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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25

把过剩产能转变为社会公共财富

    当前中国的经济困境是产能过剩与债务危机的叠加,属于典型的经济周期表现。主流的经济学认识为供需不匹配,需要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要去过剩产能、提供有效供给、大刀阔斧地去僵尸、要创新创业。

    下面举一下一些网友评论。

    “过剩卖不掉,就是没有完成商品生产周期的产品,有什么利润可言。过剩之所以可怕,是因为过量的过剩,企业主投入商品的资本无法收回,再生产无法进行,社会生产循环将产生埂塞。”
    这个观点很有代表性,即对商品的卖出没有做深入思考,没有将货币的流通闭环起来。只看到商品从产出到卖出这一步,没有继续追问货币从投入到回收整个宏观过程,因此,不能理解货币的系统性约束。把市场的需求与企业的货币投入割裂开来,没有分析需求实现的方式有国债、企业债、消费债、竞争对手补偿、顺差补偿等,只是视为一个取之不尽的黑箱。

    “从某种意义上讲,产能过剩的实质是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的。因为大多数普通百姓是想消费,但没钱消费。做为大多数弱势企业来说,是想买好设备、好技术、引进好人才等,但却没钱进行技术改造进行产品更新换代。”
    产能过剩的实质并非是贫富分化造成的,在自然经济时代,地主雇佣工人,获得产出剩余后,为自己享用或储备,工人获得工资,可以生存,有贫富分化,但再生产可以继续下去。但是,在商品经济中,由于资本家有借贷,产出剩余必须卖出去以还本付息,但最终需求却只有消费需求,必然发生实物利润过剩,货币利润不足。

    可以把市场主体划分为资本家与工人两大主体,资本家贷款雇佣工人生产,获得生产剩余,工人用自己的工资买回自己生产的产品,然后工人之间再进行交换。可见,交换分为两类,第一类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也就是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之间的交换。第二类为工人与工人之间的交换,也就是消费需求与消费需求之间的交换。在自然经济时代,第二类交换占主导,因为地主几乎没有货币性贷款,生产剩余为自己享用,不必卖出,问题只在于消费需求之间成比例,否则将无法完成,这就是萨伊定律与马克思讲的按比例生产。但是,该类交换矛盾市场可以自行解决,因为某一类短缺,价格上涨,会吸引地主们增加产出供应; 反之则减少供应,最终使整个社会获得平均收益。而第一类交换矛盾在商品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因为资本家有了借贷,他必须将剩余产出卖出去,才能还本付息,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上的需求已经没有了。

    我们要做的不是倒退到自然经济,因为分工与交换的发展已经不再允许,但它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启示,即消除外生的货币的债务性。
    后面两句是对的,即过剩是钱的问题。

    提高全要素产出效率,本质与去产能一致,因为其结果就是提高自身竞争力,把货币利润的实现转移到竞争失败者身上,让其破产倒闭,也就是去产能,淘汰僵尸,但这势必导致失业增加,从而减少了消费者收入,进而消费需求减少,只能产生新的失败者与僵尸,最终,        企业数量越来越少,直至最后剩下一家竞争力最强的企业,此刻,已经没有失败者为其提供货币利润了,无法支付贷款本息,只有倒闭,这就是大萧条,死寂状态,零均衡。

    市场的另外一种解决方式是借贷,即国债、消费债、企业债,可以保持再生产的短暂进行,但债务必然越积越高,最后不堪重负,债务泡沫破裂,归于起点,这就是加杠杆、去杠杆的经济周期,它的本质是债务拉动。

    另外一种方式是顺差拉动,即战后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金砖五国等后进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由于生产要素价格比母国低廉,母国通过产业转移获得低成本优势,返销母国,获得顺差,而本国通过外汇占款方式获得了货币利润,使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同步,从而形成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

    但该模式的缺点也很明显,本国通胀、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国民福利损失,而累积的顺差债权只是纸上富贵,逆差国无能力偿还,本国也不愿意还,因为一旦还了,势必使本国失去了货币利润,经济增长停滞。逆差国则产业空心化、长期通缩、债务高涨。

    新宏观主义的储备需求解决方案为央行购买准公共品,即重大专利、艺术品、勘探成果、高速铁路通行费、清洁空气费等,相当于向社会征收了铸币税,社会成员当然有权免费使用。

这些准公共品推动了科技进步、资源储备、环境改善,降低了生产生活成本,促进了供给数量逾与质量的优化,它把用于生产空置房地产的生产力转移到社会公共财富上,解除了货币对生产力的约束,是人类的经济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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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5 10:43:44
关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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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5 12:01:01
楼主是我佩服的学者,默默耕耘,默默奉献着自己的才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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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6 18:31:31
佩蒂斯谈供给侧改革:唯一出路是需求端与债务偿还再平衡

本文来源于华尔街见闻 2016-01-26 08:39:39

文 / ;王世娇

近日,北大金融学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迈克尔·佩蒂斯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供给侧改革是否有助于中国?》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到,对于中国来说,若要避免经济转型出现阵痛和破坏性,最好的办法就是重新设计和实施供给侧改革,以应对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以下是华尔街见闻对佩蒂斯文章提炼的精华观点:

任何一项重要的改革,都应着眼于促进家庭收入的快速增长,或者致力于偿还债务。值得注意的是,财富的转移和供给侧改革是完全可以兼容的,不过关键还是在于这项改革是如何规划的。

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并不是因为其增长模式已经过时,而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失衡状况已经达到了系统性的极限。在过去的快速增长时期,增速远高于预期;而在经济紧缩时期,增速远低于预期。

另外,中国经济必需在去杠杆和加杠杆之间进行转化,考虑到增加债务是中国促进经济增长的唯一方法,去杠杆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增速放缓。

快速增长的债务能够暂时缓冲增速的放缓程度,不过最终只会加剧未来的放缓,并且经济转型很有可能会出现破坏性。当然从历史上来看,每一次经济出现爆发式增长后,都会出现意外的艰难调整期,中国也不例外。

如果要将经济调整的成本降至最低,并且严防经济转型出“岔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加速需求端和债务偿还的再平衡。债务成本总是直接或间接地由特定行业来承担。如说,债权人承担违约成本,储蓄居民承担通胀成本,工人承担经济崩塌和高失业率的成本。如果拖延太久,就会出现无法预料的状况。

对中国来说,如果想要降低债务风险的爆发,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地方ZF承担债务成本,也就是让地方ZF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清算资产来偿还债务,并且将地方ZF的财富转移到家庭部门,进而增加居民的财富。偿还债务和增加居民财富是衡量任何一项改革成功与否的两个指标。

中国ZF通过实施提高生产力的改革方式,来解决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虽然看起来是很好的理念,但是这一理念忽略了降低经济调整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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