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教师非但不是教育行为的主导者，相反，还要受到种种不合理制度的约束、甚至成为制度的牺牲者。
　　必须看到，所有的教育形式，包括器具化的教育和人文教育，事实上都是制度的产物。没有制度的保证，人文教育终究会沦为一种形式。
　　那么，人文教育推行的制度保证在哪里？人文教育所倡导的是一种精神和价值，是以人的自我完善作为基本目标的，是一种追求“质的改变”的教育。然而这和长期以来以量化作为主导方向的目标是不符合的。
　　目前，无论是考核科研项目，还是数论文、数著作等等，无一不是量化的结果。对年轻教师来说，达到量化考核指标是晋升的唯一标准。毫不夸张地说，量化已成为压在高校教师身上的“大山”——这种制度本身就缺乏人文关怀，很难想象它可以起到实施有效的人文教育的目的。
　　更为严重的是，我们不仅缺乏一套对教师具有人文关怀意义的制度，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教师在整个制度中的定位是非常尴尬的。
　　比如，早在2006年就引发舆论关注的浙江大学“朱淼华现象”——一个热爱上课而且上课受到同学普遍欢迎和拥护的老师，最后因为量化的考核制度，不仅没有顺利晋升职称，还面临着“下岗”。在量化考核制度的面前，教师的生存空间和意义何在？此后，“朱淼华现象”不仅没有终结，而是反复在清华等国内多所名校上演。每当面对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例子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对于当事人给予极大的同情、对于类似的现象给予深刻的反思。然而，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这样的状况会经常出现？这就不能不回归到制度。
　　很多人或许都有一种感受，要在目前的量化考评制度下求得生存，教师不仅要会讲课，还要会科研，更要有和制度周旋的“智慧”，否则，你的前途就堪忧，甚至是会“下岗”的。在某种程度上，教师就成为了制度化的最大受害者。
　　蔡元培当年在任北大校长的时候，多次强调，“北大校务，以诸教授为中心”，“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试想，如果教师在教育制度中都没有主动性和积极性，那么又何谈真正意义上的人文教育的实现呢？我们今天的人文教育，如若要真正起到“完成人格”的作用，首先必须要在制度的层面真正实现“教授治校”。
　　当前，各个高校的章程中都无一例外地把“教授治校”作为重要的原则提出来。这表明，在理念的层面，我们不缺乏认识，可在现实的层面，是不是能够真正实现呢？制度性痼疾的消除显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制度没有能够提供有效保证的前提下，人文教育推行的效果是有限的，也是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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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2015.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