他们看不到这一层，他们就坚持说，专家们对“细节”的研究必须用“合成的”或“综合的”方法来补充，以便重新改造“整个过程”，他们断言，“只要专家们不把他们的问题看作一个整体，社会学就会继续忽视这个本质问题”。然而，整体主义的方法必然只是说说而已。他们对于整个具体社会状况的科学描述从来没有举出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是举不出来的，因为对所举出的任何例子，我们都很容易指出它所忽略的方面，而那些方面在某种场合可能又是重要的。

    整体主义者不但企图用不可能的方法来研究我们的社会，而且还企图把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控制和改造。他们预言：“国家的权力必须扩大，直到它和社会几乎合而为一为止”。这句话所表达的直觉是够清楚的。这就是极权主义的直觉。这个预言除了转达这种直觉之外还会有什么别的意思呢？“社会”这个词当然包括一切社会关系，包括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母子关系以及儿童福利官员和母子二者之间的关系等等。有许多理由说明控制所有或“几乎”所有这些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对社会关系进行新的控制，我们就创造了一大堆需要加以控制的新的社会关系。简言之，这种不可能性是逻辑的不可能性。（这种作法会导致无穷倒退；其情状与研究整个社会的做法类似，因为对整个社会进行研究就得包括这种研究。）毫无疑问，乌托邦计划正是想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为他们向我们所做出的保证之一，就是宣称我们能够“用较为实际的方法来造就人与人交往的形式”。当然没有人怀疑，（b）意义的整体是可以造就、控制或改造的，但对于（a）意义的整体来说则不然；例如，我们可以创作出一个旋律；但这和全面控制的乌托邦梦想毫无共同之处。

    关于乌托邦主义就说到这里。就历史决定论而论，这种主张也是没有希望的。历史决定论的整体主义者常常含蓄地断言，历史方法适合于研究在“总体”意义上的整体。但这一断言是由于一种误解而来。它把两种观点混为一谈，其一是正确的观点，即认为历史与理论科学相反，它的兴趣在于具体的个别事件和个别的人，而不在于抽象的普遍规律，其二是错误的观点，即认为历史所关心的“具体的”个人可以视为（a）意义的“具体的”整体。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和其他学科一样，只能研究对象中被选定的那些有兴趣方面。他们错误地认为可以有整体主义意义上的历史，即表示“整个社会有机体”或“一“个时代的全部社会历史事件”的“社会形态”的历史。这个思想来源于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广阔的发展长河这个直观看法。但这样的历史是无法写出来的。每一部写成文字的历史都是这个“全部”发展的某些狭小的方面的历史，总是很不完全的历史，甚至是被选择出来的那个特殊的、不完全的方面的历史。

    乌托邦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整体主义倾向在如下有典型性的命题上是一致的：“我们决没必要从整体上确定和指挥整个自然界，这与我们今天不得不从整体上探讨我们的社会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决没必要深入到历史和自然界的各个领域的结构中去。人类是要……调整全部社会生活的，尽管人类尚未创造出另一个大自然………”这个命题表现出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如果我们象整体主义者那样有意去“完全地研究整个自然界，，，那么采取历史方法将大有帮助。但是，自然科学，例如地理学也采取了这种方法，但远远没有掌握他们课题的“整个系统”。这个命题也表明如下的错误想法：认为我们有可能“确定”或“指挥”或“调整”或“创造”（a）意义的整体。说我们绝没必要确定和指挥整个自然界”这句话，当然是对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甚至不能确定和指挥这个“整体”中的一个实际装置。这类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是乌托邦的梦想或误解。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不得不去做逻辑上不可能的事情，即去确定和指挥整个社会系统，去调整全部社会生活，这不过是用所谓“历史的力量”和“未来的发展”使乌托邦计划成为不可避免之类的话来恐吓我们罢了。

    顺便一提，所引用的命题是有意思的，因为它承认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在自然科学中不存在整体主义工程或相应的“科学”的类似情况。所以，进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类比对澄清这个问题肯定是有帮助的。

    这就是整体主义的逻辑状况，他们鼓励我们在这种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世界。

    最后，对意义（b）的整体也批评几句，尽管我承认其科学地位。不必重复我所说过的话，但我必须指出，说整体不仅仅是其部分的总和这句话，既是平凡的真理；但又是意义含混的，这似乎不大为人所认识。甚至一个盘子上的三个苹果也不是“纯粹的总和”，因为它们之间必定有某些关系（最大的那个苹果可能在或可能不在另外两个苹果之间等等）。这些关系并不是从有三个苹果这一事实得出，但可以科学地加以研究。还有，大肆宣传的所谓“原子论”和“格式塔”之间的对立是毫无根据的，至少就原子物理学而论。因为原子物理学并非仅仅是“总计”它的基本粒“子，而是从一个与意义（b）的整体显然有关的观点来研究粒子系统的。

    大多数的格式塔理论家显然都愿意说，如下两种情况是存在的：其一是看不出有任何秩序的那些“堆积”，另一是可以发现有某种秩序或对称性或规律性或系统或结构方案的“整体”。因此，诸如“有机体是整体”这样的话就成为很一般的命题，意思是在一个有机体中我们能够发现某种秩序。此外，所谓“堆积”也总有格式塔的方面，例如经常引用的电场（请想一下一堆石子在其压力增加时的规律性）。因此，这个区分不只是平凡，同时又是极其含混；它不能应用于各种不同的事物，而只能用于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

24．整体主义关于社会实验的理论

    整体主义思想对历史决定论关于社会实验的理论具有特别有害的影响（上面第2节有所论述）。虽然渐进技术师会同意历史决定论如下观点，大规模的或整个社会的实验即使确有可能，对科学的目的也是极不合适的。渐进技术师将同历史决定论和乌托邦主义一样明确否定如下假定：社会实验要切合实际就必须具有改造整个社会的乌托邦企图的特征。

    我们不妨先讨论与乌托邦纲领明显对立的观点，即我们没有从事这种实验所必需的经验知识，并提出我们的批评。自然科学工程师的蓝图是以实验技术为基础的，他的活动所依据的全部原则都受到实验的检验。但是，社会工程师的整体主义蓝图却不是以任何类似的实际经验为基础的。因此，所谓自然科学工程与整体主义社会工程相类似的说法不能成立；把整体主义计划称为“乌托邦”是正确的，因为它的计划根本没有科学根据。

    面对这样的批评，乌托邦工程师很可能会承认需要实践经验和实验技术。但是他会宣称，假如我们不去进行社会实验，或者不去进行在他看来与此相仿的事情，不去进行整体主义工程，那么，我们就决不会知道这些事情。他会争辩说，不管我们有多少知识，我们也必须利用我们的知识去做。如果说我们现在有设计飞机的知识，那只是因为没有这种知识的先驱者敢于设计飞机并把它试制出来。因此，乌托邦主义者会争辩说，他所提倡的整体主义方法不过是应用于社会的实验方法。因为，他同历史决定论者一样认为，小规模的实验，例如在一个工厂，一个村庄或一个地区进行的社会主义试验，是无济于事的：这种孤立的“鲁宾逊式的试验”不能使我们了解“大社会”的现代社会生活。这些试验应获得“乌托邦”的绰号——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这个词意味着无视历史趋势。（在这里，其含义就是无视社会生活日益相互依赖的趋势。）

    我们看到，乌托邦主义和历史决定论都持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社会实验（假如有这样的事情的话），只有以整体主义的规律来进行才有价值。这种普遍抱有的偏见包含着一种信念，即认为我们没有多少可能在社会领域中实行“有计划的实验”，而且考虑到迄今在社会领域中所进行的“机遇实验”的结果，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历史。

    我对这个观点有两点反对意见：（a）它忽略了对于一切社会知识，包括前科学的和科学的知识都至为重要的渐进实验。（b）整体主义实验不可能对我们的实验知识有较大的帮助；它们只能在与“其结果未知的行为”同义的情况下称为“实验”，但这个词通常用来表示把结果和所预期的结果相比较的一种获得知识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整体主义实验就不能被称为“实验”。

    关于（a），可以指出，整体主义关于社会实验的观点尚未解释我们有着许多关于社会生活随实验知识这一个事实。有经验的和无经验的实业家、组织者、政治家或将军等，是不相同的；他们的不同表现在社会经验上：而经验的获得不仅通过观察，或对他们所观察的事物深入思考，而且要靠为达到某种实际目的而付出努力。必须承认用这种方法所取得的知识通常属于前科学的类型，因此它与其说是从精心设计的科学试验中所获得的知识，不如说是从偶然观察中所获得的知识；但是，没有理由否认这种知识是基于实验而不仅仅基于观察。一个杂货商人开一家新商店就是进行着一种社会实验；甚至一个在剧场门前排队的人也会获得实验性的技术知识，他可以在下次排队时利用这一知识来定座位，而这只是一种社会实验。我们不应忘记，只有实际的尝试才使市场上的卖主和买主认识到价格会随供应的增加而降低，并随需求的增加而升高。

    规模稍大的渐进实验的例子是垄断者决定改变他的产品价格，私人的或公家的保险公司开办新的健康保险或职业保险业务，或设立新的销售税，或实行反对经济周期的政策。所有这些实验都是着眼于实践的目的，而不是着眼于科学的目的来进行的；某些大公司所进行的实验则是特意为增长他们的市场知识（当然是为了以后增加利润）而不是为了马上增加利润。这和自然工程以及前科学方法的情形十分相似。我们的技术知识，例如造船或航海方面的知识，最早是通过前科学的方法获得的。看来，我们没有理由说这些方法不必加以改进井最终让位给较注重科学的技术；这就是说，让位给以批判性思维和以实验为基础并朝着同一方向的较为系统的方法。

    按这种渐进观点，在前科学方法与科学实验方法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尽管日益自觉运用科学的（即批判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从根本上说，两种方法都可以说成是运用。我们做试验，即我们不仅仅记录我们的观察结果，而是主动地试图去解决某个多少实际的和明确的问题。当且仅当我们准备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认识到我们的错误并批判地加以利用，而不是固执地坚持错误，我们就会取得进步。虽然这个分析听起来很平常，但我相信，它说明了一切经验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越来越具有科学的特征，我们越自由而自觉地准备去冒试验的风险，我们就越能够以批判的眼光去找出我们总是犯的错误，这个公式不仅包含实验的方法，也包含理论与试验之间的联系。一切理论都是尝试，都是试验性的假说，它们是否成立都要经过检验，而一切实验的确认则不过是以批判精神进行试验的结果，为努力发现我们理论的错误而进行试验的结果。

    对于渐进技术师或工程师来说，这些观点意味着：如果他希望在社会和政法的研究中采用科学方法，那么，最必要的是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并且认识到做尝试和犯错误都是免不了的。他不仅必须学会预料到会出错，而且必须有意识地去寻找错误之所在。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自认一贯正确的违反科学的弱点，而这个弱点似乎在职业的或业余的政治家当中尤其普遍。然而，在政治学中应用某种科学方法的唯一途径就是首先认定，有政治运动就会有缺点，就会出现不希望有的结果。警惕这些错误，找出它们，把它们公开出来，进行分析，并从这些错误中学习，这是一个有科学眼光的政治家和政治科学家所必须做的。政治学中的科学方法意味着那种确信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无视错误，掩饰错误，或把错误归罪于人的伟大艺术让位给另一种更伟大的艺术——为错误承担责任，力图从错误中学习并应用这一知识避免将来犯错误。

    现在我们转到（b），即对那种认为我们能够从整体主义的实验中学习，或者更确切他说，认为我们能够从以整体主义梦想为目的所实行的大规模措施中学习的论点给予批评（因为，正如我在前一节里所表明的，整体主义的实验在其极端的意义上是要重新建造“整个社会”，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主要论点很简单，这就是：对我们自己的错误采取批判的态度确实非常困难，而我们对自己所采取的涉及许多人的生命的行动始终采取批判的态度就必定几乎不可能。换句话说，从重大的错误中学习是很难的。

    其中的原因有二，它们既是技术上的，又是道德上的。既然在一个时期里做那么多的事情，那就不可能指出哪一种措施应对某一个结果负责，或者更确切他说，假使我们把某一特定结果归因于某一特定的措施，我们也只能以从前所取得的某种理论知识为根据，而不能从该整体主义实验中知道。这种实验不能帮助我们把特定的结果归因于特定的措施；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总的结果”归因于它；而且，不论这可能意味着什么，要评论它确实很困难。即使尽最大的努力对这些结果提出结构完善的、独立的批判性陈述，也不能证明能够成立。况且，进行这种努力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相反，对整体主义计划及其结果的自由讨论很可能是不被容忍的。原因是实施极大规模计划的尝试是一件使许多人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感到十分不便的事情。因此，总会出现反对和抱怨的倾向。对于许多抱怨，乌托邦工程师如果还想继续干下去，那就只好充耳不闻。事实上，压制不合理的反对意见是他的工作的一部份，但他必定也不断地压制合理的批评。光是对不满言论进行限制这个事实，就会使最热烈的满意言论变得毫无意义。因此，这就很难确认各个公民对这个计划如何反应等事实，而没有这些事实，就不可能有科学的批评。

    然而，把整体主义计划与科学方法结合起来的困难，比我们迄今所表明的还要严重得多。整体主义计划者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权力集中是容易的，但是把分散在许多人头脑中的知识集中起来是不可能的，可是这种集中对于明智地运用中央集权是必要的。这一事实具有深远的意义，既然不能确定在这么多的人的头脑中的想法，他就只好消除个人之间的差别而使自己的问题简单化：他必须用教育和宣传来控制和统一人们的兴趣与信念。然而，这种试图控制人们的精神的做法，势必会毁掉发现人们真正思想的最后的可能性，因为它显然与思想自由，特别是批判思想的自由不相容。其结果，它必然毁掉知识；权力越大，知识的损失也越大。（由此可以发现，政治权力与社会知识是玻尔所说的“互补的”。很可能这是对这个难以捉摸而又很时髦的词的唯一清楚的说明。

    所有这些话语只限于科学方法的问题。这些话无形中承认如下的重大假定：我们不必追问乌托邦计划工程师心底里的仁慈心，总之他们至少有取得独裁权力的权威。托尼（Towney）对马丁.路德和他的时代的讨论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尽管不相信有独角兽和火怪，但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和亨利八世的时代仍为崇拜那个稀有怪物——害怕上帝的君主的盲信找到了支持。”这里是用“害怕上帝的君主”替换了“独角兽和火怪”，把这两个名称替换为两个较明显的现代对应物，把“害怕上帝的君主”替换为，‘仁慈的计划权威”。于是，我们就有了关于我们时代的盲信的描述。在这里，我将不反驳这种盲信。然而，我们可以说，即使有权势的计划者有着无限的、始终如一的仁慈，我们的分析也会表明，他们绝不可能得知他们的措施的结果是否与他们的良好愿望相符合。

    我不相信能对渐进方法提出适当批评。这个方法尤其可以用来找寻和克服最严重和最迫切的社会弊病，但不是去寻求某种终极的善并为之奋斗（这是整体主义所要做的）。采取有步骤的措施来反对某些错事，反对不公正或剥削等具体情况，反对可以避免的苦难（例如贫困和失业），与试图实现一个遥远的理想社会蓝图截然不同。成功或失败的鉴定是比较容易的，没有内在的理由说这种方法会导致权力集中和压制批评。反对具体的错误和具体的危险比起力图实现计划者认为十分理想的乌托邦来，更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也许能够说明如下事实：在反侵略的民主国家里，必要的长远措施（这些措施可能带有整体主义计划的性质），会获得充分的支持，而无需压制公众的批评，然而，在准备发动进攻或侵略战争的国家里，公众的批评总是受到压制，甚至为了动员公众的支持，硬把侵略说成自卫。

    现在我们回到乌托邦主义者的论点，他说自己的方法是应用于社会学领域的真正的实验方法。我认为这个论点已被我们的批评所驳倒。这一点可以用自然工程与整体主义工程之间的类比作进一步的说明。可以认为，机器可惜助蓝图成功地设计出来，不仅如此，甚至生产机器的整个工厂也可以借助蓝图成功地设计出来。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事先已进行过许许多多的渐进实验。每一台机器都是许许多多的小改进的结果。每个模型必须经过反复实验，经过无数次的小调整而“发展”起来的。生产厂的计划也是如此。显然，整体主义计划之所以能够成功，仅仅因为我们已经犯过各种各样的小错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有理由设想它会导致大错误。

    于是，自然工程和社会工程之间的类比，深究起来，不利于整体主义的社会工程师，而有利于渐进的社会工程师。包含这个类比的“社会工程”这个词已被乌托邦主义者毫无理由地盗用了。

    至此，我结束我对乌托邦主义的批评，并将集中抨击它的同盟——历史决定论。我相信我已经对历史决定论者关于社会实验的论点给出了充分的回答，而只剩下如下的论点：说什么社会实验是无用的，因为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重复的实验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就对这个论点加以考察。

25．实验条件的可变性

    历史决定论者争辩说，实验的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因为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我们不能随意再现完全相同的实验条件。这使我们稍为接触到历史决定论观点的核心。我承认，这个主张是有点根据的，因为在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之间无疑是有些不同的。然而，我还是认为，历史决定论的主张是基于对物理实验方法的严重误解。

    让我们先来考察这些方法。任何一位实验物理学家都知道在看来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会发生极不相同的情况。两条电线，乍看起来完全相同，但是如果在一台电器设备中加以互换，就会有极不相同的结果。在更精细的检查下（例如通过显微镜），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并不象原来所设想的那样相似。但是要察觉到导致不同结果的两个实验的条件之间的差别，确实往往是很困难的。需要进行长期的实验研究和理论研究才能找到究竟哪种相似性是相关的，以及其间相似到何种程度才是足够的。我们必须进行这种研究，然后才能确知实验所要求的相似条件，甚至才能知道在这种情形下“相似条件”是什么意思。尽管如此，实验的方法在任何时候仍然被采用。

    因此我们可以说，什么叫做“相似条件”这个问题，取决于实验的种类，并且只能运用实验来解答。被观察到的异同无论怎样显著，先验地判定其相异和相似，判定与再现实验是否相关，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让实验方法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严格相似的说法是针对排除干扰作用的人工隔离实验这个议论纷纷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很明显，我们不能使一个装置与一切影响相隔离，例如，我们不可能先验地知道各个行星或月亮的位置对一项物理实验的影响究竟是值得考虑还是可以忽略。我们只能从实验的结果或者从经过实验检验的理论中知道究竟哪种人工隔离是必需的。

    历史决定论的论点认为，社会实验受到社会条件的可变性的致命限制，特别是受到历史发展所引起的变化的致命限制：鉴于这些考虑，历史决定论的这一论点缺少说服力。事实上，历史决定论者十分注重的显著的区别，即各个历史时期的一般条件之间的区别，不一定给社会科学造成特殊的困难。可以承认，假如我们突然被转移到另外一个历史时期中去，我们可能发现，我们进行的渐进实验所产生的许许多多社会期望全部落空了。换句话说，实验可能导致预想不到的结果。然而，正是实验使我们发现社会条件的变化。实验会告诉我们，一定的社会条件是随着历史时期的改变而改变的；就象实验告诉物理学家开水的温度是随着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不同一样。换句话说，关于各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区别的学说，不会使社会试验成为不可能，而仅仅是一种设想的表述，即认为我们如果转入另一个时期，我们还会继续进行渐进的实验，只是会达到意料不到的或失望的结果。事实上，如果我们知道对不同的历史时期要采取不同的看法的话，那么，这也是来自我们在想象中所进行的实验。历史学家在解释某些记载时碰到困难，或者他们发现一些事实表明他们的前辈曾错误地解释某个历史证据。这些历史解释的困难是历史决定论者心目中的历史变化的唯一证据。然而，这些困难只不过是在我们的思想实验中预期的结果和实际的结果之间的矛盾罢了。正是这些意料不到的、令人失望的结果，借助反复试验法，提高了我们解释新遇到的社会条件的能力。我们在历史解释中通过思考实验所取得的东西，已经由人类学者在实际领域的努力中取得了。现代的研究工作者们已成功地使他们的期望切合于石器时代那么遥远的条件，他们的成功归功于渐进的实验。

    有些历史决定论者不相信这种成功调整的可能性；他们甚至为了捍卫社会实验无用论而反驳说，如果回到遥远的历史时期去，那么落空的社会实验就会多得多。他们认为，我们不可能使我们的思想习惯，特别是我们分析社会事件的习惯，来适应那些难以理解的条件。我认为这些担心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决定论者神经过敏——对社会变化的重要性着了迷；但我又必须承认克服这些先验的担心是困难的。毕竟，使自己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是因人而异的；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期望历史决定论者（他持有这种失败主义的观点）能够成功地使自己的思想切合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再者，问题还有赖于新环境的特点。不能排除社会研究者在他还没有通过反复试验成功地使自己适应于人吃人的习惯之前就被人吃悼的可能性，同样也不能排除在“计划社会”中他的研究以自己被关入集中营而告终的可能性。然而，类似的说法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也是成立的。在许多情况中，自然条件是主要的，这使自然科学家没有多少机会通过反复试验来使自己适应这些条件。

    总之，似乎没有什么根据支持历史决定论者的似是而非的论断，说历史条件的可变性使实验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问题，说社会的研究在这一点上根本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至于我们承认社会学家实际上难以随意选择和改变他的实验条件，那是不同的问题。自然科学家的处境要好一些，但他有时也碰到类似的困难。在变动的引力场或者在极高或极低的温度条件下进行实验的可能性是十分有限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今天向自然科学家提供的许多可能性，在不久之前还是行不通的，这不是因为自然界的困难，而是由于社会的困难，即因为我们不曾准备花钱去研究。然而事实上，现在许多自然科学的研究能够在不需要多大改善实验条件下进行，而社会科学家的处境则全不同，社会科学家极想做的许多实验在今后很长的时期内仍然是一些梦想，尽管它们不是乌托邦的实验而是渐进的实验。事实上，他不得不常常依靠在头脑中进行的实验，依靠在从科学的观点看来尚待大大改进的条件下对政治措施进行分析。

26．概括局限于时期吗？

    我先讨论社会实验的问题，然后才详细讨论社会学的规律、理论、假说或“概括”。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观察与实验在某种意义上在逻辑上先于理论。相反，我认为理论先于观察，也先于实验，因为观察与实验只有与理论问题相联系时才有意义。而且，我们必须首先有了问题，然后才能希望观察和实验能帮助我们提出答案。或者，就反复尝试法来说，实验必定先于错误的出现；而且，我们知道（在24节），理论或假说是试验性的，它是实验中的一部分，而观察与实验由于表明理论在什么地方出错而帮助我们把它们淘汰。因此，我不相信“概括的方法”就是说我不相信科学开始于观察并通过概括或归纳的过程从观察得出科学的理论。我却认为，观察与实验在帮助我们检验理论和淘汰经不住检验的理论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尽管我们必须承认这个淘汰过程不仅仅核查理论思考，同时也促使理论思考再去尝试，——往往是再犯错误，再次被新的观察和实验所驳倒。

    在本节中，我将批评历史决定论如下观点：它认为社会学中一切概括的有效性，或者至少是最重要的概括的有效性，只局限于进行相关观察的那个具体历史时期之内。我没有先讨论所谓“概括方法”是否成立这个问题之前，就批评这个论点，尽管我相信这个问题并不成立：因为我认为，我无需表明这个方法无效就能把历史决定论这个论点驳倒。所以，关于我对这个方法以及关于理论与实验之间的一般联系的看法可以暂时搁置，我将在第28节中再提出来讨论。

    在我对历史决定论者的论点进行批判时，我首先承认处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多数人都会错误地认为，他们在周围所观察到的规律性都是社会生活的普遍规律，因此对任何社会都适用。事实上，当我们在外国时，我们发现我们对待食物的习惯，我们的礼仪等等，并不是象我们天真地认为那样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时我们才注意到我们抱有这些信念。显然可以推知，我们有许多其他的概括，不管我们是否有意识地持有它们，都可能属于这一类，它们可能尚未受到挑战，因为我们不可能到另一个历史时期中去。（这一个推论是赫斯奥德提出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社会生活中，有许多规律性只是我们这个特定时期所特有的，但我们往往没有看到这一局限性。因此，（特别是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我们可能会遗憾地发现，我们过去所信赖的规律已失去其有效性了。

    如果历史决定论者的争辩至此为止，那么我只能指责他只在极平常的道理上做文章。可惜他断定得还要多。他坚持说，情况所造成的困难不会在自然科学中出现；他还说，与自然科学相反，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决不能认为我们发现了真正的普遍规律，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它是否在过去总是成立的（因为我们的记载可能不充分），或者它是否将适用于未来。

    与这一主张相反，我不认为所描述的境况都只是社会科学所特有，或者会引起特殊困难的。相反，我们的自然环境的变化显然和我们的社会或历史环境的变化一样会使我们得出经验。还有什么能够比日夜交替更明显而又无人不知的规律性呢？然而，如果我们进入北极圈，它就被推翻。拿自然科学的经验同社会科学的经验相比较也许有些困难，但我认为这种被推翻的情况很可能和社会领域中出现的情况一样令人吃惊。再举一个例子，克里特岛在 1900年和三千年前的历史社会环境之间的区别，很难说比克里特与格棱兰在地理和自然环境方面的区别为大。我想，突然地、意料不到地从一个自然坏境转到另一个环境中去，较之社会环境的相应改变更容易产生严重的后果。

    我认为历史决定论者显然过高估计不同社会时期之间多少引人注意的区别的意义，而低估了科学发明的可能性。事实上，开普勒所发现的定律只对行星系统来说是有效的，但它们的有效性并不限于开普勒所居住和观察的太阳系。牛顿也不必退到宇宙的某个部分，去观察不受引力或其他力的影响的物体运动，以便了解惯性定律的重要性。在另一方面，即使在那个系统中没有任何物体按惯性定律运动，这个定律在太阳系中也不会失去其重要意义。同样，没有理由认为我们不能创造对一切社会时期都属重要的社会学理论。尽管各个时期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这并不表明我们不能发现这样的规律，就象格棱兰与克里特之间的显著区别不能证明没有适用于这两个地区的自然规律一样。恰恰相反，这些特点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似乎具有较为表面的性质（诸如习惯、礼貌、礼仪等等的差别），而且多少与那些据说是某个历史时期或某个社会所特有的规律性相符。（现在一些社会学家把这些规律性称为Principia media）。

    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决定论者可能回答说，社会环境的差别比自然环境的差别更为重要；因为，如果社会变化，则人也变化；而这就意味着一切规律性都变化，因为一切社会规律性都依赖于人的本性——人是社会的原子。我们的回答则是，自然界的原子也随着它们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电磁场的作用下等等），但这并不违反物理学定律，而是符合这些定律。其次，所谓人性变化的意义也不清楚，而难以确定。

    现在我们转到历史决定论者的论点去。他认为在社会科学中我们不能以为我们发现了真正的普遍规律，因为我们无法确定我们在某些时期所看到的规律是否在别的时期也能成立。这一点是可以承认的，但只在它同样可以适用于自然科学而言。在自然科学中，我们显然不能十分肯定我们的规律是否真的普遍有效，或它们是否仅仅适用于某个特定时期（或许仅仅适用于宇宙膨胀时期），或仅仅适用于某个特定区域（或许在一个较弱的引力场的区域）尽管我们不能保证它们普遍有效，但我们也不必在我们的自然规律的公式上加上某个条件，说它们的被断定只是适于它们被观察到能够成立的那个时期，或者只限于“宇宙的目前阶段”。如果我们真的加上这样的条件的话，那么，这并不是值得称赞的科学审慎的标志，而是我们不理解科学程序的标志。因为，科学方法的一个重要设定（posiulate）就是应该寻求其有效性不受限制的那些规律。如果我们承认规律本身也是变化的，那么规律就不可能解释变化，这就得认为变化纯属奇迹。这将是科学进步的终结，因为，如果意料不到的观察被提出来，也没有必要修正理论——规律发生了变化这个特定假说（ad hoc hypothesis）就可“解释”一切了。

    这些论证不但对自然科学而且对社会科学都能成立。

    这样，我结束我对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学说中较为重要的论点的批评。在我对不那么重要的论点进行讨论之前，我下一步将转到一种泛自然主义学说上去，这个学说认为我们应该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