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双重性：理论错误和思想价值

黄佶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础之一。马克思经济学被赞誉为“逻辑上无懈可击”。但仔细研究一下，就能在其代表作《资本论》中发现大量逻辑错误。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一个最便于说明的例子。

　　“机器不能创造价值”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之一，但是它的证明方法却完全站不住脚，马克思居然用企业计算机器设备折旧的方法进行证明：“根据经验可以知道，一种劳动资料，例如某种机器，平均能用多少时间。假定这种劳动资料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只能持续6天，那末它平均每个工作日丧失它的使用价值的1/6，因而把它的价值的1/6转给每天的产品。一切劳动资料的损耗，例如它们的使用价值每天的损失，以及它们的价值每天往产品上相应的转移，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计算的。这十分清楚地表明，生产资料转给产品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在劳动过程中因本身的使用价值的消灭而丧失的价值。”[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0页]

　　类似错误在《资本论》中比比皆是。[ 黄佶：《资本异论：关于商品交换和利润来源的思考》，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北，2003年。数字版：www.nows.com/z]

　　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能够创造价值。马克思据此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观点不是“存在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现象”，而是“资本利润只能来自、完全来自、必然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否则马克思没有必要花费大量篇幅排除机器和贸易活动等创造价值的可能性。

　　把资本利润排他性地完全归因于剥削，为劳动者仇恨资本家群体提供了理论基础。这种仇恨又为阶级斗争思想提供了现实基础，而阶级斗争思想又成为无产者暴力革命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的著作本身的厚度，使人毫不怀疑其结论的正确性，根本想不到里面居然会存在大量低级错误。贫富差异巨大的悲惨社会现实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马克思的结论。于是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资本家和工人的差别只是社会分工不同，两者本身可以相互转化。马克思抹杀了人的天赋、能力、机遇和勤奋程度的差异导致的社会角色和地位的差异。他编撰了一个神话：世界上本来就是劳资双方阵营分明、天然对立的。他把力量对比不均衡的劳资关系极端化，说成是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把劳动力市场上正常的商业博弈描绘成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

　　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国家中，这种斗争没有停留在剥夺有产者的阶段，而是不断深入，从消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入手，逐步演变成消灭异己思想、消灭思想、消灭思想者的斗争，导致这些国家发生了巨大的人祸。

　　虽然马克思经济学在理论上存在根本性的错误，但是以此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因其具有极强的号召和动员能力，为落后国家如旧俄罗斯和旧中国凝聚民众力量，摆脱落后境地，赶超西方列强，提供了思想武器。

　　牟宗三等人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指出：“中国人之接受此（马列主义）思想，唯因此思想乃直接以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之侵略为目的。在此点之上，此种思想亦实较任何其他中国思想西方思想，其旗帜较为鲜明，而富于激动力。”[ 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民主评论，1958年1月。数字版：http://max.book118.com/html/2015/0609/18693330.shtm]

　　1949年之后中国过度抽取农村资源，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令西方列强不再小觑。苏联更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思想动员能力，否则不可能成为工业和军事强国，不可能战胜纳粹德国，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一。但是“成也萧何败萧何”，马克思主义导致的问题又是苏联崩溃的根源。

　　煽动阶级仇恨可以为大量分散的底层民众树立起共同的敌人，使他们团结起来，形成合力，去实现宏大的目标。被革命思想洗礼过的人，为了所在群体实现这些宏大的目标，可以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乃至生命。

　　虽然对于当事人本人来说，这是很痛苦的，但是一个族群要做成一件大事，这又是必需的。实际上这个道理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也一样。它们为了动员民众，也需要树立共同的敌人，例如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恐怖主义等等，也需要人民个人作出牺牲，只是在手段上较具人性，更富有技巧，也不那么极端。

　　总之，我们应该客观认识马克思主义，既理解其在中国获得思想统治地位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又打破对它的迷信和崇拜，避免它成为禁锢中国人思想的枷锁。

（2015-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