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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方励之原文
西（科）学东渐四百年
方励之
2009年是联合国的天文学年，用以纪念400年前——1609年伽利略第一次用望远镜观察天体，开创了以观测和实验的方法追寻宇宙起源的时代。伽利略观察标志着现代科学的兴起。
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现代科学的发展依靠两个基础：实证方法和形式逻辑体系。爱氏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形式逻辑体系，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出这两步，是不用感到惊讶的。令人惊讶的是，这两项居然被发现了。”（爱因斯坦给J.E. Switzer的信，1953）。
联合国天文学年一事，是由意大利倡议和推动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两项居然被发现了”都与意大利有关。伽利略的天文望远镜无疑是实证研究方法的公认代表。欧几里德《原本》则是由意大利人首先引进西欧的。虽然《原本》始于公元前300年的希腊，但直到中世纪，它并没有在西欧留下痕迹。古希腊衰落后，《原本》祇流传于阿拉伯世界。直到1260年，才有意人Campano 从 《原本》的 阿拉伯文本翻译到拉丁文。
400年前，恰恰也是西（科）学东渐开始的年代。 它也是从伽利略的望远镜和欧几里德《原本》开始的，也都与意大利有关。1609之后不到10年，一架伽利略天文望远镜，即被传教士带到中国。第一个中文欧几里德《原本》于1607年出版，译者是是徐光启（洗礼名Paul Shu， 1562～1633）和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 1610）。今年（2008）3月，在相对论天体物理国际中心联合体（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lativistic Astrophysics Network，http://icranet.org）的理事会上，遇到意大利外交部两位参与2009联合国天文学年活动的官员，谈到那架进入中国的伽利略天文望远镜，很可惜，它失传了，无论在意大利或中国都找不到它进入中国后的去向。在北京建国门的古观象台上没有任何天文望远镜（注意：17世纪以降，已是天文望远镜时代），更没有关于伽利略望远镜的任何记载。
天文望远镜没有在中文世界里激起探索宇宙物理起源的热情和兴趣。伽利略用天文望远镜得到的第一批发现（木卫等）在1610年发表。1615年就有中文出版的“天问略”一书加以介绍。徐光启也建议朝廷制造天文望远镜。然而，无论朝野，都没有多少反应，自生自灭了。这似乎有一点“奇怪”，因为，占星或占天都是中国历代王朝所重视的。
比起西欧，欧几里德《原本》进入中国也不算晚。就印刷版《原本》而言，直到1482年才有拉丁文印刷版。其他文字的印刷版更晚，1555意大利文版，1562德文版，1564法文版，1570英文版，1576西班牙文版。徐光启和利玛窦的1607 《原本》 北京版，正处在这股翻译和传播潮流中。它并不太落后，比俄文，日文版大概还要早。徐光启等与西方贤哲在走着相似的一步。然而，像望远镜一样，后继的反应，东西两个世界炯然不同。
欧几里德的书在西方反应极其强烈。一译再译，《原本》版本之多仅次于《圣经》。还出现很多批注本。它变成了一本流行的教科书。它的普及，为伽利略—开普勒—牛顿开创严谨科学作了必要的准备。西方精密学科都是依照《原本》的公理演绎体系展开的。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典型的《原本》的公理演绎格式。
《原本》的影响并不限于数理学科。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依照《原本》格式展开的。50年代在北大物理系上学时，马氏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必修课。《资本论》第一卷，一开始是一大堆定义（商品，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相对和绝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就像牛顿的“原理”一开始定义速度，速率，相对和绝对速度，加速度……。随后是有关剩余价值产生的基本方程，即剩余价值的产生等于生产劳动率乘以可变资本投入。它相当于牛顿第二定律那种动力学方程（公理）。再由此推出引理，定理等命题，如：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经济危机周期律，等等。
徐光启和利玛窦的中文版《原本》，没有它在欧洲的际遇。中文的《原本》 没有广泛印刷流传，没有注释本（祇有给康熙皇帝专用的讲进本），没有变成一本青少年的教科书。系统的公理演绎格式，在中国的典籍，包括数学典籍中是没有的。无论在1607年之前或之后都缺乏。直到250年后，1856 年才有李善兰（1811～1882）与英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译出全本的《原本》13卷，后将其用作同文馆的教材。尽管如此，也祇是注意到《原本》对数学发展的重要。
如爱因斯坦强调的，欧几里德几何学是哲学家发明的体系，它并不限于数学家，而是所有“爱智”者都应遵循的逻辑。它是各种学问的普适基础。欧几里德的书名是《原本》（The Elements），而并非《几何原本》。据传，柏拉图在他的学院（Academy）门口写着：“勿让对几何学无知者入内”
柏拉图学院不祇研究算学，几何学，光学，天文学，它也包括《申辩篇》，《理想国》，《美诺篇》等。上述口号要求，无论研究那一门学问，都必须先懂得几何学。有人考证，柏拉图学院门口可能并没有上述口号，而是后人杜撰的。不过，这句口号倒很切合柏拉图学院的宗旨。柏拉图认为真理是依靠辩论（包括诡辩）而获得。所以，口号的含义是：对几何学无知者，不具有参加任何辩论的资格。
符合逻辑的诡辩可能导致极富价值的佯谬（paradox）。譬如，芝诺（Zeno of Elea）佯谬揭示了两种时间（芝诺时间和普通时间）之间的非线性变换。它同描写黑洞的两种时间（远处静止观测者时和自由落入黑洞者时）之间的变换关系是完全类似的。缺乏逻辑规范的“辩论”，是不会有这种产品的。
公理演绎体系，有助于辨别什么论断是证明了的，什么是未曾证明的，什么是不可能证明的，什么是不自洽的。而且，可以从“体系”中推断新结论，或者修正旧结论。比如，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动力学方程，可以推论，正的剩余价值可由正的生产劳动率和正的可变资本投入产生。正的剩余价值也可以由负的生产劳动和负的可变资本投入产生，因为负乘负为正。所以，在撤回资本（负的资本投入）的条件下，破坏性生产劳动率愈高（负的生产劳动率），剩余价值产生愈多。这是当年北大物理系学生根据公理演绎体系对马克思《资本论》作的一个“发展”。谁要不信这个佯谬，谁就必须找到《资本论》的公理演绎体系中的逻辑漏洞。
美国《独立宣言》也具有《原本》风格。 《独立宣言》的第一个论断是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这是 一个典型的欧氏公设表述。“不证自明”是欧几里德《原本》中的五个公设的基本特征。据记载，A.林肯（1809－1865）认为，“人人生而平等” 乃自由社会的第一公设。它很像现代宇宙学的第一公设——宇宙学原理：整个宇宙是没有中心的，处处是平权的。
《独立宣言》 的“几何学”式表述，并不奇怪，起草《独立宣言》的T.杰斐逊一生酷爱欧几里德《原本》。杰佛逊受过良好教育，专业建筑师，自然懂得几何学。退休以后，《原本》仍是他最爱读的书之一。林肯早年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原本》是他后来自学的。当他成为国会议员后，仍用零星的时间钻研《原本》。他说，他的心灵靠三本书造就：“圣经”，《原本》和莎士比亚。“圣经”使他看到全能的上帝；《原本》令他发现理性的威力；莎士比亚则驱使他赞美和服务于善良的人。同时代的中国政治家曾国藩（1811-1872）也曾重视《原本》。曾国藩在洋务运动初期，1865年，就支持刻印《原本》全本，并为之写序。他强调逻辑证明的重要性，主张“不能仅知演算，而不知其所以然”。后世崇尚林肯或曾国藩的政治家甚众，可惜，极少提到他们崇尚的《原本》的理性威力。
徐光启特别强调《原本》的普适性，他说《原本》是“举世无一人不当学”的。 他还预言，此书“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 到今天，已不是百年之后 ，而是400年有奇了。 “勿让对几何学无知者入内”，《原本》 “必人人习之”，仍然不是过时的话，特别是在尚未被《原本》 理性威力开化过的地方，无论东方，还是东方的东方。
（2008年11月， Tucson）◆
的确有偷换概念的嫌疑。
负负得正，从数学上来说的确没有错。问题在于，破坏性活动，能不能算生产劳动？从而能不能算负的劳动？世界上是不是存在负的劳动？这是关键问题。
以前有个网络游戏，玩家可以向帮会捐款，从而获得类似声望之类的点数。有玩家在捐款的界面输入一个负数，这下可好，变成自己获得金钱了。显然，这是BUG，捐款是没有捐负数的，如果允许，从数学上来说，说得通，但那是程序BUG，而不是正常情况。很快这个BUG就被改了，玩家无法输入一个负数。
就像不能向帮会捐负数的钱一样，劳动也没有负的。如果劳动有负的，那应该人通过插秧的相反动作——把秧拔回来，从而能获得体能。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6 2:06:59编辑过]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8 18:27:17编辑过]
我粗看了一点。
批马？不要乱来吧。
价值是产品交换关系！不交换的产品没有价值关系。
在辩证的或科学的社会主义生产中，个人是他的产品的专有者，他的产品同时又是社会产品的一个直接构成部分。这种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所有的产品关系，所可能发生的交换关系，只是其中的活劳动的交换，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可以同另种同量劳动相交换。
一个是致使人脑残的三聚氢胺，一个是使人明智的真理，相提并论是对欧几里德的污辱。从这里可以看出，方励之先生的课堂笔记做得很好！方励之先生只有彻底清除自己身上的马毒，才能成为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
看来，方励之比你还有些科学态度！！
反人类社会形式，这方面你确实反动。
其它方面好象是不错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8 18:32:41编辑过]
哈哈.
你对你根本弄不懂的东西，就说一句死亡你就胜了。哈哈。
我看你那些东西就不要看了。就跟你上面贴出的东西一样。
这口气特象专门哈哈的某女人.
Ufonba12先生提供了方励之的一段新近的论述，并以《方励之的最新谬论》为标题，要求大家批判。我阅读了方先生和U先生各自的发言，提出了如下初步认识：
一，我看了两位先生的论述，感到惊奇的是，U先生仅仅因为方先生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历史重要意义比之于欧几里德的《原本》，而勃然大怒，他抛开预定的以方励之为批判靶子的标题，转而向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大加挞伐。说什么“《资本论》是使人脑残的三聚氰胺”，说得让我们这些听的人毛骨悚然。可是大家都知道，自从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来，无论是在欧美或日本，马克思的资本论忽然热销起来了，一些著名媒体（包括我们这个人大经济论坛）都有专文或照片报导这件事。U先生是否对此一无所知呢？难道这些老外都是像U先生批评我们自己中国人“思维能力日益退化了”那样，愚蠢得把‘毒药’当营养补品来服用了？？这是我需要向U先生请教的问题之一。
二，U先生在高度评价形式逻辑的同时说：“恩格斯将形式逻辑斥为‘形而上学’”。这是他指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重大罪状之二。可是，让我深感诧异的是究竟U先生何所据而作出这样的判断的？我在诵读马恩经典著作中，有一点印象很深的个人心得，即马、恩两位对形式逻辑学非常重视，尽管他俩的辨证唯物主义学说中，对形而上学持彻底的批判态度，但他们对形式逻辑学非常尊重。读过马、恩的主要哲学著作的人大概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对以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从古典唯心主义到机械唯物主义），进行了一系列严厉的批判后，作出一个历史性的结论：他们指出，由于时代的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由于辨证唯物主义的建立，过去那种所谓的哲学——被认为是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包括一切专门科学的科学——必将被清除而走向终结。但是在马恩作出这样严肃的宣告的同时，他们同样郑重地申明，一向列入于传统哲学领域内的形式逻辑学，恰是应该与新问世的唯物辩证法一起，共同组成人类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而独立存在。这一重要思想在马恩的重要著作中曾多次反复申论。例如，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引论》中（马恩选集第3卷第65页）；在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恩第3卷422页）；在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恩第4卷253页）；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马恩选集第3卷533页）以及在马、恩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马恩选集第1卷31页）等处，都可以看到的。（具体原话，我就不照抄了，请自己查阅吧）），我不知道为什么U先生把批判矛头指向恩格斯之前，竟连这几本最常见的马、恩著作都不翻一下。这种‘治学’态度未免太轻率了吧，是不是U先生也出现了思维能力日益退化的顽症了？？这是我需要向U先生请教的问题之二。
（ 待续 ） 经济求道者 2009-1-9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13 7:59:39编辑过]
与U先生共鸣! 我们宪法第二十四条是迟早都要修改的.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汉语语言的模糊性必然导致思想的模糊与贫乏。连件事情都说不清楚，能期望古汉人有独立人格、能出大思想家？不可能。语言没有说服力，只能用暴力来说服了，从而在中国历史的早期就形成了暴力崇拜和强权逻辑，从而决定了中国人思想的贫乏。
梁启超说：“人世间最可耻的，莫过于服从强权（逻辑），数千年来国人恰恰有这样的恶性，这是中国长期处于专制政治之下而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如果这一恶性不除，直到地老天荒，恐怕中国也不可能出现什么好政治。只要这服从强权（逻辑）的恶性不除，中国将在暴君政治、暴民政治之间回圈不已。”
第1节 形式逻辑是平等逻辑
民主的雅典，辩论是社会风气；因为只有通过辩论中才能发现真理，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把一件事情讲清楚，只有讲清楚才能做清楚，只有做清楚才能做成功。不像中国人不许辩论，谁权力最大谁说了算（强权逻辑的体现），所以，中国人思维能力和说话能力就较差。中国人所以愚昧，是统治者需要愚民；是因为缺乏正确的逻辑思维方式。
最初的逻辑用在辩论中。“辩证法”一词出于古希腊，本意为“对话”；原指通过辩论进行推理论证。辩证法一词，实际上是“辩论法”，即对任何一个概念，都必须经过多方多次的辩论之后，才可能获得相对准确的界定。
苏格拉底不承认任何权威，他指出：我们必须相信人类理性，同时又要提防教条主义。他坚持理性的尊严，不顾一切追求的真理，决不看他人的脸色。他宣称：“真正坚持宣扬正义的人只能过平民生活，而绝对不能参政。”从政必须争取别人的支持，而有权的人和多数人的看法不一定正确。在同一个叫波鲁斯的青年对话时，苏格拉底否定了有地位的人和多数人看法的权威。波鲁斯说：“你已经被驳倒了，因为你的观点根本没有人相信。你可以问问这里的所有人”。苏格拉底回答：“我不是政治家。去年我受宗族的委托，不得不将一个问题交公民大会表决。我笑起来，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怎样去争取投票人的支持。你现在想用雄辩家的办法来驳倒我。在法庭上，雄辩家认为要是他们能找到许多有地位的证人支持他们的观点，而对方只有一个或没有证人，他们就赢了。但这样的办法对于寻求真知毫无作用，因为许多有地位的人也会支持错误的看法。现在所有人，不论是雅典人还是外地人都会支持你。而我只是孤零零一个人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认为正确的讨论方法是不管所有其他人，只要能使我的辩论对手一个人同意我的观点，我就胜了。对你来说也是一样，你要取胜，就要使我这个孤独的反对者同意你的看法。现在你是不是愿意接受这样的考验，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在波鲁斯表示同意后，两人一问一答。苏格拉底不断指出波鲁斯对话中的逻辑漏洞，直到那个年轻人放弃自己的看法，同意苏格拉底的观点。
苏格拉底以“助产妇”的姿态通过“对话法”探究“普遍定义”，促发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就是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亚里士多德说，苏格拉底最大的两个贡献就是“对话法”和“普遍定义”。在回答“什么是美德”时，必须提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本质定义，也就是这个“什么”必须是一个适用于美德的一切场合的概念，而不仅仅是美德的一个实例(“部分的美德”)。苏格拉底引导着美诺一步步推导，先是撇开感性经验的具体例子，然后剔除了那些仅仅构成美德概念的一部分的概念(正义、勇敢等)，直到推出美德是一种“知识”。亚里士多德在苏格拉底的基础上，把定义的方法规定为“种差加属”，即不但要知道美德是一种知识，还要知道它是一种“什么”知识，而且这个“什么”还必须是最近的种差。他说过：“辩证的前提则是对在两种相矛盾的陈述中应接受哪一种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就是说，辩证法的形式通过三个条件来构成：①命题前提必须是两个；②这两个命题必须相互矛盾；③论辩的结果不能是两个命题都正确。这里实际上是指二难推理。
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为帮助人们正确辩论，在前人的基础总结出来一系列的逻辑规律，创立了形式逻辑学。亚里士多德为人们所熟悉的就是三段论的推理方法，而且还确定了不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等逻辑学基本规律。
顾准说：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体系的第一个完整表述者，是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这三条“思维律”的第一表述者。他的逻辑学主要是演绎逻辑——三段论法。三段论有大前提和小前提，据说由此可以推论出前此所不知道的东西（数学中用此法最多，实验科学根本上是凭借观察与归纳法）。可是它要有前提，前提一直上溯，当时并没有推到由归纳法所道出的带有或然性的命题(这种命题，理性主义者认为是可疑的、不足为据的、不是完全的真的，他们要求完全的真的前提)，却还是推到全知全能的上帝身上去了。
形式逻辑为几何学的成功奠定了逻辑基础。形式逻辑与数学相伴生，是人类最早出现的学科，几何学是形式逻辑学在数量上的表达。形式逻辑与数学都是人脑自由创造，不依赖外界而存在。人们可凭借形式逻辑，从欧几里得公理出发，一步步严格证明，诸如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等许多定理和推论来；也可以从牛顿定律进行行星轨道计算和地面上的各种力学计算。事实上，无论是各门科学还是演说辩论，都得符合形式逻辑。
注意：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是同义词。形式逻辑乃是思维本身的规律、规则，是大脑固有的属性。形式逻辑就是康德所说的人类头脑固有的抽象范畴，是人类分析大自然的框架。人类思维只能在这框架中进行，也只能依照这框架去把杂乱无章、千头万绪的自然界理出个条理来。而理性就是人类固有的思维规则，建立科学理论靠的是这套规则，检验科学理论首先使用的也是这套规则。如果一种理论在逻辑上不能自洽，它就不配成为理论。
人类认识客观外界的基本前提是：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由一套规律支配，而这套规律和人类的思考规律是一致的。所以，人类总结出来的规律也必须符合形式逻辑学规律，一旦违反了逻辑规律，便只能视为错误。
http://www.qmhistory.cn/read.php?tid=21494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3-6 16:25:2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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