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2-19 | 陈志武呼喊国有资产股份分给公民一年多后，张维迎也跟风

陈志武呼喊国有资产股份分给公民一年多后，张维迎也跟风。

再过几年，维迎不会又向全世界宣布他是国有资产全民股份化的创始人吧？

大家眼睛要睁开：1980年代的双轨/鬼制本来是华生一伙人提出，张维迎在2006年便正式宣布他才是双轨/鬼制的发明人。维迎以为他人都已经死了瞎了。

 

搜狐博客 > 陈志武 > 日志 2009-02-16 | 该将国有资产股份分给公民、实现“全民所有”了

　　该将国有资产股份分给公民、实现“全民所有”了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访问教授

　　2009.2.14. 刊登在《经济观察报》

　　从2008年初开始，我就在许多场合呼吁中国国有企业资产的“民有化”，并且分析了这样的政策对拉动民间消费、促进社会公平、转变中国“国富民穷”不均衡模式的好处。尤其在经济危机的时刻，让公民个人直接拥有国有资产更是最佳的政策选择。在此之前，崔之元提出过要国有企业给公民分红的倡议，但我以为，如果不真正把国有股份、国有产权落实到每个公民手中，并以此改变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仅仅分红是很难有效果的。只有把财产权的所有者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才能使中国老百姓变得有底气,并享受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2008年7月，我提的一个具体办法是，在全国和31省市分别成立国民权益基金，共32个，把全国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民，各省市的基金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市公民少分”的原则进行，以此完成民有化改革。

　　根据一些研究机构前几年做的估算，到2006年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在50万亿元左右，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所有国有企业账面资产加在一起是2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约79万亿元人民币。而民间到 20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金融资产总值是21万亿元。这意味着，国有资产是城镇居民金融财富的三倍多，这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不协调、老百姓从经济增长中分享的好处少、经济模式难以转型的根本原因，这种局面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最近，很高兴地看到，对我的民有化改革建议和理由，越来越广泛的共识正在逐步形成。邹恒甫、谢国忠、张维迎等从不同角度谈到类似的建议，上海一位政协委员正式提出了专门提案，设计如何率先把上海的国有资产实现民有化。当然对于我的民有化建议，也有很多质疑，为了避免一遍遍的解释同样的问题，我想就几个质疑做一个集中回答。

　　第一个，很多人关切，你这个建议听上去挺好，但政府是什么态度？会接受么？在政治上民有化能否被接受？

　　我想这确实是国情，如果管理层不推动，事情会难以办到。除了给社保基金划拨一些国有资产股权之外，将剩下的注入公民权益基金均分给老百姓，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也是下一步十分关键的改革，得到政府的支持无疑极为重要。所以，在过去一年多，和体制内外的朋友有过许多交流，总体上都赞同。

　　首先，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政治上应当能接受，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历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不是政府所有的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差别在于，以前没有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身份、名字具体落实，所有者是虚的、缺位的，而我建议的是通过设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个人手里，把“全民所有制”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最后的一步给走完，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体落实。

　　正如2009年1月13日邹恒甫在其博客说，“资产股份的人均分配和所有方式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论证的资本发展社会化的必然结果”。他接着说，“中国经济的主体（国产）本来就应该是十三亿人民人均平等所有。把它们按身份证人均所有或把它们的利润按身份证人均分配都是社会主义的最普通的常识”。也就是说，把本来属于全民的财产还给全民，符合社会主义初衷。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那是非常好的政策主张。只是在国家拥有社会中的主要资产、大多数老百姓没有个人产权的情况下，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从哪里来？把国有资产通过公民权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本质上是为十七大政策打下基础。

　　所以，从上述几方面，我看不出民有化改革在意识形态上存在什么障碍。

　　其次，尽管一些国有企业占据垄断资源，利用垄断向社会高收费，也享受了那么多优惠政策和银行贷款，甚至得到纳税人的财政补贴，但这些年来，它们没有给“全民”分红过。从这个道理上，现在也是通过民有化给老百姓回馈过去的付出的时候。

　　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我们做教授的人，我的首要责任不是先考虑政府会不会采用，而是通过自己的研究，讲清楚这样做的好处，讲清楚如果不进行民有化改革又会怎样。我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通过研究分析，认识到这是下一步中国持续增长的关键性改革，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福祉。当然，这几十年来，政府决策变得更加开明、对人民负责，比如我过去一直提，与其政府花钱，不如直接给老百姓发钱。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有给市民发红包，发消费券的举措，也让人感到今天的中国在进步。

　　第二个问题，民有化改革在技术层面有没有操作障碍？

　　操作起来比想象的肯定要复杂，但是，今天的银行、证券与基金管理行业能够有条不紊地服务好几亿银行客户、一个多亿基金账户、几千万证券投资者账户，处理13亿公民权益基金账户，不会有问题。户籍管理、人口统计现在做得很精细，每个成年公民有一个身份证号，都是能找到的。

　　至于国有资产到底有多少、在哪里？这些细节可以弄清楚。除了中央国企、地方国企外，还有像大学、医院、中央和地方各行政与事业单位的企业、资产等等，除了部分划拨到社会保障基金之外，都应该归入公民权益基金。这些并入的资产价值可以慢慢评估核算，但精确的评估不重要，因为分到老百姓手里的是公民权益基金股份，让他们自己、专业评估机构和投行去评估吧。各级国资委系统在过去数年中，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把属于国家的企业和资产理顺了许多，打下了基础。我们现在要做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国资委的转型，把它们过去代表政府管理的全民资产转变为代表全国公民管理的资产，把国资委转变为国民权益基金。

　　从一开始，我比较理想化地提议一次性建立全国公民一人一份的权益基金。考虑到各地的情况有所不同，也为了有试点推广的空间，这一思路后来有所调整，也就是，可以先从省一级开始实验，甚至从地市级开始，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可以先由地方国资委操作，把地方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分给这个地区的公民。至于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比如宝钢，虽然在上海，可是是全国人民的钱办起来的，所以大部分还是要放在全国国民权益基金的篮子里。这样一步步来，先从产权归属没有争议的地方国企开始办起，逐步把全国的国有企业资产都装进不同级别的国民权益基金之中。

　　唯一的遗憾是，假如我们设定一个时间，以某个时间作为截止，在此之后出生的中国公民就享受不到民有化基金的股份了。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会显得不够公平。不过，这总比现在老百姓谁都享受不到国有资产的好处要好，而且他们的父母享受到了这些财产，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会从侧面分享到其中的福利。

　　第三个问题，假如把国有企业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分给每个公民，会不会像前苏联那样，老百姓不知道股票的价值，转手就低价卖了换酒喝了？这样会助长社会不公正、促成寡头的出现？

　　关于俄罗斯的情况，许多存在误解。俄罗斯的结局恰恰是私有化不彻底所致。1992至1994年间，俄罗斯最初的私有化是政府给每个公民分发面额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凭证可购买企业股票或入股投资基金，也可有偿转让或出卖，数以千百万计的俄罗斯人成为了股民。这之后，因为通货膨胀，一些民众为了生计出卖了私有化券，暴富者和经理们乘机廉价收买，私有化证券向他们手中集中。但这部分的比例不是很大，而且也因为当时的俄罗斯人对有价证券还没经验，没有买卖过任何股票，以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不值钱，所以，很容易就卖了。

　　俄罗斯的私有化之所以广受诟病，问题主要出在1992-1994年私有化过程中，许多重点国企40%左右的股权继续由政府拥有。于是，改革之后，这些企业本质上继续是国有控股企业，亏损仍然严重。到1996年时，这些企业财务危机又出现。

　　当时，俄罗斯面临总统选举，叶利钦要连任。而此时经济形势不好，企业普遍经营不善，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少。政府想的解困办法就是“以债换股”，也就是，让一些个人给国有企业贷款，同时由国有股份作为担保：如果企业在几年内不能还贷，放贷的个人就自然接手国有股份、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在实际操作上，虽然也有招投标，但内部交易严重。少数人放贷给企业后，再和企业管理者合谋造成企业的经营不善，无力还贷，从效果上迫使大量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落到了私人手中，由此产生了一些财富寡头。这种做法有点像国内前几年搞的国企MBO。

　　所以，俄罗斯出现的财富寡头不是私有化券所致，而是后来的“以债换股”、当初私有化不彻底所致。

　　而捷克的情况就不同。捷克也是发行私有化券，将所有国有资产平分给国民，公民可以直接购买公有企业股份，也可以向投资基金投入私有化券，成为基金股东。基金用私有化券购买国企股份，获取投资回报，然后再向投入私有化券的公民分红。捷克的私有化很彻底，没有留下国有股份，也就没有留下任何诸如“以债换股”的后遗症。在捷克，私有化后，并没造就俄罗斯那样的寡头局面。私有化转轨完成以后，捷克成为东欧继波兰之后第二个经济复苏的国家。

　　可以看出，俄罗斯的问题不是因私有化券所致。中国目前的国有制实际上是官权所有，国有制成为少数人控制社会资源、进行权钱交易、瓜分国有资产的借口。在这种体制下，人民名义是所有者，实际上根本无法行使所有者的权利，既没有对国有资产的使用、管理和分配的发言权和监督权，也无法从国有资产的增值中获利。

　　但是，正如上面谈到，我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有化，不是俄罗斯意义上的私有化，而是要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中“全民”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落实。是要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让每个人都成为有产者。

　　中国今天搞民有化，比当初俄罗斯、捷克的条件要成熟很多。俄罗斯、捷克的老百姓当时对股票、债券、基金股份的价值完全没有认识，也没有任何实际操作经验。我1986年在国防科技大学工作，当时学校强制教师每月买国库券，工资的一部分直接以国库券的形式发放。我当时对有价证券毫无认识，认为它没有价值，等同废纸，所以随手就给了别人。我当时对国库券的认识和态度大概和俄罗斯、捷克人对私有化券的认识和态度差不多。

　　但现在，中国的情况不同了，中国老百姓全民炒股，基金账户有一亿多，大家对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的认识已经比较充分，市场监管的问题虽然很多，但监管架构已经具备，有18年的经验。要搞民有化，中国人比当初的俄罗斯人、东欧人有经验得多，至少不会出现拿民有化基金股份换酒喝的情况。

　　我想把这几点理解清楚，对于民有化最主要的顾虑应该可以打消了。

　　以前，我们总难理解，中国为什么要“保8”、要8%的GDP增速才放心？这是因为老百姓感受到的GDP增速和实际的GDP增速是两回事，因为在国有制之下，民众没有多少资产性收入，他们主要或说完全靠工资生活，而资产升值和财产性收入主要进入国家手里、不能转换成民间消费增长的动力。所以，现在的国有制抑制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也就抑制民间消费需求，进而，经济增长只能靠出口带动。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生产已经不是问题，但造出来的东西由谁来买，这才是增长的瓶颈所在。以前中国造的东西卖给别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但现在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减少，内需不足问题尤为突出。而且即便没有全球金融危机，也由于世界多数人已经用上了中国商品，以后要大幅扩大出口也很难。所以，中国经济从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已经迫在眉睫，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就必须改变目前的所有制结构，把国有产权中属于每个人的那部分产权分给个人，让老百姓分享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增加国内的民间消费需求。 

分享 |  评论 (172) |  阅读 (10253)  |  固定链接 |  发表于 09:00   张维迎跟风 2009年02月09日14:59 [我来说两句(1)]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搜狐财经 张维迎高西庆激辩：中国高额外汇储备能否分给百姓

　　搜狐财经讯 在近日召开的2009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经济学家张维迎和中国中投集团总经理高西庆就外汇储备能否分一部分给老百姓展开激烈争论。

　　张维迎：国家财富应向国民转让，一半外储应分给百姓

　　张维迎认为国家财富应该向国民转让，国有上市公司股票和外汇储备应分一部分给老百姓，来达到财富效应。

　　张维迎说：“我们国家现在有太多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利用这个危机我们要推动改革，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回一部分分给老百姓”。现在国有资产是15万亿，国家持有70%—80%，如果拿出40%就是6万亿，财富效应非常重要。

　　对于近2万亿国家外汇储备，张维迎建议拿出一半来分给居民。他质疑说：“为什么政府持有美国债券，而不是老百姓持有美国债券？”“如果将政府持有的美国债券给老百姓，让中国人都变成美国债券的持有者，这是一件好事”。张维迎说。

　　按照张维迎的这两个建议，我们可以由此推算如果6万亿国有资产和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分给百姓，那就相当于分给中国每人1万元人民币，这是一个很大的财富效应。

　　张维迎还建议，这笔财富可以根据收入水平来分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两份，城里人给一份，或者富人给一份，穷人给两份。

　　张维迎认为拿出国家所有的财富分给老百姓，不仅短期来讲可能引来财富效应，长期来讲，可以减低国家的运行机制，从此收入分配的差距可以大大缩小。

　　高西庆：中国不能把外储分给老百姓

　　对于张维迎的建议，中国中投集团总经理高西庆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说：“中国不适合把外储分给老百姓。”

　　高西庆解释说，中国政府一旦把储备分给老百姓，麻烦就大了。第一反对这样做的可能就是美国人。高西庆表示，过去几年深有体会，每次在动外汇储备的过程中，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美国人就非常紧张。然后立即对中国采取行动，我们很快就处于不利地位。

　　他举例说，去年9月15号到20号发生了很多事情，当时中投只是动了几十亿美元，所有的美国财政部联储都紧张起来。为什么美国会紧张？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动摇信心，“信心有所下降，大家都会吃亏。”高西庆说。

　　按照美国的解释，中国现在拥有巨额的美国债券，对美国经济的危险如同一颗原子弹。如果中国政府在市场上抛售美国债券，美国的美元收益立刻掉到零，什么都没有了。

　　美国方面的原因只是高西庆反对张维迎的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是，推行张维迎的建议，工人和农民工很可能会把钱存起来，而不会去消费，谈不上刺激经济。

　　张维迎：一半外储分给百姓和国家方向不矛盾

　　尽管观点受到中投集团总经理高西庆的质疑，张维迎依然坚持国家财富应向国民转让，应该将一半外储分给百姓国家持有的美国债券。

　　张维迎认为如此多的外汇储备不应该完全由国家控制。张维迎计算，外汇储备相当于GDP的50%，拿出其中的一半就是1万亿美元，我们国有企业只要拿出40%，就是6万亿人民币，而政府仍然控股，仍然是政府说了算。这两个加起来一共是13万亿人民币，相当于每个人手里1万元钱。平均到每个家庭，按照五口之家计算就可以分到5万。“这是多大的财富效应啊？”张维迎如此感叹。

　　至于财富转移的技术性的问题张维迎认为也很好解决。“医疗费都报销，我们都有户口，按户口发就可以了。”张维迎表示，这种做法与我们国家能够做的东西毫不矛盾，而且是有好处。

　　张维迎说，现在国家所有的力量一动都不能动，本来老百姓分散持有的美国债券，有人想卖有人想买，但你卖就外汇储备减少30%—40%，因为美元都往下掉，所以最糟糕的就是中国所有的能量聚集在一个人的手里。

搜狐博客 > 陈志武 > 日志 2009-02-06 | 教育官本位，学术造假闹丑闻，如何成创新国家？（转帖《太阳报》） 标签： 论文  丑闻  浙江大学  学术造假 

教育和科研经费的国家垄断，只会逼着学界、学者也行政化、官本位化。

试想，过去朝代时期的中国，老百姓拥有自己的财产，自己的土地和山寨。如果你有骨气，你想学术清高、坦荡做人、不去媚上，你真还能做到，因为在你靠自家土地有吃有喝的情况下，你犯不着去向官要饭吃。你也犯不着通过作假发论文、出“汉芯”，以便骗取国家研究经费、骗取职称。当国家研究经费差不多是获取研究经费、从事科研的独木桥时，各种欺骗就不再奇怪了。

当然，我们会说，过去，有土地和资产的人可以享受这种独立、保住自己的人格。那么，对于那些没有地、没有资产的人呢？他们是否也能享受到这种独立？第一，在那种制度安排下，社会中至少大多数人能够选择独立，因为大多数人有土地和财产，而不是像这些年几乎所有人是无产者，几乎所有人都必须靠官；第二，那时，没有财产的人，至少有机会通过奋发获得私人财产，不用担心被“割资本主义尾巴”。

从这个意义上，过去30年的民营化改革、私有经济的兴起，其意义远远超出经济增长本身，使人们的生活选择不只有一条独木桥。教育经费、科研经费终于在逐步多样化，政府不再是唯一的资金来源，尽管非政府经费的途径还很窄、受到的管制也很紧。学人的选择空间也多样化了。当然，这也包括，在政府手中掌握的经费来不来就是几百亿、几千亿的情况下，有些大学教授们会控制不住地也想去捞一把，作假也行！

请往下看。 ---- 陈志武，20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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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报/ 中国学术界又爆出丑闻。浙江大学一院士课题组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涉嫌数据造假、一稿多投等学术腐败行为，这些论文已经被国际期刊撤销。据统计，该课题组涉嫌造假论文目前已被发现十四篇之多。

论文本来已发表，现在又被撤销，这说明造假证据确凿，已成定论。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明明已是铁证如山的学术丑闻，却没有人出来为此道歉，更没有人出来承担责任.

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基本学术规则，一旦论文被证实有造假、抄袭、剽窃等行为，所有的作者都必须共同承担责任，不论是名牌大学校长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只要论文中有署名，都必须引咎辞职。

科学无国界，学术研究必须遵循通行的国际规则，但作为中国名牌大学的浙江大学对此事的处理却令人大跌眼镜。浙江大学竟然发表声明称：论文造假全是某博士后个人行为，其他作者并不知情。这样一纸声明显然是把责任全部扣在了这名无权无势的博士后头上，其他名头更大的作者则安然无恙。

这样的声明，显然是苍白无力的。很多国际学术界人士指出，这些论文涉及的造假行为，绝非一人所能为，必定是集体行为。而且，如果造假丑闻没有被揭露，其他作者是否也照样将这些论文，列为自己的科研成果呢？

纵容诿过助长歪风

很显然，如果丑闻没被揭露，这些人不但以此为资本去申请课题，索要经费，捞取更多利益，还可以装点门面，到处招摇撞骗。和很多行业一样，中国学术界也是对自己有利的，就要遵循国际惯例，对自己不利的，就要强调中国特色。(

这起丑闻不过是近些年来频频爆出的学术腐败的又一个案例，而浙江大学这种处理方式也是中国大学的一贯手法，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但这种丑闻的处理方式和对学术造假的纵容、对科技创新的创伤，却是难以治愈的。

科技创新是国家振兴的基础。过去多年，中国学术界一直抱怨科研经费少，个人待遇低。最近几年，随尠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政府每年投入的科研经费不断增多，不但没有换来相应回报，大学却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中，患上了富贵病，染上了造假风。

大学教授的金钱收入疯长，但能力、学问却不长，每年炮製出的无数论文和专着，大部分都沦为文字垃圾，毫无价值。最新统计显示，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已经与美国相当，但中国科研水平是否也与美国相当呢？这实在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学术界存在的浮躁风、造假风，与有关部门拙劣的管理能力密不可分，正是这些部门严重违背学术规律的管理方式，急功近利的考核模式，使得弄虚作假者如鱼得水，使得脚踏实地者难以生存。这种风气在搞乱学术研究的同时，也使创新国家成为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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