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们的结局：个人或社会的悲剧】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有这样一句经典名言：女人啊，你的名字叫弱者。然而，民国的才女们是不甘心做弱者的，她们要做强者。因为她们聪明、漂亮、知识广博，她们要解放自己，像作品中的主人公那样；她们要引领潮流，要为理想而奋斗，尽管她们的理想还比较模糊。她们出场时是那样地炫目，可落幕时却又是这般地冷清，冷清得让人不忍多看一眼。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反差和逆转？

　　萧红在当时是红极一时的作家，可她几乎很少有过快乐无忧的日子，一生坎坷，颠沛流离，因为医生误诊错动喉管手术，过早结束了31岁的年轻生命。

　　丁玲虽然活了82岁，算得上善终了，但她还是不幸的，不仅因为她遭受了20多年的不公平待遇，还在于她复出之后，并没有成为文学界的中心。

　　丁玲的性格中有一个明显特征：会利用一切的机会和条件，展现自己的才华、实现自我价值，她有着强烈的功名心。这种性格意味着如果有才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定不会被埋没，但最终却会被毁灭，毁灭她的是别人更是自己。我突然发现，丁玲的情人和配偶都是革命者，难怪丁玲一直以革命者自居，一直鄙视从前的好朋友非革命者沈从文，在全国人民都反左时，她旗帜鲜明地反右。

　　从《水》开始，丁玲的创作便自觉地走上了革命文学的道路。以后，不管她的作品多么地政治正确，其艺术水准都与她1920年代末期的成名作“莎菲系列”相差甚远。丁玲曾经得到过革命阵营和党内高层20余年的宠信，而正当她志得意满、继续革命时，却被革命大家庭所抛弃。这个打击对丁玲来说是致命的，也是让她不能接受的。她曾经困惑，自己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革命者、领袖眼中的红作家，怎么突然就变成了反党集团的头目呢？她只好把责任归咎于她的对手周扬，也怨恨了周扬半生。也有人说，是冯雪峰害了丁玲。然而，没有冯雪峰也会有其他人出现在丁玲的生命旅程中，丁玲亦会毫不犹豫地加入革命阵营，当然仍然是用文学作为资本。李达轩教授说：“丁玲和她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总是在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人格独立，并思考着女性在社会中的独立地位。”而在我看来，丁玲对光明的认识并不清晰，甚至是模糊的。丁玲最大的追求应该是永远立于潮头。

　　王蒙在一篇怀念丁玲的文章中为她鸣不平，认为丁玲早期的作品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性，世界不应该冷待丁玲。关于她的作品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我同意王蒙对她的另一个评价或说观察：“一朝革命，便视天下生灵为等待拯救、渴望指引、嗷嗷待哺的黑暗中摸索的瞎子。”我也同意王蒙对丁玲性格的分析：“她有强烈的创作意识、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或者说得再露骨一些，她是一种明星意识、竞争意识……复出于文坛，而她已不处于舞台中心，已不处于聚光灯的交叉照射之下。她与一些艺术大星大角儿一样，很在乎谁挂头牌。”正因为如此，丁玲在复出之后，才那么重视自己的名誉，才会发泄对沈从文专著《记丁玲》的不满，并不停地讽刺和辱骂沈。李辉分析说：“其实，丁玲应该还有更内在更直接的原因，这就是她一再提到的对沈从文笔调趣味的不满。她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人，但她同时是一个女人，一个步入暮年的女人。女人，特别是到这种年纪的女人，很难赞同将自己的私生活毫无掩饰地公开，更何况她认为有许多是‘编造’的故事。”

　　丁玲怨此恨彼，其实她不知道，这是她的必然归属，除了政治大气候的原因之外，至关重要的还是她的价值取向。她选择了革命，便只能承认革命的方式，以革命者的身份接受组织的安排。

　　在民国那一批才女中，庐隐和陆小曼是敢于大胆追求爱情和幸福的典型代表。她们的身上没有世俗，她们的字典里没有世故。

　　陆小曼有不少毛病，爱交际、爱花钱、我行我素，但她也有她的优点，比如诚实、坦率，而在我看来，她最大的优点是不世故。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从此远离社交圈，闭门谢客，更加疯狂地吸食鸦片和与翁端午同居，为此饱受诟病。胡适曾要求陆小曼离开翁端午，生活费用由他负责，但陆小曼拒绝了。她说，翁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她不能抛弃人家，尽管她对翁没有爱。由此可以看出，陆小曼是一个重情义、有个性的女子。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不仅在文学上成果斐然，绘画上也有不小成就——她是真正化悲痛为力量的。解放后，陆小曼戒除了鸦片，日子却过得十分艰难，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编辑好的《徐志摩集》也不能出版。陆小曼的母亲曾说，志摩害了小曼，小曼也害了志摩；韩石山先生说，志摩成全了小曼，小曼也成全了志摩；我要说的是，徐志摩成就的不止陆小曼，还有林徽因。

　　庐隐的经历坎坷，命运屡遭不幸，结局凄惨。但她对爱的态度是真诚的，也是负责任的。这一点，她和陆小曼有着相同之处，不同的是，她不会像陆小曼般放纵自己，而是积极地去面对困难。为此付出了她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她最后竟然死于因无钱上医院的难产。“我是一个心里藏不下丝毫渣滓的人，虽然留下不少的伤痕，也曾经上过很多当，可是我对于这些伤痕与上当的往事，只如一阵暴风雨，只要事情一过，便仍然是清朗不染纤尘了。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我却又是一个爽朗豁达的人，我的宗教是什么呢，求其心之所安而已。不愿处以人难堪的地步，不愿损人利己，不愿无功受禄，不愿以手段对付人……我不是求死后进天堂，而是求活着的时候，不受良心的责备。有人称我为描写男女恋爱的专家……我虽受之有愧，然而也不想推辞。本来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也不过男女的恋爱而已。”(《庐隐自传》)由此可以看出，庐隐无论是对人生还是对爱情，都是光明磊落、认真负责的——可惜红颜薄命。

　　庐隐的不幸表明了，在中国社会，一位女作家，即便是才华出众的女作家，她们的命运也不一定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庐隐的纯粹。她渴望浪漫，渴望美好生活，把爱放在首位，她的悲剧命运就在于她太纯粹太天真。她是性格的悲剧，而非社会的悲剧。

　　梅娘的悲惨命运与她个人关系不大，是社会造成的。

　　解放后，梅娘便从中国文坛消失了(平反后又写过一些文字)，她先后在北京、东北、上海间奔波，当过中学教员、电影制片厂编辑，后因被打成日本特嫌、右派，强迫接受劳动教养，被开除公职16年，当过20多年保姆。1978年，平反后的梅娘到农影厂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出版社寄给“梅娘”的信，传达室都称“查无此人”，因为整个单位没人知道“梅娘”就是孙嘉瑞，更没人知道当年名震文坛的“南玲北梅”。

　　凌叔华和苏雪林都是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终其一生的，其结局在民国才女中应该算得上是最好的。她们的共同点是婚姻皆不美满，尤其是苏雪林，结婚不几年便与丈夫分居，此后一直单身。这里，我想主要谈谈苏雪林。苏雪林现在被大陆学者、作家提起，恐怕更多的是她与鲁迅的结怨。

　　苏雪林在《鲁迅传论》中分析鲁迅的“性情与思想”，说鲁迅本性多疑，而且“出乎常情地多疑”，在谈及鲁迅的“思想”时，苏雪林认为他“阴暗空虚”，是一个“虚无哲学者”。在苏雪林眼中，鲁迅是一个难以对付的人：“人家无意得罪他老人家，他可以恨你一辈子。恭维呢，也不行，‘是人家公设的巧计’，‘用精神的枷锁来束缚你的言行的’。”苏雪林在“自序”中坦承：“我的那几篇反鲁文字，原来从鲁迅学来，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迅一辈子运用他那支尖酸刻薄的刀笔，叫别人吃他苦头，我现在也叫这位绍兴师爷吃吃我的苦头，不算不公道吧？”论及观点与思想的交锋，我欣赏胡适的风度，他曾与多人发生论战，有时甚至是水火不容，但他说话的方式始终那样得体，语气是那样平和，让别人输得心服口服。如果非得要骂，也应该是在别人有还击能力的时候——但苏雪林的骂是在鲁迅去世以后，这一点让我无法对她肃然起敬。然而，凭心而论，苏雪林指出鲁迅的那些缺陷和问题，也不无道理。鲁迅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尤其是小说，是难以逾越的高峰，但反过来，鲁迅的偏执也是十分明显的。

  　关于苏雪林与鲁迅的恩怨，有很多条理由，其一，是说初出茅庐却已经名声在外的苏雪林参加一个文学集会，与鲁迅打招呼时，鲁迅对她的态度十分冷淡，得罪了她。其二，是说因为鲁迅对女师大的不断批评惹恼了苏雪林，因为她是同情杨荫榆校长的。其三，据说鲁迅不喜欢《现代评论》，而苏雪林恰好又在该杂志发表过文章，因此导致了他们之间的隔膜。恩怨从何而起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批评得是否有道理，方式是否恰当。尽管我不赞同苏雪林批评鲁迅的方式，但我还是要为苏雪林说几句话。国内有不少学者、名流指责苏雪林不应揪住鲁迅不放，认为是苏雪林心胸狭窄、心理阴暗，想以骂鲁迅博取名声等，有的人还从苏雪林的童年、婚姻关系上找原因。我不赞成文人之间的思想交锋以骂的形式进行，然而，正如苏雪林所说的那样，她是仿效鲁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不应只是指责苏雪林的“骂”，而忘了鲁迅的“骂”。

　　或许，苏雪林真的遭受了打击，包括童年的伤害，她的命运也很是让人惋惜。且不说她的文学成就和学术成果，仅就她抗战时期将50根金条捐献给国家，足以说明她的品德了。

　　当我掩卷之时，内心深处有一股不可名状的悲凉。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这是一群不可复制的人物。我们唯有在阅读和想象中感受那种激昂和辉煌。她们的成就让我们惊叹，她们的勇气让我们钦佩，她们的命运让我们唏嘘。她们将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道永远也抹不掉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