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农为中国经济开药方:财政扩张+固定汇率
2008年11月9日,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澳大利亚蒙纳士主办的“第二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在中央财经大学召开。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此次活动。图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麦金农。
Mckinnon:陈院长邀请我到这儿来,从78年开始,我们看到中国的快速增长,今天已经有很多学者提到中国的经济和整个银行体系的情况良好、财政状况良好。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是92年,那时候大家都很悲观。因为国有企业在亏损,不同政府向亏损的金融企业贷款,最后形成不良资产,没有人相信中国能够生存下来,那时候极为悲观。所以说现在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金融情况很好,华盛顿日报还认为中国产业自由化太慢。美国一些官员也持这样的观点,包括布鲁金斯研究所,中国克服所有的一切。94年的时候朱镕基总理决定金融改革。当时财政收入从35%到11%,那时候还改革了企业的所得税。94年在贸易政策方面进行了改革,实现了项目的可兑换。在进口和出口方面也都更加灵活。在汇率方面汇率是8.28,这些改革都为中国稳定的增长奠定了基础。现在财政收入不断地上升,银行体系非常地稳健,而且他们都解决了自己的不良贷款问题。企业部门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盈利都很好。但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美国银行系统出了问题,现在财政状况很糟糕,大量赤字。这和当年90年代的情况完全调转过来,中国是如此强劲,而美国如此衰落。现在大家还都愿意使用美国国债,这是为什么在过去四个月看见美元又开始升值,日元也有所升值。全球都依赖于美元标准、美元本位,可以说这是一个困境。我们如果想走出这个困境,大家就必须得理解美元本位是怎么工作的。我们需要更多地思考怎么样利于美国的经济。
我将根据我的幻灯片来看看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些不同,来看看我们应该克服些什么,来更好地应对现在全球经济的下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中国是一个大的盈余国家,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而且拥有了很多对外国人的债权,所有这些债权都是按美元计值的,有一些中国直接对外投资了,但是大部分外资还是涌入中国,以贸易盈余的形式累积起来。这样外国人很不高兴看到中国这样快速积累的储备,认为在操纵自己的汇率。这样要求中国快速地升值。25年前同样的故事出现在日本,日本那个时候是全球经济中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从70年代开始出现了很多经常项目的盈余,有很多的储备。这时候要求日元升值的压力非常大,美国人这么做,而且做得很过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这样的不平衡,那些大的债权人国家在对外借债的时候,不是用自己的本币,就像中国不能用人民币借贷一样。同样日本也不能用日元进行大量的贷款,所以我们要提这个问题。可以看到中国盈余占GDP的比重快速上升。
大家可以看到按照美元计值的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也很大。简单地说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不是因为会计方面计算的问题,那就说明是中国自己有很多的储蓄盈余,而美国大量地减少储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投资的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可以说是全球最高的,40%到45%的水平。可以看到储蓄率更高,这也是为什么造成经常项目的盈余,所以是储蓄过度的问题,这样积累了其他国家的大量债权。我们可以看到企业部门的盈余越来越高,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说明他们很多红利没有分发出去。还有去年财政收入,政府的收入也在增加。这是美国项目的赤字,这部分是中国的项目的盈余,还有比投资高出的盈余部分也反映出来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问题是储蓄盈余的问题,不能通过汇率的调整来实现。
我们看到70年代到80年代,那时候大家拼命地抨击日本,要求日元升值,同时美日之间双边的盈余很大,中国已经赶超了日本,它说对美国的盈余更大了,因此,现在进入了抨击中国时代。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这是汇率问题,他们对中国给予很大压力要求升值。这是过去日本的故事。在这里不一样的贸易模式,在七八十年代,日本向美国出口钢铁还有汽车以及电视等等,那时候出现了很严重的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那个时候就做出了很自愿的出口管制,比如说对钢铁的管制,同时也考虑让日元升值。这样日元从71年的时候,美国开始强美元政策,那时候日元开始下跌。在80年代末的时候,日本的泡沫就开始积累起来,但是后来到了95年的时候,泡沫到了顶峰,价格就开始大量地下降,这就出现了92年到95年的时候,日本失去了十年。
我们现在又出现了抨击中国的例子,纽约要求美国参议院对中国进口征收高关税,幸运地是从来没有被通过过,但这是一种威胁,这种威胁不断地回来。现在民主党又占主要地位,这种压力又会出现,要求出现新的法规,比如说反倾销这种提法,它还要求对那些所谓的操纵货币的国家进行监督和评估。到现在美国的财政部还没有完全趋同于这种压力。总之,美国这样的压力可能使中国最后还是屈服了,可能大家不喜欢这种提法,开始从05年7月21日升值了2.1,然后开始缓慢地升值,一直到四个月之前,我们后边还要再讨论。如果单方面一直出现升值的情况,就导致很多热钱涌入中国,更重要的原因没有私人资本流出去来投资,这说明这种情况非常不一般。我们可以看到FDI(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这些都由人民银行积累储备作为抵销,根本没有私人资本流出,所以所有贸易盈余都由人民银行自己来融资,也想到了货币控制,因为比较得买入外汇,并且进行对冲。
大家很多都是教员或者学生,大家可能经常讨论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弹性原则。比如说当升值的时候,你肯定出口更少,因为价格更高。而外国的产品显得更便宜了,这种情况下,会使贸易盈余减少,但这是很宏观的模型,它并没有看到国内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如果你支出减少也会影响到进口的问题。首先看可贸易产品的收缩,还有投资下降,对于快速升值的国家,可能投资也会下降。另外还有一个对中国来说,如果持有大量的美元资产作为储备,如果你逼迫私人部门去持有,私人部门可能有负的财富效应的感觉。因此,这些可能都会使你的价格信号变得更为模糊。从长期来看,如果直接升值,国内价格就会下降,就好像日本一样。实际汇率水平基本不怎么变了。对贸易盈余的影响是莫衷一是,对于日本来说他们本币进行了升值,贸易盈余仍然不停地上升,从原来3%到现在的水平,把这个症状叫做“冲突的美德”,我的朋友告诉我说,要把这个短语正确地翻译成中文不太容易,有一个解释是对于道德长期的困境。中国存款很多,这是一种美德。长期来看会给存款率比较低的国家放贷款,这样会给它带来大量的外汇储备,会导致一些人看到这么大的外汇储备很不高兴,就给中国施压,因此这就出现了一种冲突,原来是一种美德,现在就有了冲突。
如果我们有大量民间美元持有量的话,人们会预期到人民币有可能升值,私有持有人就会减持美元,中央银行就不停地买美元投入本币。如果人民币不升值,也有可能带来影响,就是国外对中国的制裁,这是因为国内货币汇兑以及不停地增加美元储备,国内就有很多的美元储备,正是由于这种汇兑,我们不能将货币变成流动品。如果存在货币储备就不能实行主动汇率制度。我们如何来看待中国的汇率问题,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储蓄盈余或者是贸易盈余,但是对于汇率的货币政策,我觉得中国应该采取货币的政策,将汇率看成是国内货币政策的延伸。
在这里我们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第一阶段在80年的时候,当时人民币不可兑换,有很多限制,项目的进出口都有严格的管制。当时有不同的汇率,有互换的汇率。这时候有国家控制的贸易公司,任何出口商都必须先要通过出口贸易公司来做,这个贸易公司很可能给他们的报价汇率是不一样的。这种制度让中国国内的价格体制和国外价格体制脱轨了,除非是一些靠沿海的经济开发特区等等,或者说是自由贸易区。但是在1994年的时候,中国通胀飙升到20%左右,在这个时候就将官方汇率和互换汇率并轨了,并轨到互换汇率的水平。之后,中国政府将这个汇率一直保持不变连续几年,这是固定汇率时期。这时候中国通胀比美国通胀要高,官方汇率的贬值使得实际汇率并没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名义利率之后,一直定在1美元兑2.28人民币,之后人民币汇率就下降了,和美国汇率持平。之后下降太快,反而让中国成为世界上通缩的力量,特别是在亚太金融危机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通胀就像过山车一样,78年之后不停地变化,这个被称为麦金农机制,在固定利率的时候,我们名义利率和美国利率水平持平,同时我们实际GDP在中国更高。制造业的生产力水平,生产量比美国高得多。在这里我们可贸易品的价格是符合美国的需要的。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货币公司的问题,在三到四年前,当时有一个学生正在阅读中国的数据年鉴,我们都知道这扩大了中国货币公司,因为它是不完整的,有很多企业的影响,使得数据统计并不是同步完整,不是从中国各地各种企业所收集的数据。对于中国现在要有广泛代表性的数据还是很难,但是大家的一致意见,至少在过去三年间,即使是一些低技能的工人,他们的工资水平也大幅上涨了。现在我们的信息,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我们不需要升值,而工资水平也会大幅提升。这些数据也是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这像日本五十到六十年代的情况,当时有高增长,而且工资水平也上升了。而且日本可贸易项目价格和美国通胀的比率相平衡。
在05年7月21号的时候,我也有一个演讲。我来总结一下几点,要让名义利率固定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外国给中国施的压力也是有的,但是中国可以稳定地将汇率固定,就不会有像日本出现流动性陷阱。这样的流动性陷阱使得日本利率降为零。因此,现在05年7月21号变化之后,对人民币单方面的升值,很多人都相信人民币未来会升值,即使每年稳定增值6%,也会带来我们所关心的一些货币的变化,中国银行(3.26,0.14,4.49%,吧)和保险公司进行海外投资,如果有美元投资马上每年减少6%,就是因为稳定的升值,这也会带来热钱的流入。使得人民银行更难进行货币政策的管控,这是UBS提供的数据,差不多也是显示出升值速度是6%左右。
我们来看一看利率,刚开始的时候美元的利率在升值,深一点的绿线是中国一年的存储率,正是因为这样私人领域愿意持有美元,因为美元利率更高,收益更高。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OIP,就是公开利率评价,就相当于两种不同的货币利率。同时有人民币和美元资产,他们所得到的利率差值。在这个阶段美国利率很高,当时中国政府认为要控制通胀,所以就提高了利率,这样GIP就缩小了。到后来人民币的利率超过了美元的利率,即使大家都希望人民币会升值,这样导致很多美元资产的流入。
我们再来看一下人民币的利率兑美元利率的比较,使得人民币利率有一个负的风险,在05年到07年的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表格,是官方外汇储备的数字,我们知道私人领域的美元,就是非国有的,是在07年不断地下降,我认为在08年时候,可能这些私人美元会蒸发了,他们有可能会有一些互换或者是远期的工具,使得私人的领域,尤其是银行领域有少量的资产,但是大多数非银行业美元都已经蒸发掉了,这就是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在同一个时期,它比BOP盈余的增长还要快。中国人民银行一直都在对冲货币影响。这数据表格也是UBS的表格。这样人民银行先通过发央行票据,然后来对冲,而且提高了准备金率,主要是来减少对于货币基础的影响。觉得这种对冲并不是完美的,这样会使得中国外汇储备要比货币基础大得多。因此,对冲的幅度也越来越大。而且货币供应也有很大的增长,可以看到在整个时期有很多对冲,而且通胀也增加了,现在通胀有所缓解。这个图表让我们看到,中国通过香港的出口,以美元来计值的出口,当时在之前有一些通缩,之后在后一个阶段有一点点通胀,我把它解释为中国影响,外国央行都恭喜自己,他们都进行了通胀的货币政策。之后中国产品的美元价格不停地上升,主要是因为通货膨胀还有人民币升值这两个因素的共同推动。
我们继续看一下德国,它是第二大盈余国。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他们的盈余,可以说它的对应,由金融资本的流出以及对外投资直接流出的,当然也出现了很大的错误和遗漏项目。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德国的项目盈余帮私人部门投资,但是中国的情况和它不一样。因此,我们也需要来考虑如何进行管理。单方面升值的情况,这并不是政治家的错误。有时候经济学家也告诉他们,人民币应该升值,我已经说过了,大家可以看到你仅仅是改变汇率的水平,不可能改变投资和储蓄的状况。因此我们需要告诉经济学家他们是错误的,关于汇率的理论不完全正确。第一汇率会影响贸易盈余。第二个观点汇率升值会减少通货膨胀,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如果货币持续升值,肯定会降低价格,比如在日本就是这样。如果你失去了均衡汇率,你变成按照6%的情况进行升值,结果导致热钱流入,中央银行失去了自己对货币的控制。短期内保证货币扩张,长期内会使价格下降。
第三,由于货币错配,可能会导致很多困难,大家都认为由于有货币错配,所以实际不能解决问题。中国是不是应该回到固定的汇率制,只有在美国不再打压中国之时,或者对美出口征税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我们可以按照当今的汇率水平固定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我们可以重新对货币权利进行控制,也可以要求减少商业银行的存款储备金率。
什么是最大的问题?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热点的问题,从08年7月开始,美元突然对所有的汇率开始升值,对欧元升值25%,对澳元、加拿大元都升值。人民银行也快速做出反映,而不是对美元升值。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美元从02年开始一直贬,但是突然一下开始升值,一开始按照每年6%的水平升值,但是突然开始停止了。我开的药方是把当前汇率水平固定住,使它不要变了。如果我们想减少中国的储蓄和投资盈余的不平衡,就必须采取很强有力的财政措施,对中国来说是好的,因为现在处于下行,对财政刺激可以减少贸易盈余,也减少来自美方的压力。如果进行财政扩张,应该使它有效率,使它能够刺激经济,这种情况下需要汇率是稳定的。
在98年春天的时候,朱镕基宣布了一亿人民币财政扩张的政策,那时候人民币汇率也是固定的。蒙代尔模型提到财政政策有效。这是我们需要私人部门的消费增加,也需要商业部门的投资。如果企业停止投资,贸易盈余会更大,因此我们需要消费还有私人部门的投资增长。因此,当时面对亚洲危机的时候,朱熔基总理宣布财政扩张政策,财政部必须通过发国债的形式来推行政策。国开行那时候作为中国的工具来实施财政的扩张,也得允许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快速地复苏,中国并没有使自己的货币贬值,而是自己内部进行扩张。我们需要“朱镕基二”这样的一种做法。政府相对GNP应该是更大了。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银行体系的坏账也快速减少了。现在是进行财政扩张的好时候,和当年朱镕基推行政策的时机应该说更好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美国的项目等于中国经常项目的负值。如果两个国家我们要进行贸易调整,必须得是一方吸收能力要增加,而另外一方要减少要收缩,那就是美方。美方的收缩正在发生,因为房价大幅下挫,中国这边有意地去扩张。可以说中国现在企业信心很低落,为了中国自己的利益也应该进行扩张。正如我说的现在美国的金融体系出了大问题,而中国是全球化很有力的成员,我们需要通过财政刺激来发挥作用。美国必须得同意不要再抨击中国了,不要要求对中国进行反倾销的制裁,两个国家完全可以找出一个办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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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求:
非常高兴参加中财举办的论坛,刚才非常认真地听了麦金农教授的演讲,我非常赞同他关于中国政策的很多建议。我想我们也正在沿着这个方向走。因为中国经济遇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难题。由于经济增长长期以来都放在出口上,出口成了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资产出现了大规模的收缩、缩水。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全球的经济都处在衰退的边缘,甚至是衰退。如果还要依靠出口来推动中国的经济,看来是非常困难的。大家从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这块输出特别大,意味着我们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就需要另外一部分加以弥补。幸好中国的市场饱和度并不是很高,中国内需的空间还是非常大。所以这次金融危机首先是一个危险,它也提给我们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历史机会。
中国的经济不可能把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力量放在出口上,这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和中期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要成为经济上强大的国家,我想它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需要调整的。这个调整我想现在提供了很好的契机,有时候改革是需要外力来推动的,如果外部环境不具备,改革推动不了。当出口顺畅地出去,我想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完成不了转型。现在逼着你要转型,要通过各种办法使我们内部需求,主要是消费需求扩大。所以如果这个转型完成了,当然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质量会有很大的提高。
我想要实现这样的转型,需要我们很多政策来配套。中国经济的战略目标始终是非常清晰的,而且也是非常正确的。比如说我们要积极扩大内需,来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我想在五年甚至十年之前我们都已经讲了,实际上当时没那个环境。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战略不配套。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政策并没有支持要扩大内需、要促进内需来推进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型。比如说我们财政收入,虽然这一个月有减缓,同期增长3%点几,但是中国的财政收入连续多少年,至少五年甚至十年都保持在30%的速度增长,税收增长速度非常快。中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我们新增加的部分,有一个很大的比重进入到政府财政体系,说实话这样一种财政政策怎么能够推动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只能强化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政府投资来推动,所以说虽然政策不配套。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的个人所得税,老太太迈步迈不开,从800到1200,再到1600到2000,这太缓慢,不符合中国目前的状况。所以说中国这样的财政政策怎么能够推动整个经济增长的转型,这样的导向怎么能够抵御金融危机,所以要大幅度地转型。我非常赞同麦金农教授的提法,我们要采取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首先税负要降低,让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之后,消费才有可能增加,同时要扩大支出,要进行第二轮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基础建设,中国基础建设虽然在朱镕基时代建得非常好,我们今天的经济增长享受到了中国基础建设的效果,中国要成为现代化的强国,还需要第二轮大规模的基础建设,这就意味这消费需求同时上来,再来抵御金融危机。货币政策也需要调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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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动:
今天大家都坐在这里讨论,坐的都是著名学者,所以我受益匪浅,有很多的共性,包括麦金农教授讲人民币汇率问题,我都很赞同他的观点,在路演的时候,我也帮助宣传他的观点。刚才吴老师谈到目前经济形势问题我也赞同。共同点的问题,我不再做太多的重复。我讲四点。
第一,我认为08年中国经济目标应该是努力保持增长,决没有过热问题。
第二,要控制通胀,要忍耐通胀。
第三,要稳定就业。当时并没有考虑到现在外部的因素,外部因素对中国冲击非常大。我一直以来不赞同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外部因素对我们影响不大。这些年来特别是01年中国进入WTO之后,中国完全不注意中国内需的发展,自己在谈启动内需,一直停留在口号和口头上,没有行动。
第二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掉到8%以下,会产生许多政治问题。刚才钟伟老师问,你们那地方要不要人,明年就业问题相当严重。四五百万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一个巨大问题。我提几点建议,政策上提四方面的建议:
第一,麦金农教授得出结论,这一轮不仅仅需要“朱镕基方案”,但是要比这个方案强很多。财政方面要在投资上,不可能哪个地方都去做,跟98年不一样的财政政策,要推动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城市交通过程,这需要大量的投资,有许许多多。我们中国现在有需求,但是国内需求要刺激它,没有刺激起不来,这里有大量规模的投资。
第二,财政政策需要去启动中低收入者的消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最有效推动消费的是高收入者,财政政策推动高收入者,会遇到道德上的问题,但我们启动农村的消费,我们可以采取补贴的办法。简单讲我们可以补贴美国人,我经常到欧洲去,到欧洲和买回来中国生产的产品更便宜,我衬衫不在国内买,在外面买可以便宜。为什么不补贴我们国内的人。第二,中国应该大规模启动进口,世界经济会出现箫条,未来两年时间,我们基本上判断全世界经济未来年非常困难,不敢说未来两年情况怎么样,我们没有在这里谈,世界经济是L型还是U型,L型肯定没有,U型底部很长,可能会长一两年,下一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利用这个机会大规模进口金属原材料,中国现在有三方面的优势,有经济优势、财政优势和外汇优势,我们可以采取很好的优势,来进口技术和机械设备。
第三,货币政策。要放松金融管制,要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尽可能调动出来,这有大量讨论。
第四,中国房地产要稳住,不是要为价格呼吁,因为中国房地产带动上下游的产业观念太大,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很大的重视。我只提一点,不仅允许地方政府采取各种办法去做,而且要鼓励地方政府。
我们过去对外部依赖度太高,一方面外部不允许有这么高的依赖度,另一方面不应该有这么高的依赖度,这种游戏不要玩了,去换人家的纸,来一次金融风暴就消失了,工人辛辛苦苦工作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第二,不知道我们期待的政策什么时候能够出来。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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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
肖耿
我非常赞同刚才提的意见,有些地方我不重复了。比较有一致的意见,中国经济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非常关键是麦金农教授给我们讲,中国在过去一直都是固定汇率,在固定汇率情况下,我们是通过工资的增长、收入的增长来平衡,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回到这方面来。按照我们在过去采取固定汇率,来调整宏观经济的时候,我们遇到非常严重的挑战,这个挑战是日本和美国出现问题的根源,我们利率出现了负利率,也就是资本价格是负的,资本太便宜,这是非常致命的宏观经济问题。
美国由于负利率导致次贷危机金融风暴。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找到解决的办法,资本不能让它太便宜。按照麦金农的理论首先应该固定汇率,然后保证实质利率是正,资本价格不能太便宜。对中国来讲有特殊的问题,大家都认为人民币估值太便宜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最重要的是中国要素价格严重扭曲,我们补贴在土地、水、电、煤各方面补贴,导致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全世界太便宜,补助全世界的消费者,这种情况导致了美国、欧洲、日本对中国汇率,希望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我们如果放开要素价格,让要素价格体现市场真正成本的时候,我们出口产品价格一定会上涨,我们工资也会上涨,这是当前改革当中最重要的。一旦能够保证实质利率是正的,保证要素价格放开,这种情况下,中国会出现什么状况?一定会出现收入的增长,工资的增长,还有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对中国发展中国家来讲是正常的现象,我指通货膨胀在5%左右,低以10%,日本有三十年的时间,通货膨胀平均是5%,香港达到10%,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我们不应该理解为通货膨胀,应该理解为工资的增长.
在汇率固定情况下,我们货币工资会不断地增长。因为中国经济目前为什么很危险,我们过去特别担心通货膨胀,我们采取的非常激烈的货币政策措施,不光是控制贷款的规模,而且同时将贷款的增长率减慢。中国有结构性价格上涨的时候,本来应该提供更多的货币来适应实体经济平稳增长,结果我们没有足够货币供应,导致企业出现严重的亏损和各方面的问题。在已经发生经济剧烈下降情况下,改变这种状况要花更多精力。这时候又遇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我们应用类似“罗斯福新政”的方案,才能恢复老百姓投资信心。这样大规模刺激经济的方案,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因为在当今世界只有中国能够有能力、有实力推出大规模的刺激经济的政策,而且有能力实现。从各个方面来讲,实现这个方案的条件,中国都是最好的。
刚才大家都提得很多,所有的税项都应该减50%,不用去想,中国所有税率同时下降50%,基础建设是最好的时机。我们过去因为担心油太贵,原材料价格上涨,现在不涨了,这时候我们应该大量地投资地铁和基础设施,我们负债率非常低,地方政府不能发债,现在可以让地方政府发债,中央政府也可以负债。中央政府应该采取财政赤字的政策,我们外贸政策也应该采取外贸赤字政策,我们要大量进口。这些政策的实行,对于中国长期经济稳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机会,我们不是逼着这么做,我们有这么一个机会。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可以非常快地彻底改变经济结构,放开价格,包括放开贷款规模控制,然后完全采取比较合理的市场化经济发展模式。
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像我这里大规模改革,市场经济结构的政策出台,现在还没有看到。中国有这么好的条件,我们有适应资本,我们还有很多非常好的政府财政,负债率非常低。我们有这么多可以出台的政策,所以在全世界经济都面临危机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推出彻底改革经济政策,我们风险非常低,我们所能获得的收获不可想象。所以我觉得中国目前面对的是非常好的机会。希望我们决策当局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使得中国经济更上一层楼,谢谢大家!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1-10 11:56:4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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