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2年开始怀着极大的热忱写《欲望与利益》，直到1976年，赫希曼的黄纸片上写满了有关维柯、罗昂公爵、亚里士多德、重农学派、爱尔维修，当然也少不了马基亚维利的评注，增加的人物还有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约翰•米勒、亚当•弗格森、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他的笔记是与古人的对话。他在读马克斯•韦伯时注意到，这位社会学家把得救预定论这种幻想的作用看得太重，结果提出了“世界除魅”一说。赫希曼既要保存希望，同时也要做个现实主义者。“在我的计划中”，他在表达对韦伯的异议时说，“‘保存希望的距离’（所有理论建构的目标）是在两者之间，一方是有助于安顿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活动并为其提供正当性的预期和希望，另一方是让人大失所望的结果——事实上它如此令人失望，于是我们便压抑对那些预期和希望的意识（弗洛伊德的‘故意遗忘’）”。

又要审核，只好再等待了。

本论坛有大量的反马克思主义者，这我可以接受。但正如阿马蒂亚森一样，赫希曼可是个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呀。难道只因为他说了几句真话，就得受到审核吗？

一种迷念陷入危局。资本主义曾被认为有很大的解放作用，能使人摆脱贪财的暴君和贪婪的贵族，现在它却让人大失所望，反映着这门“忧郁的科学”之局限性。这是如何发生的？赫希曼在他的论证过程中试图让自己搞明白，在资本主义胜利之前人们最初是如何理解它的，以便说明在它胜利之后的另一种观点。假如他能揭示它最初的计划书，他便能洞悉它为何功败垂成。这种“理论”，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恢复对资本主义的记忆，能让人打消一种诱惑，寄希望于纯粹市场——或另一个极端革命——背后的救赎作用。（换言之，赫希曼既反对新自由主义，又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主张一种改良主义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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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里的字是我的评论。

一道知识闪电由此出现，它的起点是马基雅维里认识“真实的人”的努力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一段话萦绕于赫希曼的脑际，从他所喜爱的全部引文中脱颖而出：“幸运的是人们处在这样的境况中，他们的欲望让他们生出作恶的念头，然而不这样做才符合他们的利益。”这段话用作《欲望与利益》的卷首语恰如其分。马克思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都批判资本主义缺少道德准则，使个人受到狭隘而卑贱的动机驱使，其实他们是在谴责这种制度恰恰实现了人们最初希望发生的事情，即将“作业的人”变成“不这样做符合他们利益的人”。赫希曼发现，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有关人性这一概念的战争，几百年来，“人被普遍视为一个舞台，上演着理性与欲望之间而无法预见的战斗，后来则是不同欲望之间的战斗。”

揭示它的剧情，回顾有关人性的辩论，是《欲望与利益》一书的核心。在评估有关市场生活和行为的话语及论战时，赫希曼揭示了人们对人类的动机、欲望和利益有着同样的忧虑，为控制和疏导它们，使其成为有益于社会的追求，他们对语言的创造力有着同样的依赖。在赫希曼的讲述中，论证推动着论证前行，形成了一个“内生性过程”。他的总目标是“恢复对‘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奇迹感”。在马基雅维里试图记录“人的真实面目”之后的两百年里，作家们纠缠于如何思考赚钱行为，思考着如何重新看待自私之恶的方式。曼德维尔等人认为，通过“巧妙的管理”，奢侈品贸易和追求“私恶”可能对“公益”是件好事。采用这种方式，个人欲望看起来便不那么可怕了，通过改变语言，将个人欲望改称为利益，便可将它的含义纳入“公认的习惯”之中，最后变成自我满足的活动的一种有用的委婉说法。赫希曼研究的那些政治经济学家讨论了与市场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不稳定性和冲突——使语义转化成为必然的各种担忧，个人欲望向利益的嬗变和资本主义经济理想的“凯旋”。这种高明的、意外的和缓慢发生的语言变化，能够为新的“发现”创造可能。将利益关入笼中，加以驯化，便创造了一种历史意识，它使赚钱发财的受益人能够得到君主的善待。君主一方可以把只顾自我利益的私人视为公共机构的潜在持股人，这个公共机构便是人所共知的现代国家，但它的前提是，统治者也要让自己服从自我约束的习惯，服从私人欲望受到的抑制。人们将变得更加易于统治，ZF将变得更加尊重千千万万次交易精巧编织而成的利益自治。（在语言的变化背后，是人们的现实斗争，语言只不过终结了这种斗争的成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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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中最后一句话是我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