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印尼华裔富商廖凯原捐赠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四大名校，各名校聘其为教授，并为其举办讲座或设立中心。这个事情，最近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一些批评。批评者的观点是，廖凯原只是“民科”水平，其研究“更是不着边的玄幻文学，纯属中国特色的神话”，中国高校为了钱，节操尽失。
　　类似的观点，在四年前，也就是2011年，清华大学第四教学楼变成“真维斯楼”时也有过。这些观点，根本上看，无非是认为，高校是圣洁之地，是整个社会精神的堡垒，是神圣的象牙塔，不该受到商业化的侵蚀。
　　不过，作为研究学术、教书育人的地方，高校接受捐赠的标准，应该考虑的是，是否干涉学术自由，而不应考虑世俗的高低贵贱、聪明或愚蠢之分。高校需要自由，而在现代社会，自由往往与金钱密不可分，只要能增进学术自由，金钱就是好事。
　　《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一书的作者，曾任哈佛校长的德里克·博克在探讨大学接受社会捐赠问题时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接受捐赠并不意味着赞同捐赠者的观点和活动;第二，接受捐赠并不是对捐赠者良好品格的肯定。这应当是现代大学制度下，一所大学理想的运作状态。这也就是说，捐赠者的品格或者观点高下，并不影响高校是否接受捐赠。
　　博克认为，在面对捐赠时，大学应该坚持一个重要的立足点——“拒绝任何可能明确地限制他们做出重大学术决定一类自由的捐赠。”而显然，建筑外墙上的标志，一场平等那怕是观点错误的演讲会，并不会直接改变高校的学术自由水平，也不会改变教授们的学术观点，更不会被强行地灌输给学生。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看到真维斯的标志，看到廖凯原的演讲，就大呼“校将不校”，仿佛中国高校贞洁的“思想之自由、独立之人格”遭到了重大侮辱，显然言过其实。
　　在学校的要求下，教授们或许要出席廖凯原的演讲，但他们不会在自己的课堂上讲授廖的理论。退一步看，廖凯原虽然拿出一笔钱设立奖学金，奖励那些愿意学习他理论的学生，但是，廖凯原奖励那些愿意学习他的理论，或者说，愿意听他说什么的学生一笔钱，这是他的自由，同时，也是学生的自由，其中并没有强迫。有学生表示：大家陪他玩玩，都高兴。相比而言，中国学生学习的课程中，有一些课程绝非“陪他玩玩”那么简单，而是必须学，学得好不好，记得牢不牢，关系到考生的一辈子。前者是自由的，后者是不自由的。
　　前几天，中国知名媒体人“石扉客”在一次会议上抱怨新闻学界缺少对新闻业界的关怀与温暖。我想，假如中国各个大学的新闻学院有十个、一百个廖凯原进行资助，使新闻学系的实力增强，学术水平提高，新闻学教授将有更强的能力、更大的空间向媒体提供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