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称经济学终结（《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而遭遇的抵触与反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只要看看经济学人在干什么，就知道经济学是否到了该终结的地步了。当今世界上活跃的经济学人都在玩政治而不是潜心于经济学术本身。最近一期的《经济学家》使用了一副巴以战争场面图片做为封面，配发的封面文章对正在恶化的巴以局势进行了评述，让人感觉这无疑是一份国际政治杂志而与杂志的名字并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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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陆，茅于轼教授近些年很是活跃。但是，搞扶贫和助学也好，谈人权讲平等也罢，虽说都是正经事儿，却看不出其活跃和“经济学家”这个他用以示人的身份多深关系。国际国内的扶贫慈善组织、人权组织机构都不是经济学家云集的地方，那里的人士也不被人视为经济学家，他们也没有设立什么“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也少见有以经济学家身份的人去那里当义工志愿者。只是慈善机构和基金做得比茅先生大得多，人权领域影响比茅先生广得多的人极少见经济学家。当然，勿以善小而不为，茅先生的这些举动完全可以被人们称为“慈善事业”，基于对人权问题的热心甚至可以赋予茅先生“社会活动家”的称谓。

　　唯有茅先生到国内各个大学演讲时向年轻学子大谈特谈的金钱万能论似乎和经济学有点关联。然而，在这个铜臭味已是无孔不入，人人都往孔方里挤的年代里，茅先生的这种宣教似乎更适宜列为政治思想和人生观念的灌输和教育之类，但不得不承认，在青年一代对“宣教”极其反感的今天，这已显得十足的多余了。那些乐意听茅教授讲金钱万能的学子或许更喜欢去听范美忠讲人文关怀呢。

　　就我这个对经济学还算有点常识的人来说，我真的还说不出茅于轼教授这个“著名经济学家”的名头是怎么得来的，不知道茅先生在经济学的哪个领域或是全盘基础理论上有何独到建树。当然，说茅先生是经济学教授可能不是浪得虚名，从茅先生的一系列文章可以看出，茅教授对经济学尤其是后半生对西方经济学的那套理论还是比较熟悉的，并且和众多的教授一样，都在不遗余力地向中国的民众宣传着这些来自西方却连西方自己的问题都解释解决不了的、冠以科学名义实为政治观点大杂烩的东西。

　　茅先生近些年总是语不惊人誓不休，不知道是否要籍此填补一下自己在经济学理论上的贡献缺陷。茅先生的话惊得骂声迭起，茅先生对此非常反感，对自己深陷愤青包围颇感愤怒，但却不愿闭门想一想自身有何问题。我得先声明，我对茅先生很多言论都不赞同，但在茅以轼先生博客后边跟帖粗俗谩骂的人当中没有我，反倒是我那些只讲理不骂人的署名跟帖不少都让网编给删去了。从茅的文章后边的跟帖骂人的多讲话的少这一点上看，我建议茅先生关闭自己的博客尽量少在网上发表文章，理由是第一，不再招骂，让自己的先人在九泉之下能有个耳根清净；第二，茅先生上了网络的当了，他们明显是在故意利用茅先生的招骂才能和招骂爱好来烘托网络气氛，如果都是文明礼貌讲道理，有几个人看这些枯燥无味的经济学辩论？

　　茅先生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出面说中国人不应该抵制日货，还用经济学的理论如此这般诠释说抵制不合算。这个说法让我这类中国人非常反感。中国人该不该抵制洋货，能不能抵制成功，这完全是另一码事，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发言的权利和机会（当然你可以以一个公民的身份表达）。茅先生主持下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似乎更多关注经济问题之外的国家主权，受到天则盛情邀请讲座的杨小凯教授也曾经以经济学的名义谈论《中国统一之利弊》<A href="http://www.jjxj.com.cn/articles/394.html">http://www.jjxj.com.cn/articles/394.html</A>，在杨看来，中国统一与否从经济学角度看也是可否之间。大概是人以类聚的道理，这些人才能聚在一起。用茅和杨的观点，中国人如何宣泄民族感情、台湾是否统一这些事情值得思考，以此类推，港澳、西藏、东突等等问题都是可以商量的，或者说是可以扒拉着算盘用计算器算一番是否合算的，政治家和国人只需要等待茅杨等人的计算结果就好了。

　　茅先生基于自己对人权平等的认识，总是特立独行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茅先生有没有想过，网上骂你的那些人到底是富人还是穷人？好像应该是穷人而非富人。富人有你为他们代言似乎没有骂你的道理，尽管你不为他们办事（他们那点事情自己办起来比你茅先生还要轻车熟路，用不着你帮忙了）；穷人为何还要骂你茅先生？惟一的解释就是你并没有帮穷人办事，只是言过于行说说而已。

　　人是有价值观念的，而且千人千面，由人组成的社会通常不是按照穷人富人来分的，人们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参与其中，把人简单地分为好坏。人类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本来就是为好人说话替好人办事的。不论富人和穷人都有好坏之分，茅先生难道是好坏不分，也为见利忘义为富不仁的富人说话，为哪些偷鸡摸狗绑票敲诈的穷人办事吗？那么茅先生准备为顾雏军张海之类富人说什么话？准备为索马里海盗办点什么事？如果茅先生已经在要为之说话的富人和为之办事的穷人之前默认冠以“好富人”和“好穷人”的限制，那么说出这种话等于废话，因为合法经营勤奋致富乐善好施的富人少有人说他们不好，同样穷凶极恶穷而失志铤而走险的穷人一样让人厌恶。

　　最近茅教授关于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观点同样让人难以苟同。仔细分析起来，这不过是连西方国家都未曾采取今后也不会采取的完全市场化理论的传教者的又一次表演而已。中国经济学人近些年一直不遗余力在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把市场化推到一切领域。

　　人不可以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用于交换。市场就是交换，交换者需要有支配商品的权力，即私有权是交换者资格的必要条件。故而，市场化就是私有化，完全市场化就是完全私有化。这一点马克思早就说明了。

　　一群以“国家”名义聚在一起的人，如果没有归属国家的东西，国家就不可能存在，而国家的存在一定有其公权力基础和支持这种公权力的物质资源基础。这就是为何在国家分割存在的世界上市场化从来也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深层原因所在。

　　茅在十八亿亩红线事件上面对谩骂的解释是，取消红线可以让土地自由交换，农民可以从这种交换当中获得利益，因此这是一件对穷苦农民有利的事情。这种解释让我想起经济学关于产权的理论。产权理论是经济学界近代热门的前沿，但是，经济学界却闭口不谈产权的政治性，甚至默认产权的原罪问题的合理性。“产权明晰”变成了一种产权瓜分的借口。实际上，那些鼓吹产权明晰的人都清楚，作为瓜分的借口，产权是否明晰不是问题，如何明晰即如何瓜分才至关重要。

　　如果说取消红线之后农民就有了对土地的自由处置权力，等于是承认了农民目前对土地的所有权结构状态的天然和绝对的合理性了，但是这种基于二元城乡体制的土地所有权状态的合理性并非没有问题，只是中国特殊的历史遗留问题，其中问题重重，现状只是一个权宜之态，远没有达到合理的程度。

　　茅先生在反红线的报告中告诉人们，红线的设立和维护都是腐败官僚的行为，是否如此我们可以静待茅先生的举证和揭露，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天则研究所的这个研究报告其实和经济学没有什么关系。“反腐”旗帜一举往往会一呼百应，多数人会支持，但是现在赞同的声音很少，看来可能是茅先生的“红线腐败论”并不能得到多数人认同。

　　茅先生最近的博客对网友担心中国依靠进口粮食能否养活国人的忧虑进行了解释，茅先生此帖没有说为何世界上其它国家具有养活中国人的义务，只是说，如果出现外国对中国禁销粮食的话，肯定是中国人做了对不起全世界的事情，言外之意，只要中国人对得起全世界，全世界就自然会具有养活中国人的义务。难道茅先生不认同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的史学观？难道茅先生不知道中国近一个多世纪来遭到的掠夺、以及掠夺不成便进行的政治经济封锁吗？莫非历史学家应该把中国近代史看作是中国人得罪全世界的历史？这话听起来不像是一个成年人尤其是一个中国学者所言，这种因果报应论调怎么那么像是说四川地震是天遣的那个外国老女人的论调？
　　
　　农业是国之基本的国策已经提了几十年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疑问也不是现在才有。当年外国人惊呼“谁来养活中国”，担心中国会穷兵黩武的时候，茅先生还风华正茂没有成名人微言轻，否则那时由茅先生站出来大吼一声“进口”就可以了。
　　限制粮食出口（或以高价出口粮食），最后倒霉的是需求国的底层民众。现在，欧美国家动不动就对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搞所谓的“反倾销”，直接打击的就是中国的劳动力密集产业，直接扼杀的就是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最终导致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破产倒闭，造成底层劳动者的失业，而这些劳动者的收入主要首要地是用于基础消费。这和在粮食上做文章有什么不同？西方国家今天能这样做，到中国缺粮的时候限制向中国出口粮食还不是轻而易举的选择吗？
　　国与国之间总是处在敌对战争或潜在的敌对战争状态。兵家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茅先生现在提出了一个新的军事原则，那就是兵马将动先去向敌人借粮。或者茅先生眼中根本就是天下太平中国和战争无关绝缘了。

　　土地可以完全私有化自由转变用途，那么森林河流矿山等等就没有可以例外的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声称已经完全市场化的国家如美国、欧盟都有大片的国有土地如国家公园等等，这些国家公园的用途都由法律加以严格限制。完全市场化的理念在这些国家比较深入人心，茅先生不妨先易后难，先去美国劝说把美国的国家公园也私有化，到时候中国人说不定也能去美国买一块风景宜人的公园建个别墅呢。等美国没有国有土地之后，再来中国讨伐18亿亩红线可能成功率更高。

　　子曰：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茅先生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说话倒很是随心所欲，但却不知道中国人的“矩”在何处，屡屡用惊人言论冲撞逾越国人的价值观念之“矩”。国人有一个“老小孩”之说，茅先生老年时代的言行犹如一个“愤青”——不过仅仅是“犹如”而已，因为跟在茅教授帖子后边谩骂的不少人属于是正宗愤青，把他们不齿的茅教授也当作愤青，他们会认为这侮辱了他们的形象。

　　茅于轼屡屡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出来说一些与经济学无关的话语和做一些与经济学无关事情，使人不得不想到其背后的政治力量背景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