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阁下列举的例子而言，马克思说的减轻剥削避免经济危机是针对一国内全体工人的，不是阁下将的这种情况。美国汽车业的高收入被国际竞争击败。而美国的金融危机则正好相反，是工人被剥削太少，消费超出其应该的收入。当然，这也是符合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因为马克思危机理论本身就暗示过度消费也会发生经济危机，只是他老人家就是不分析这个。

你有何根据说日本员工的工资等于美国员工？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美国国会要求美国汽车业工人的工资下降到日本在美国的汽车企业工人工资的水平，否则就不会救助？

至于工厂选址就近消费群，这对于汽车业来说是必要的吗？

企业经营状态既是经济危机的原因，也是结果。

问题正在于“全体”这种笼统之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最终被市场竞争所打破，就说明了问题。

消费过度，引起需求不足。而马克思主义则试图证明，工人收入不足是导致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破坏了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到底是什么意思？劳资关系中的剥削对这种比例关系构成什么作用？

斯密解释并不等于斯密本人的解释。同样，马克思主义解释并不等于马克思本人的解释。甚至马克思本人曾说过：我只知道我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你还持这种陈旧的观点吗？提高工人工资所增大的成本，由谁承担？

商品价值所包含的劳动量真是与劳动力的工资无关吗？用100元再生一个劳动力，与用1000元再生相同的一个劳动力，它们所包含的价值相等吗？这种劳动再生成本的不同，真的不会反映到商品价格中吗？

当我们以为劳动是一个原始点时，实际上还有更原始的点，即那些使劳动得到维持与再生的因素。

2008年9月，随着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华尔街金融危机”、“金融海啸”、“金融风暴”喧嚣声铺天盖地。美国趁机史无前例加印7000亿美元纸币“向银行注资”、“救市”。英国、德国、法国、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纷纷宣布“无限额向银行注资”。

积累起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成为“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可是，不懂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未能洞察美国及世界发达国家“纸换财富”的神奇魔术，反而亲自到太平洋彼岸安抚美国资本家、银行家，送去了“信心和勇气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在国内经济工作问题上，温家宝总理也一改两个月前“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的指导方针，迅速折腾回“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出台了“规模空前的4万亿元投资刺激经济方案”。再次博得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政府官员及资本家、银行家的满堂喝彩。

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党人同资本家、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破天荒第一次如此精诚团结。他们为阻止“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同仇敌忾，齐心协力。“看得见的手”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是，不论资本主义的美国还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证券交易、房地产、金融、汽车、钢铁、石油、煤炭、有色金属等各行各业如同泥足巨人坍塌，相继陷入“经济危机”、“经济衰退”、“经济萧条”、“市场疲软”混乱中。

“裁员波及所有阶层，悲观论调笼罩西方，美欧担心失业狂潮将至。”

岂止是美国、欧洲，中国、亚洲及整个世界无不在胆战心惊、人人自危。

为什么全世界如此万众一心，“经济危机”还是席卷全球，势不可挡？

刚应邀出席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14次学术研讨会的黄焕金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经济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与斯密解释》。

“许多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经济危机的解释就是在劳资关系中，劳动者（准确地说应该是“雇佣劳动者”，以与特定的资方相对应）被资方剥削，使劳动者需求不足，从而出现生产过剩。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就是在劳资关系中增加劳方的收入，减少受资方剥削的程度。这样，劳动者收入提高了，自然就可以使需求增加，减缓危机。

事情真是这样吗？我们以今天正处于危机状态的美国汽车业来看，人们指责今天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陷入极需美国政府出资挽救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是其工人工资过低，恰恰相反，是其工人福利过高。比如，美国汽车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就比在美国的日本汽车公司的工人工资水平高三倍。因此，美国政府便据此开出救助条件：必须改变工人工资过高的现状，并且进行产业转型。不进行这两项改革，就休想得到美国政府的救助，就只好破产处置。

可见，现实情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呈现出恰恰相反的局面。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因为工人工资过低而造成危机的地方，现实恰恰作出相反的要求。为什么？因为如果美国汽车业工人工资过高，就会使其产品的成本过高，而成本过高就会影响它的销售，销售不顺最终导致危机。因此，它必须适应市场竞争机制，提高效率以减低成本。这是斯密解释。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则根据劳资关系，而应进一步提高美国汽车业工人的工资，以让美国汽车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得到需求，能够销售完毕。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式有一个假设前提，它也称为“自给自足前提”，即假设美国汽车业的工人会完全消费由他们所生产出来的汽车，而不消费其它国家的汽车，因为一旦消费了其它国家的汽车，则他们所生产出来的汽车就不可能消费完毕。当然，其它国家的汽车生产工人也可能有类似情况，即他们会消费不由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而消费其它产品。但是，一旦消费不是由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则消费者就会要求成本价格最小化。比如，当美国汽车业工人只消费由他们自己生产的汽车时，他们不会太过要求汽车价格最小化，因为这个价格包含着他们的工资与福利，如果要求价格最低，则他们的工资福利就有可能不保，也就不可能有足够的购买力去消费由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这些汽车。但当这些美国工人去购买消费日本汽车的时候，他们就会将日本汽车商品价格压到最低，因为这些价格不会包含他们的工资福利，这些价格只包含日本工人的工资福利。这样就产生了非常复杂的情况，即工人工资高既有促进某些产品销售的可能，也有减小某些产品销售的可能；反之，工人工资低同样有这个效果。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应该不能一概而论。马克思主义片面强调增加工人收入会有利于解除生产过剩危机，但是，某些产品的过剩，却恰恰是因为包括工人过高工资在内的成本价格过高所导致的结果。”

马克思曾经指出：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

应邀出席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学术研讨会的嘉宾研究出“现实情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呈现出恰恰相反的局面”、“马克思主义片面强调增加工人收入会有利于解除生产过剩危机，但是，某些产品的过剩，却恰恰是因为包括工人过高工资在内的成本价格过高所导致的结果。”

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及“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绝妙讽刺。

面对黄焕金“工人工资过高导致经济危机”、“生产过剩是因为工人工资过高”的惊世骇俗，中国共产党人和经济学界哑口无言。国务院官员明令“暂缓提高中国最低工资标准”。

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民间《资本论》研究者”有话要说。

黄焕金自称“经济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与斯密解释”，实际上“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

黄焕金没有老老实实读过马克思和斯密著作，不懂经济学ABC，信口雌黄。

“因为如果美国汽车业工人工资过高，就会使其产品的成本过高，而成本过高就会影响它的销售，销售不顺最终导致危机。因此，它必须适应市场竞争机制，提高效率以减低成本。这是斯密解释。”

这完全是空穴来风。我从没发现英国斯密、美国富兰克林或西方任何一位经济学家这样解释过“经济危机”。黄焕金还需要先把“经济危机”四字的科学定义“解释”清楚。

研究出“必须改变工人工资过高的现状”的黄焕金跟极力主张提高工人工资和社会地位的斯密针锋相对，已经到了“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地步 。

白银及其它一切商品的真正尺度，不是任何一个商品或任何一类商品，而是劳动。这一点我们应当随时牢记。”

斯密认为：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劳动者的工资高低与商品价值无关，只与资本利润的多少成反比。无论从推动人类社会更快发展还是从公平、人道的伦理道德方面考虑，都应该不断提高劳动者工资，直至消灭雇佣劳动制度，使劳动者成为企业和社会的主人，成为自由人。

斯密毫不含糊地说：

“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是对社会有利呢，或是对社会不利呢？一看就知道，这问题的答案极为明显。各种佣人、劳动者和职工，在任何大政治社会中，都占最大部分。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决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

一由钱财通常管理得漫无秩序的富人管理，所以管理上自亦漫无秩序；一由处处节省和锱铢必较的穷人自己管理，所以管理上亦是处处节省和锱铢必较。在这样不同的管理下，相同的目的，却需要大不相同的费用。所以，征之一切时代和一切国民的经验，我相信，由自由人做成的产品，归根到底比由奴隶做成的产品低廉。”

黄焕金认为，美国汽车业工人工资过高，最终导致危机。那么，日本汽车业工人的工资水平远比美国工人低，为什么日本汽车业同样发生了“销售不顺最终导致危机”呢？

中国汽车业工人的工资无论同美国工人还是同日本工人相比，都有如天渊，已经降无可降，甚至远远超出了黄焕金所能容忍的可降极限。

根据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的研究，中国工人的“工资”已经不能称之为工资。他们仅仅为美国同行业工人工资的3%左右，无法达到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保障标准。有的甚至离中国自己颁布的最低工资标准还相距甚远，是名副其实的“奴隶社会的奴隶”、“血汗工厂”。

“外贸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便对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发生后，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15万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能不能按时拿到，都是个未知数，如此低的工资已经把现代社会的工人完全变成了奴隶社会的奴隶，绝大部分打工妹打工崽之所以能够在几乎白干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是因为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变成城市人口。对他们来讲，白干不可怕，可怕的是伤残。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润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劳动保护费用，伤残便成为工人最可怕的噩梦了。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不过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迫使伤残民工因耗费不起钱财只能放弃权益，回农村了此残生。滚滚珠江水，流的都是民工的血和泪啊。”

可是，中国“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中国商品具有强大竞争优势，因为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中国制造”，其中包括汽车业同样面临“销售不顺最终导致危机”。

黄焕金又该如何解释呢？

不管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韩国、日本还是中国，汽车生产都超越了人类解决“行路难”的初衷，世界已经车满为患。为了解决汽车过多引起的交通堵塞，伦敦已经决定对汽车征收“交通堵塞税”，北京尝试“汽车出行单号、双号制”。

可是，汽车业的总经理、经理为了自己的优厚年薪、奖金、“股权激励”；中国政府官员为了“经济增长速度=投资+消费+出口”的光辉政绩。他们还要闭门造车，迫使工人如同机器坚守在生产流水线旁。这怎么可能不发生“销售不顺最终导致危机”呢？

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员，我为中国工人从领导阶级沦落为“弱势群体”、“奴隶社会的奴隶”而倍感悲伤。

我由衷赞扬、羡慕美国汽车业工人的智慧、勇气和团结。

不论美国工人、日本工人还是中国工人，都不需要黄焕金这样指鹿为马的“经济学家”！

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

“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

“大工业造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全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咱们工人有力量。于无声处听惊雷！

                                    2009年1月4日，编号9082

（
  任何匡正谬误的指教都是对作者的帮助、爱护，真诚期待读者的批评、建议。作者电子信箱： seamus0927@vip.sina.com ；博客中国雷建炎网页:leijy26.vip.bokee.com ）

请不要用我参加资本论研究会来说事，因为这并不等于我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更不等于我完全赞同马克思的全部观点。比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就认为难以成立。为什么？因为不同行业的无产者之间是具有利益冲突的，这种利益冲突甚至比一个企业之间的劳资关系的利益冲突更大。当然，劳资关系也可以理解成“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归结到前者中去。

至于我是否读过资本论，你认为我没有读过资本论，这只是表现你自己的极端无知。我在参加资本论研究会会议时，曾有一个研究生对我说：没有那个研究生不读我的“资本论读书笔记”的。

根据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的研究，中国工人的“工资”已经不能称之为工资。他们仅仅为美国同行业工人工资的3%左右，无法达到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保障标准。有的甚至离中国自己颁布的最低工资标准还相距甚远，是名副其实的“奴隶社会的奴隶”、“血汗工厂”。

“外贸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便对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发生后，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15万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能不能按时拿到，都是个未知数，如此低的工资已经把现代社会的工人完全变成了奴隶社会的奴隶，绝大部分打工妹打工崽之所以能够在几乎白干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是因为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变成城市人口。对他们来讲，白干不可怕，可怕的是伤残。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润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劳动保护费用，伤残便成为工人最可怕的噩梦了。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不过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迫使伤残民工因耗费不起钱财只能放弃权益，回农村了此残生。滚滚珠江水，流的都是民工的血和泪啊。”

可是，中国“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中国商品具有强大竞争优势，因为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中国制造”，其中包括汽车业同样面临“销售不顺最终导致危机”。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http://www.pinggu.org) 详细出处参考：https://bbs.pinggu.org/thread-402455-1-1.html&star=2#50608

左派理论者们的无知在于，他们喜欢用现在的工人遭受跨国公司剥削来说事，论证他们的观点的合理性。殊不知，正是他们原来的左的政策，导致了这种局面。他们为什么不多想想：为什么工人愿意忍受这种剥削？如果他们在家里干活能够获得更好收入，他们会不远万里来到那里，去让别人剥削吗？

为什么？正因为曾经的左派政策，将中国大部分人弄得“一穷二白”，使得他们只要有一点收入，就可以接受了。因此，今天中国人之所以受到如此剥削，不是因为资本家，而是因为那些标榜“为民请命”的左派的横行政策所造成的。

因此，“血汗工厂”，是左派造成的。懂吗？！

也只有一部分中国人（还不是全部，甚至不一定是大部分）还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吧？

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认为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吧？

等号左右两边的单位是什么？货币单位？类似“元”？如果是这样，那么价值的单位就是元？价值通过什么途径，突然换算成价格的单位了？

这里强调的是，劳动力也是“再生”的，它的价值，与再生它所耗费的代价成比例。而当劳动力是再生的时候，也会对劳动力的“劳动”所凝结出来的价值构成决定作用。马克思强调劳动力的价值小于劳动力所发挥出来的价值。另一方面，他又用所谓“复杂劳动”来说明经过培训式再生的劳动力所具有的更大价值，因此，这个更大价值， 同时也包含着再生资源的耗费程度。

但是，无论如何，价值作为耗费，是趋向最小化的。

应该说，把垄断利润尤其是行政垄断利润降下来。但是不要从什么主义出发去衡量现实。

社会主义决不是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没有社会的多样性，而只有国家统管一切，这种东西竟然被称为“社会主义”？！真是荒唐可笑！

像你所说的总收益不变的情况,是名义收入没有发生变化,但由于商品的价格降低了，那么实际购买力是增加的,也就是说实际收入是增加的.所以说达到了增加收入的目的.

如果这个“可变资本”再生出一个“复杂劳动”呢？将作何解释？而我本人一贯对所谓“复杂劳动”不以为然。

如果不同的工资会再生出不同的劳动力，而这个不同的劳动力又发挥出不同的劳动耗费，那么这个劳动耗费又如何作劳动价值论解释？比如一个科学家由于对其劳动力再生的培训，而使其形成了专业的脑力活动者，那么这种脑力耗费，又如何衡量？

至于中国工人的工资现在能否再生自己的劳动力，你还是想指责中国工人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吗？我已经指出过了，这是左派政策造成的，而不是资本家造成的。

似是而非

老兄，你不明白：

对于中国《资本论》研讨会的组织者而言，说马克思不对的人固然不能被邀请参加，说马克思对但和中国领导人理解得不一致的人，那是更不可能被邀请参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