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哈佛博士学历风波”，因为个人的风格，陈琳，一个热心我国教育事业的哈佛博士，一个完完整整的学者，被媒体众说纷纭的报道“涂抹”得面目全非。
我忠实地记录下我与他交流的问与答，以期还给读者一个立体的、丰满的、有历史的、有背景的哈佛博士－－陈琳。

“学历风波”后的陈琳

立足协和：“我必须把我的愿望实际化。”

《齐鲁周刊》：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他们是从您被山译百万年薪聘请时知道您，然后又在“学历风波”中熟悉您的。现在，经过包括中央级和地方甚至海外的数家媒体的查证，您的学历真伪已经水落石出，而“学历风波”也可以说已经风平浪静。您认为有关媒体质疑您的博士身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琳：“学历风波”不是什么媒体质疑，只是个别记者的行为,是某些记者有意误导公众。“学历风波”有着更隐蔽的、不为公众所知的原因

《齐鲁周刊》：在这个原因后面，隐藏着媒体和公众怎样的心理（也许是一种比较阴暗的心理）？
陈琳：我认为跟风媒体和广大受众主要是猎奇心态，不是什么阴暗心理。
“学历风波”并没有任何正面和积极的意义。全国许多媒体投入炒作，更是媒体资源的浪费。对此，公众有权发问，这一笔账怎么算?

《齐鲁周刊》: 在您与媒体的对话中，不可否认，有时候您并不是非常积极。那么，您为什么不愿意接受记者的当面采访呢？是对媒体失去了耐心，还是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媒体？这背后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吗？
陈琳: 其实,我九十年代中期回国时, 跟媒体一直有良好的互动。 我当时接触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 文汇报, 解放日报, 新华社, 中新社,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人物杂志, 中华英才杂志的记者。
可是我到山东以后,尤其是'学位风波'以来,事情就复杂了。记者采访的结果常常歪曲了我的意思。 报上说, 我说求证我的学历是'非礼', 而实际上我不可能这样讲,我不但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而且在我的口语里就没有'非礼'这个词。还有报纸说,我说在美国找工作只要用驾照和信用卡就行。我根本不可能讲这种缺乏常识的话。究其原因, 可能是某些记者有意无意误读误传我的话, 把他们自己的理解、曲解和猜测当成我的意思。
从行业要求的角度看, 记者如果是引用我的话, 就必须照抄我的话。如果是转述,复述我的话, 最好让我本人审阅, 以求准确。可某些记者不愿意这样做。
我对某些记者失去耐心, 常常是因为他们理解力有限, 跟他们越说越麻烦。

《齐鲁周刊》: 通过您回国以来的遭遇，您感觉到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主要冲突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琳: 西方人有崇尚理性的传统，遇事分析演绎推理。这种传统贯穿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在对待文凭的态度上，中美就不相同。美国人如果怀疑你的学历，会去做相关的调查，而不会要求你出示文凭。而中国人则希望看到文凭原件，虽然人们通常无法从文凭本身判断真伪。
不过我不愿意把这种差别归根于文化差异。我更倾向于认为这种差异是囿于某些人的能力和理解力。
我许多场合下都说过, 文凭不同于货币。货币的价值就在于货币本身, 所以有必要认真鉴别一张货币的真伪。而文凭的价值不在于一纸文凭本身, 而在于文凭的持有者。所以一味坚持要看文凭原件, 虽然听起来似乎顺理成章, 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和不理智的。因为文凭可以作假, 而且假的可以乱真, 更何况哈佛文凭在济南并不为人们所熟悉。
由于文凭的价值在于文凭的持有者, 所以一个办法是去求证文凭的持有者是否有与其文凭相应的专业能力。要做到这一点, 可以找与我同专业的学者跟我谈谈。可惜的是, 我在山东几个月, 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进行过专业对话。另一种检验文凭真伪的办法是去做相关的调查。在我的特例中, 这类调查已经做出, 包括莫顿教授的信和肯尼迪学院博士项目办公室主任对我的学位和我的照片的确认信。这些现在都是媒体的公开资料。

《齐鲁周刊》：协和集团和您是怎样开始沟通的？当您开始和协和集团接触的时候，他们通过哪些方面认同您的“哈佛博士”身份的？
陈琳: 协和集团董事会并没有要求我出示任何证件文书，但他们已经读过媒体上关于我的所有的相关报道。相信一个理性的人完全可以从媒体的公开资料中得出结论。他们是通过电邮跟我联系的，邀请我主持万达学院的工作。
不单是协和集团，许多机构，许多个人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跟我联系的。他们通过阅读媒体上虚虚实实的报道，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齐鲁周刊》: 您现在在万达的工作怎样？通常怎样来渡过您的一天？
陈琳: 我刚开始工作不久。最近的工作内容主要有以下几项：
1，接受媒体采访；2，熟悉和了解学校的环境和现状；3，制定学院的长期工作计划；4，就成立外事处，网络中心，和新闻办公室等事项提出具体方案；5，通过电邮与海外潜在的办学合作伙伴开展联系，并且通过调研寻求更多潜在的合作伙伴；6，安排本学期的教务教材事项，制订试点班的培养计划；7，具体指导学院网站的制作；8，物色人才，充实外事处、网络中心和新闻办公室的人力。
我上班的一天大部分时间是坐在计算机前渡过的, 起草文书, 制订计划, 通信联系, 调研等都要用电脑完成。不懂的人以为我整天上网, 他们不知道, 这就是一个现代白领的标准办公方式。

回首山译：“我到这里办一流大学的想法简直是天方夜谭。”

《齐鲁周刊》:您在许多场合下称自己为理想主义者,请问,您从金融界转向教育界是否属于理想主义的冲动?
陈琳: 我刚到山东民办学校时,感到与预期中的学校相差悬殊, 不但与我在美国的工作环境有天壤之别, 甚至与一般国办大学的环境设施也有很大的反差。面对这样的现实环境,如果我不是理想主义者, 不是考虑到这就是中国教育事业的一部分, 我是无法在那里呆一天的。

《齐鲁周刊》:您在山译的高薪是否可以多少弥补艰难的工作生活环境?
陈琳:我已经讲过多次,我回国工作不是为了钱。但是百万年薪所带来的社会关注确是有意义的, 因为它可以使我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思索和理念得到传播, 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我曾经讲过, 我可以无酬为中国的机构工作。 在此我不妨再重复一遍:如果我的工作有意义, 环境合适, 我可以无酬到中国的学校、企业和政府部门工作, 一切有意向的机构都可以直接跟我联系。我的电邮是:drlinchen@post.harvard.edu。

《齐鲁周刊》：也许正是因为您在山译的遭遇，在您的“学历风波”渐渐平息的时候，又有人对学历与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反思。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
陈琳：近年来由于大学迅速扩招, 导致持文凭者的人数迅速增加, 学历和能力脱节的现象日益严重。 我碰到过许多大学毕业生，他们的文凭与能力脱节相当明显：学外语的，不能讲一口差不多的外语，写不出一段没错误的文字。我到中国各地，住在四五星级酒店，所见到英汉对照的说明，英语部分基本都是错误百出，据说都是由很专业的人士写的。学美术的不会摄影；学中文的写不出一篇得体文章。学工把微积分忘的干干净净。我见到的许多人，除了所谓专业外，几乎一无所知，而所谓专业知识也是很肤浅。

《齐鲁周刊》：您讲的可以说是这种反思的背景。那么作为世界名校的一个毕业生，您觉得这种反思有其合理性吗？
陈琳：同是学士，同是硕士，同是博士，其能力可以有很大的差别。有幸的是，在这鱼目混珠、良莠不齐的大环境下，我们仍然有据可依，有章可循。这就是名校学历。在中国，我们基本上可信赖北大清华这样学校的正规毕业生；在国际上，我们可以信赖哈佛、斯坦福这样世界一流学校的毕业生。不是说每一个清华北大的毕业生都比一所二三流学校的任何毕业生强,但统计上看,北大清华毕业生在专业能力是远超过二三流学校的毕业生,否则北大清华将不成其为北大清华。对哈佛也是一样。
本人所持有的哈佛大学管理类博士学位, 在整个20世纪, 哈佛大学只授予一个中国人，它的意义非同寻常。如果有人质疑我的能力，那实际上是在挑战一代或几代中华儿女的智慧和能力。



教育理念：“我们的大学缺乏发现选拔和培养顶尖人才的机制。”

《齐鲁周刊》:您长期在金融界工作,回国后改行做校长。请问您做教育管理的优势在那里？
陈琳: 笼统说起来有三方面的优势。 一是知识结构上的优势。我有比较广泛的知识结构。 现代综合大学的学科设置非常复杂，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管理科学、法学，甚至包括医学农学等。一个大学的管理者拥有比较广泛的学术背景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对主要学科的发展、现状和相对重要性有整体的把握。第二个优势是专业对口。我虽然学的是政府管理，不是教育管理，但二者有许多相通之处。专业管理人员作管理工作，是国际上盛行的一种用人模式。相信中国以后也会在这方面逐渐与国际接轨。第三,我在西方顶尖大学学习工作多年，全面了解西方大学运作方式的各个方面, 这对我从事教育管理是宝贵的一手经验。

《齐鲁周刊》：在山译宣布对您解聘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您曾经说过，您也许更应该到北大、清华去。那么在与山译分手后，您与北大或者清华联系过吗？
陈琳：我不主动联系任何学校，我希望他们请我。无论我在山东的第一个学校还是现在的万达学院，我都是“应邀”而不是“应聘”出任院长一职的。请注意“应邀”和“应聘”的区别。

《齐鲁周刊》：您刚刚提到了“世界一流大学”。最近几年，国内许多名牌大学都在规划怎样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并因此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陈琳：一流大学的指标很多，我认为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我指的是能获得诺贝尔奖、菲尔慈奖和图灵奖等科学大奖项的、领导科学技术潮流的大师。中国大学的毕业生，如果能有十个、八个获得这些大奖，那全世界就会刮目相看，自然差不多是世界一流大学了。中国大学要创一流，可以先从培养世界一流人才开始。因为培养人才相对容易, 成本小, 尤其是理论方面的人才。中国有众多的人口, 假定人类的资质天赋服从正态分布, 那么中国应该有许多秉赋优异的学子。中国本土之所以多年来没有出现象杨振宁、霍金、纳什这样的杰出人才，问题就出在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大学必须引进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 建立让顶尖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这正是我试图要做的。

《齐鲁周刊》:您多次表示希望帮助中国大学创世界一流,帮助中国大学培养诺贝尔奖得主。 有人质疑您的说法的可信度。他们认为您自己也没得过诺奖,怎么能声称要培养诺奖得主?
陈琳:我多次讲过某些网友某些受众缺少理性,就是这个意思。许多诺奖得主大学时的老师或校长都没得过诺奖。我没得过诺奖, 但是我管理的学校可以为秉赋优异天资聪颖的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让他们得到良好的训练, 让他们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掘, 成为未来的诺奖得主。
诺贝尔科学奖的得主，尤其是那些理论领域作出贡献的得主，和其它科学大奖的得主, 基本上都是一些天才型人物。他们有非常优异的天赋。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大学里得到很好的培养和训练，潜能被充分发掘，为日后在科学上作出杰出贡献打下良好的基础。
中国大陆本土没人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大学。我们的大学缺乏发现选拔和培养顶尖人才的机制，我们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也不利于顶尖人才的脱颖而出。有些天赋极好的学生，在大学里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培养和训练，无法脱颖而出，错过最好时光，最终泯为凡人。

《齐鲁周刊》:能不能请您具体解释一下。
陈琳:比如,我们的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就限制太死。一个班上的学生都上同样的课，大学四年，年年如此。实际上一个班的学生虽然在考分上差不多，但在潜能上资质上可能有很大的差别。 中国大学的班级的设置从行政上和生活管理上看可能有必要，但它却意外地成了一些优异学生的学业发展的障碍。这一个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
美国的大学， 至少就我所知道的哈佛和斯坦福等大学, 就没有中国大学意义上的班级。每个学生所选的课都根据他的水平兴趣因人设置。“因才施教”这一古老的中国教育理念在美国发扬光大。
除了课程设置上，在具体的课程的教学方法上，我们的大学也有问题。我们的课程通常都以一本教科书为准，读完就没了。而在哈佛斯坦福等学校的课程都不是以一本教科书为准，而是布置大量相关的阅读材料, 有深有浅。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那些天资聪颖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以多读多看，以至于很快就能够进入本学科或者本领域的研究前沿, 脱颖而出。
不要忽视中美大学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的差别， 正是这些差别遏制了杰出人才的成长，使得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失去迅速发展的机会。 对他们个人来说是一个遗憾。从宏观角度看，就是中国本土至今不出诺贝尔科学奖得主。

留学经历：“我被人大大低估的历史已久。”

《齐鲁周刊》：有评论说，对山东来说，您就像一位“空降”博士一样，因为您的思维方式跟人们眼中的学者有很大不同。您的父母都是做何职业的？在你成长的道路上，他们是如何教育和支持你的？
陈琳：我的父母都是普通人,教过书。他们对我并无特别的教育。
我一向生性超脱，知我者极少, 也因而也常常被人低估。 德国前总理科尔在回忆生平时说过，他一直是在能力被人严重低估的情况下谋生的。我时常想，科尔身为一国总理竞抱怨能力被人低估，那我应该为我的处境喊冤叫屈了。我被人大大低估的历史已久。
人与人之间的全面了解很不容易的。只有在同一平台上, 能力相当的人才能够互相理解, 互相欣赏。 而物理上的近距离, 甚至血缘关系都无助于人们之间的了解。所以, 很久以来, 我都不去刻意寻求人们的所谓理解。

《齐鲁周刊》:您讲父母对你的人生教育没有什么特殊的影响，那么您性格的形成受什么影响最大？
陈琳: 我从小喜欢阅读, 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特别是那些伟人的传记，令我爱不释手, 尤其是青年马克思、列宁和拿破伦的传记。这些传记对少儿时代的我有极大的影响, 奠定了我日后行为浓烈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我也喜欢马克思最喜欢的那句格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我总是铭记列宁的那句话:"只有用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才能够成为共产主义者。" 我还喜欢巴尔扎克的那句名言: “拿破伦用剑不能征服的, 我将用笔去征服”。我自幼追求博学、卓越、出众, 就是因为这些教导已经进入我的血液。


《齐鲁周刊》：以您这种性格，在国外读书期间，是否遇到了生活或学习上的困难？您是怎么克服的？
陈琳：实际上,我性格中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与西方的崇尚自由、鼓励创新的人文环境吻合的很好。 我的母校－－哈佛和斯坦福－－都给了我全额奖学金, 使我在读书期间, 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困难。我从来没有起早贪黑为生存打工, 没有住过地下室的体验。在学业上、人际关系上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困难要克服。
讲到人际关系, 我比较喜欢西方人开朗的性格和彼此尊重的心态。在美国,尤其是在大学校园里，两个陌生人相遇可能会谈得很开心。而在中国就可能不同, 相遇的陌生人彼此猜疑。关于我学历的这场闹剧之起因也在这里。
我非常怀念我在斯坦福和哈佛的日子, 现在看来可以用“黄金时光”来形容。我回国做教育管理, 也希望我们的学校能借鉴这些世界一流大学的校园文化, 裨益于中国学子。

《齐鲁周刊》：博士毕业后，您在美林证券、美联储、对冲基金等工作，能不能请您讲一讲那时的工作情况？
陈琳：美林证券是我在哈佛毕业前去的。金融机构宏观地听起来很辉煌, 但你深入进去做具体工作就是两码事。我这人的性格浪漫飘逸，而具体的工作总是呆板机械，周而复始。所以我常常感到不适应。我的不少同事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卡片，上面写着：“你今天赚了多少钱？”他们每天下班之前都要问自己这个问题。而我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这使得我失去了在投资银行长期呆下去的理由。我不适合长期呆在金融机构做具体的工作，所以在美林的时间不长。
金融这一行当很特别, 很多事情什么人都可以做, 没有准入门槛。当你看到那些退伍军人转业或者高中肄业的交易员因为做了一笔成功的交易而春风得意地在旁边走动时, 你会觉得有失落感。
当我从哈佛毕业时, 我就决定不再加盟投资银行, 尽管当时主动找我加盟的机构有不少, 包括除摩根斯坦利外的六大投行。

《齐鲁周刊》：但您最终还是进入了美联储－－又一家金融机构。这里面有什么故事吗？
陈琳：美联储是中央银行,不是普通的金融机构。我从哈佛毕业时,决心已定，准备回亚洲去香港的一所大学。他们已经口头承诺我。可是后来这所大学突然变卦, 说他们不准备招了(华人社会就有这个诚信问题) 。于是就去了美联储, 并且告诉它们我在适当的时候仍然会回亚洲去。
我到美联储是想学点中央银行的经验，以便以后回国工作把这一套借鉴过来。在美联储时, 我曾经两次代表官方会见来自中国的代表团。美联储和美林证券不同, 员工水平高, 同事几乎清一色的美国名校博士。工作压力小, 人们没有把钱挂在嘴边。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已经程序化，缺乏挑战性。美联储的工作很轻松，使得我有机会将我的博士论文扩展后出版。

《齐鲁周刊》：那么为何又要进入一家对冲基金呢？这同样是金融机构。
陈琳：我在对冲基金的情况有显著不同, 那时我投入一部分资本，成为合伙人, 做风险管理策划, 不介入太具体的运作。我们的公司是一家离岸金融公司, 在海外注册。在公司建立的初始阶段, 涉及许多国际金融的法律法规政策, 使我了解到许多过去不了解的东西。但我对这些事情也没有长久的兴趣。
在美联储和基金公司之间, 我还在新加坡的大学教过书。新加坡的工作是很轻松的，每周只讲四到六个学时的课, 使得我有大量的时间对海、内外金融业提供投资和风险管理咨询服务, 也为后来与人合伙组建公司打下基础。 新加坡大学的职称当时是沿用英制, 毕业不久的博士都是讲师。我离去之前的几个月, 学院的职称改成美制，并且准备将我晋为美制的副教授, 但我无意续约。

我在十年内换了四、五个地方, 是我的性格所然。 我总是在追求变化, 在迎接挑战。这种性格使我在读书时, 每换一个学校就换一个专业。毕业后, 总是在做性质不同的工作。一直到最近, 来了一个更大的转变,回国从事教育管理。一般人会觉得我的选择不可思议, 我的这种不断追求的性格由于不为多数人理解和接受,常常为我带来麻烦。’学历风波’的起因也部分与此有关。人们看了我的学历和工作经历, 会觉得不可思议, 怀疑之心由此产生。所以, 有时候我倒是希望自己简单一点。

婚姻人生：“有情人也未必要终身相守。”


《齐鲁周刊》:不知您是否结婚？如果结了，能谈谈您的感情经历吗？比如二人是如何相识、相知、相爱的？她是做什么工作的？在事业上对您有什么支持？如果没有结婚，也可以谈谈您的情感经历及爱情观。
陈琳: 我结婚和离婚过两次。 最近一次就是在去年, 这使我变得比较自由, 也就能够多回国走动。我们都是一见钟情型的, 一相识就相爱。我相信纯粹的爱应该是一见钟情的。我们后来分开, 并不等于我们当初的相爱和结合是草率的。我的前妻都是做艺术类的工作。她们都是非常出色的女子, 但对我的所谓事业并没有直接的帮助。

《齐鲁周刊》:您觉得两次婚姻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陈琳:一次善始善终的婚姻并不是失败的婚姻。有情人也未必要终身相守。

《齐鲁周刊》：在您这些年的经历中，您觉得最让你高兴、遗憾、难过的分别是什么？
陈琳：没有什么事最让我高兴。
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上大学读了理科, 而不是美术。 其实最合适我做的事情就是画画。 我在绘画上有很高的天赋, 一上来就对形体和色彩有准确的把握, 轻而易举，超越了少儿画的特征。可惜, 我考大学时, 由舆论导向, 进入理科, 终于积重难返。如果我继续画画, 就可能在很年青达到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那样的成就。我的生活也会单纯和开心的多。＜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script src="https://pagead2.googlesyndication.com/pagead/show_ads.js"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script＞＜/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