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p><p> </p><p>  目录：</p><p>  一．方法论问题</p><p>  二．价值基础和价值尺度</p><p>  三．资本生产力</p><p>  四．边际效用与价格</p><p>  五．时差利息论</p><p> </p><p> </p><p>庞巴维克，是我们所要考察的诸多经济学家中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位。他为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追捧，但更为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诟病。他以其敏锐而缜密的思维接受、修正和整合了魁奈、斯密、萨伊和门格尔等人的价值理论，从而在这个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至今那些后来者对之尚难以企及1——他几乎使价值理论至臻于完善的境界。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透过那耀眼的光芒而在其中发现了些许黑子2，对此我们必须指出以使真理得到澄辨；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误解与攻击，逝者是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对此我们也绝不能坐视以使真理继续蒙尘。本章的任务，就是在介绍庞巴维克的价值理论并指出某些不足的同时，针对其一些论敌的观点为其进行必要而合理的辩护。</p><p> </p><p>一．方法论问题</p><p>庞巴维克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们，常常指责其在方法论上存在着种种错误，并称其价值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是，如果我们对之进行仔细的分析就会发现，错误的恰恰是那些反对者们。至少就价值论而言，他们与庞巴维克在方法论上几乎是截然对立的；与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的那种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相较，庞巴维克的方法论则更是辩证乃至唯物的——尽管他并不这么标榜。</p><p>庞巴维克在讨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错误时指出，认为除商品体的使用价值之外只有一个属性——即劳动生产物——是错误的。因为作为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从需求方面来说还有一种稀少的属性。他问道：“价值的本原为什么不能存在于这些共同属性之中，象存在于作为劳动生产物的属性之中一样呢？”3[1]314</p><p>马克思的追随者为之辩护说，马克思从来就不曾用共同属性来说明价值，而只是以劳动这一最本质的商品属性，来揭示价值的根源及其本质。他们认为庞巴维克说这些共同属性决定商品的价值，就等于使价值成了各种毫不相干的因素的综合，从而价值本身成了不可捉摸的东西。[2] 310</p><p>应当说这些辩护者在继续马克思的错误的同时，误解了庞巴维克的意思。对于庞巴维克而言，这种决定价值的东西并不是指商品自身形成的原因或根源（当然他并不排除之），而是指这种商品的原因或根源的价值尺度——惟有经过这种价值尺度的衡量，商品的价值才能确定下来（后面我们将要谈到这个问题）。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拒绝对商品的有用性进行现实的考察，而却以其自身形成的原因为其价值基础，以其存在形式为其价值尺度。从而以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证的方式来说明商品价值，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态度来面对各种效用理论。</p><p>布留明在反驳庞巴维克的价值决定于边际效用的观点时认为： </p><p>“边际效用是确定每个财货的价值的工具。但是，关于包括在某储量中的所有财货的使用价值在同一时期均等的论点，必须以该时期具备完全不同的具体的消费条件为前提。为了使该储量的所有财货都用来满足最后的需要，这些财货应当同时通过最不同的方式消费掉。但是这只有在我们把具体消费条件抽象掉的场合下才有可能。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要求具备完全一定具体条件的效用的主观说明也抽象掉了。”[3] 145</p><p>人们的效用评价是依据各种条件来进行的，这个条件显然包括储量与我们的关系。但是，这个效用实际发挥作用时，是处于一个个别的消费过程；而我们对商品的价值评价，却是一个社会过程。后者的这个评价过程是可以从总体上来把握的，但是消费过程作用于我们的感官却是直接地、逐步地进行的，二者根本不是同一个评价体系——布留明恰恰把二者混为一谈。各消费者根据生产者的要价、供应状况和商品的自然属性来形成自己的效用评价乃至边际效用评价，4并以此来调整消费水平。对于有着众多生产者及消费者的市场而言，这种调整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个人的还价过程，最终的市场价格就是形成于这样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在一定的消费过程甚至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最后一件商品；而对于整个市场而言，由于供应与需求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从而并不存在着与消费者的意义相同的那种最后一件商品。这也就是说，边际效用只是个人的社会评价，而不是统一的社会评价，而个人的这种评价最终通过需求量（包括生产者的供给量）的调整而决定了商品的价格。因此，所谓边际效用决定交换价值（价值），既不需要使所有的财货都来满足最后需要，也不存在把具体消费条件抽象掉的必要。这意味着，边际效用对于交换价值的决定并不是直接实现的，而是通过供求关系间接地获得表现。这正如维塞尔所说的：“决定着交换价值的，是在边际效用上表示出来的需求和供给。” [4]95</p><p>正因为直接的消费过程会有这种体验，所以人们才有了对现有数量下的效用评价。显然，如果生产者在既定成本下所提供商品的节奏与消费者的消费节奏是一致，那么价格就是稳定的。否则，不是生产者必须接受低价，就是消费者必须支付高价——垄断者恰恰就是这样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了这一点。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每一个商品都对应着一定具体条件——这是一个特定的时间过程。这也就是如上所言，只要这种对应关系不变，5或者只要这种对应关系能够不断地重复，则价格就会不变。</p><p>布哈林在对比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与庞巴维克的资本概念之后指出：</p><p>在马克思和庞巴维克之间，“存在着基本观点的完全对立。大凡马克思作为基本特征划分出来的该范畴符合历史事实的东西，庞巴维克都将其视为历史因素的抽象。大凡马克思作为人们的一定历史关系看待的，庞巴维克都认为这是人对物的普遍形式。” 6 [7]49</p><p>我们知道，马克思事实上是认为资本具有一种本能，即获得剩余价值；用他的话说就是用资本“自己不变的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8]260这意味着，如果这种资本不能够剥夺别人的劳动，那么它就不能够叫做资本——这便是资本的历史性。关于所谓剩余价值理论的荒谬性，我们在马克思那一章里就已经证明了。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资本概念的荒谬性——把一种虚假的或不确定的东西视为事物的本质特征并以之为定义项。</p><p>与之相对应地，他还说：“价值现象也具有历史性。甚至如果承认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是正确的，并力求从‘主观价值’即从几个人的估价中算出价值，那也应当注意这样一种情况，即在现代‘生产者’的心理和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者的心理中（尤其是在‘坐在小溪旁的那个人’或在荒原挨饿的那个人的心理中），具有完全不同的材料。现代资本家无论是产业资本的代表者还是商业资本的代表者，都对产品的使用价值完全不感兴趣：他借助雇用的‘人手’仅仅是为利润而‘工作’，他感兴趣的只是交换价值。” 7[7]50</p><p>显而易见，如果资本家们果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几乎看不到他们对这个社会的积极意义了——虽然这同样为庞巴维克所忽视，但他却并没有忽视消费者的效用评价本身（这正是他的矛盾之处）。在此，资本家成为了整个市场上的万能的统治者——他们不仅仅是雇佣劳动者的上帝，而且也成为了消费者的上帝。然而我们知道，商界有句名言叫做“顾客就是上帝”。如果一个生产者不关心消费者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他将如何获得他们感兴趣的交换价值呢？如果生产者不打算如研究自己的需要那样研究消费者的需要，那么市场营销学、消费者心理学、消费者行为学所讲述东西的岂非只是骗术与占卜而不是科学？</p><p>资本家的确关心交换价值，但是，他们必须首先关心使用价值，从而关心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而自从人们懂得为别人生产开始，这种关心便超越了之后的一切历史形态。生产者如果不能站在每一个消费者个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他就不会获得交换价值。任何一个生产者，如果不能从微观上把握顾客的需求，那在宏观上就注定是要失败的——市场细分战略其实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p><p>现代消费者行为学的市场细分理论指出：“细分研究旨在发现特定消费群体的需要和需求，在此基础上向消费者提供特定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10]43而这种细分的依据，涉及到地理、人口、心理、文化等等各个层面。这种划分越细，那么就越直接地接近我们个人。</p><p>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著名管理专家彼得斯和沃特曼为我们提供的一些他们的见解及他们对一些经营者的相关理念的介绍：</p><p>“在最佳公司里，顾客现在已闯入企业的每一个领域，包括销售、制作、研究和会计等等工作，其范围之广泛和热情之高涨，是令人鼓舞的。一个十分简单的思想现在已深入人心。企业的一切成功，都有赖于销售，因为销售至少暂时地把公司和顾客联系在一起了。我们通过研究发现的关于顾客问题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最佳公司是真正接近顾客的。”[11]216 </p><p>“我们听到的外界对于这种通过服务接近顾客的理论的最好的分析，是第一花旗银行黛娜·内梅罗夫于一九八零年做出的。她向十八家企业进行了调查……正如我们反复发现的，这种有效的注重顾客的方针是从高级管理部门那里开始的。内梅罗夫干脆把这称之为‘为顾客服务的政治才能’。……有许多公司，则把最佳服务当成了首要目标，以服务作为最高目标。他们说，‘利润自然会随之而来’。”[11]228-229</p><p>“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主要管理者副经理阿奇·麦吉尔，以前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他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把内容广泛的服务标准和他所说的‘着眼顾客’（真正着眼服务）明确地区分开来。他说，后者是指‘承认每一个人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所理解的服务’。”[11]233</p><p>“波音公司在《远见》这本书中谈到它从一个主要是依靠军事订货的公司令人惊奇地转变为一个主要为商业性质的公司时说，‘我们试图建立一支以顾客的需要为主的队伍。我们逐渐地认识到，如果要把自己的公司成功地办成一家商业性的企业，那么顾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1]234</p><p>“我们发现，那些通过开拓特殊市场的做法去接近顾客的公司有以下五个基本特点：（1）制作工艺巧妙；（2）善于制订价格；（3）市场分类较好：（4）重视为顾客解决问题的方针；（5）为搞好区别对待舍得花钱。”[11]255-256</p><p>好了，我想我们的例子够多了。就商品经济本身而言，它是历史的产物，但就人的需要形成特点以及人们对需要的安排而言，它是自然的产物，从而它必然适应于一切历史阶段（这里至多只有人们明智水平的差别）。那么，价值理论研究以个人为出发点，就如生产者以顾客为出发点一样，与其说它服从于历史的规律，不如说它服从于永恒的规律。只是，那种纯粹的鲁宾逊式的个人安排，我们不以之为价值权衡，但它一定是效用权衡。</p><p>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认识到，尽管整个社会是生产的机体，但这种生产却是以需求为导向的。他们持有一种狭隘的生产创造需求的观点——从而其显而易见地逊色于萨伊的那种被人们所误解的生产创造需求的观点，8前者的生产是一种自然属性的使用价值生产，而后者的生产是一种效用生产。尽管马克思并非没有认识到需求（或者说需要）对生产的影响，但是，他却不恰当地在这个问题上滥用了辩证法原理，从而在指出二者之间存在着同一性的同时，还认为生产实际上是处于支配地位9。布哈林把马克思的相应观点奉为圭臬，批评庞巴维克在经济分析中，把生产放在了一个次要的地位，而把对经济主体的消费、需求和愿望放在了首位。</p><p>布哈林首先承认：“没有消费就不会有生产，这是毫无疑问的：需求总是经济活动的主导动机。但另一方面，生产对消费产生最决定性的影响。”[7]54他随后又说：“马克思将这种影响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因为生产创造用于消费的材料；第二，因为生产决定消费的形式和消费的质量性质（Werise）；第三，因为生产创造新的需求。”[7]54-55</p><p>这里出现了一个矛盾的叙述，既然需求是生产的主导动机，那么怎么能够说是生产决定消费的形式和质量呢？不错，从表面——如果谁愿意也可以说是从宏观——上看，情况的确如此——生产者生产的就是这样，你不要生产的产品就没有东西可消费；但是，消费者会因为这种被“决定”了的形式和性质，而放弃积极的评价吗？如果没有彩色电视机的生产，人们的确也只能消费黑白电视机；没有优质的电视机，人们也只好消费低劣的电视机——当初那些物质匮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状态倒与之蛮相合的。然而，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即有彩色电视机，又有优质的电视机，黑白电视机的生产者还能够“决定”人们的需要吗？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这里，过去的客观性并不等于现在的客观性；宏观的必然性并不等于微观的决定性。10而为什么会有破坏这种生产的决定性的因素出现呢？就在于人类的探索精神与发展的必然性，它最终使得那种不合时宜的生产归于无效。人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种生产的历史条件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刚刚还是形式上决定性的东西，转眼之间就被彻底地决定了；而只有在人类的进步凝固于某一历史时刻之时，那种事实上被决定的外在事物才能够成为人们不得不接受的决定者。毫无疑问，历史总是在向前发展的，所以，所谓决定者其实总是在被决定着。因此，在形式上是生产创造了需求，而在本质上则是需求引导了生产。</p><p>还有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认为：价值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物，它反映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他们从此见解出发来指责庞巴维克的主观价值论完全抛开了社会生产关系，从孤立的个人的主观心理或消费欲望出发来研究价值，否认价值是一种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范畴，从而完全歪曲了价值的本质。</p><p>要确定这种反驳的客观性，我们必须要首先确定价值的本质。我们知道，马克思认为价值是人类劳动在其产品中的单纯凝结，而这种凝结与人类的劳动形式无关。仅此一点，我们就可以说那种对庞巴维克的指责是无力的。因为显而易见，不管是孤立的生产，还是社会生产，这种生产本身，无疑都要产生一种劳动的耗费。所不同的只是，前者的不同的劳动耗费没有通过社会关系从而商品交换而获得一种同质性——这是一种满足生产者自己需要的劳动。换言之，只要我们不能把不同的劳动置于一种社会关系的比较过程中，这种劳动就不能取得一种社会形式——这一点，我们在马克思的那一章中已经指出了。</p><p>而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商品交换价值对于生产者的一个意义在于，它可以使凝结于商品中的劳动获得一种直观的表现，从而与生产者所投入的各项成本一起成为一种继续生产的指南——显而易见，人们由此可以确定一种利益（效用）最大化的生产。而对于孤立的生产者而言，尽管人们不曾为其生产的产品赋予一种交换价值的概念，但他却无时不刻地在按照上述原则行事。他总要对不同的产品生产为其带来的满足程度进行比较，进而他总是要把劳动投向使其获得最大满足的方面。任何一个普通的消费主体，绝不会把最大满足系于某一特定的消费品上，而是系于许多可能得到的消费品上——如果可能的话。既然人的生命体不是系于一种物质或事物而存在的，11那么他的需要必然也不会是系于单一的消费品。从而人们绝不会因为生产的某种产品数量本身而使消费主体获得最大满足，而只是其生产得恰到好处才能使消费主体获得最大的满足。那么显而易见，这种满足水平的评价只能是系于消费主体的体验，而不会是生产者的劳动本身。从而那种为取得最大收益的生产者的劳动只能去努力地适应人们的需要，而不是决定人们的需要。那种生产决定消费的观点不过是来自一种错觉，生产决定的只是产品，而不是需要。需要缺少某种具体性，但却不乏规律性；而现实的生产由于技术的限制恰恰缺少这种规律性，只仅有某些具体性。人们昨天可以生产出液晶电视机，今天生产又生产出等离子电视机，但明天能够生产出来什么则很难说。而人们今天获得了对等离子电视机的满足，明天具体需要什么虽然同样很难说；但是，人们肯定需要是一种音质更逼真、画面更清晰、质量更稳定、价格更低廉等等的视听载体。这便是消费者的需求规律——没有任何普通的个人可能例外。他们很少有具体要求——那是技术问题，他们更多的是规律性要求——那是人的存在问题。试问，有先于人的存在的生产吗？</p><p>那么这也就是说，劳动总是有一种强烈的适应消费主体的目的性。这种劳动不管是为了满足别的人需要，还是为了满足生产者个人的需要，只要它现实地使需求主体获得了满足，那么就是有一种有用的或积极的劳动。二者的区别仅在于满足的范围或对象不同，从而评价这种有用性的主体不同——如果我们仅仅考虑一种马克思式的有用性，那么连这种评价主体都是不必考虑的。</p><p>这样，价值的本质就在于：一，它是人类劳动的凝结；二，它的载体可以使主体获得某种形式的满足；三，这种满足的具体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价值劳动的形式的多样性。对于孤立的个体生产，尽管没有交换价值这一概念，但是，不同产品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却是存在的。如果我们抽去这种比例关系的社会性——即从所有的产品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这一角度来考察，那么，我们看到的便只是不同产品中所凝结的劳动的比例关系（这只是一种直观）。毫无疑问，任何一种无论是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条件的改变，都有可能同时改变这种比例关系——这不管是对个体生产还是对社会生产而言，都绝无例外。这样，社会交换关系的出现，不过只是主体生产的内外部条件的改变的结果，它不能改变劳动从而价值的本质。所不同的是，在新的情况下，一方面对生产方向的把握更加困难了，但另一方面人们的福利或满足水平却提高了——然而这恰恰就是劳动价值论的内在逻辑。</p><p>这样，当交换价值的概念仅仅意味着一种商品间的比例关系时，那么所谓的价值则不过是可以通过这种比例关系而获得表现，12它不会因为这种交换关系尚未形成而否定其自身的存在——因为是前者建立于后者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相反。那么这也就是说，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价值。因此，在价值问题尚不能够得到清楚地说明之前，建立于其上的任何问题也不能够得到很好地说明。13一切个人的心理规律从而需求规律，就是一切人的心理规律从而需求规律。而对于社会生产而言，生产者对一切个人需要的满足，就是对社会需要的满足。我们可以说，从个人出发而进行的价值研究，具有无可置疑的客观性，它是整个社会心理规律从而需求规律的缩影。</p><p>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把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看成了一个静止不变的历史片断；从而只看到了一定技术历史局限下的人们对既定生产所提供产品的被动接受，而没有看到人类的发展会把那些抱残守缺的曾经的所谓决定者抛弃。另一方面，他们还完全无视人的自然存在对生产的规定，从而把生产看作了人的需要的决定者——这是一种存在对意识决定的滥用。生产是意识决定的产物，而意识从而需要首先是自然决定的产物。正是基于此种见解，他们浅薄地把有条件的生产看成了无条件的生产，从而先是排斥消费者的地位，进而也就排除了任何个人的地位。于是，一切从消费者出发的理论，在他们眼中便成了个人主义的和功利主义的。</p><p> </p><p>二．价值基础和价值尺度</p><p>我们已经指出，之前考察过的诸作者对于价值基础和价值尺度的区别或是混淆不清或是语焉不详的；这种区别直到通过庞巴维克的阐述，才日益清晰起来——尽管后来的人们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在庞巴维克看来：</p><p>“一件物品的价值，是由现有的同样的一些物品所能满足的一切需要中、最不迫切的那一具体需要（或部分需要）的重要性来衡量的。”[5]167</p><p>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物品的价值决定于它的边际效用量的真正含义就是：效用只是一种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尽管这其实是一种表象，而不是最后的原因。正是这种区别，才能够使人们在理论上清楚地看到商品生产的目的从而这种生产的价值意义究竟系于何处。那么，商品价值的基础是什么呢？</p><p>庞巴维克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种迂迴的生产，而这种生产方式比直接的方式能得到更大的成果。那么很显然，在庞巴维克看来，商品价值的基础是系于生产而不是效用，从而所谓主观估价则是一个什么是价值的评价尺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什么是价值的基础的问题。</p><p>只是，这种生产对于庞巴维克而言，并不仅仅是意味着劳动者的劳动，而同时还意味着资本或自然力的作用。庞巴维克认为，资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生产要素，因为它本身是在自然和劳动的合作中产生的——它是二者的一种中间产品。如此看来，似乎资本并不是生产的，但是，庞巴维克还这样说道： </p><p>“虽然我们把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归因于自然和劳动，资本本身是否有生产力的呢？当然是有的，从生产性这个意义非常含糊的词汇的几种意义上说，14它都是有生产力的。首先，资本是‘有生产力’的，因为它在财货生产中有自己的目标；其次，资本是有生产力的，因为当迂迴而有利的生产方法的开始的时候，它就是完成这种方法的有效工具；最后，资本是有间接生产力的，因为它使采用新的可以获利的生产方法成为可能。然而，在一点上它却没有生产力，即按争论最重要部分关键所在的意义来讲，资本并非具有独立生产力的。” [5]127</p><p>如果我们要是认为庞巴维克这里的意思是认为资本没有在人的支配之外的生产力，那就大错特错了——尽管这是十分正确的。庞巴维克不过是在说，资本并不具有可以与劳动和自然相提并论的生产力。在他看来，把结果与原因并列而亦称之为生产要素是不恰当的，而“唯有自然和劳动自始至终从事消费品的生产。” [5]123</p><p>这样，如果我们不考虑庞巴维克关于独立的生产力的见解，15而仅仅就他所指出的诸方面的生产性而言，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价值的基础有三个，即劳动、自然和资本的生产力。16毫无疑问，这里的劳动绝不是任何人的劳动，而仅仅是普通劳动者或者说是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否则，他在这里的见解就会产生内在的矛盾。17</p><p>那么，又是什么在决定着效用从而边际效用呢？答案是：“它是需要（want）及供应（provision）之间的关系决定的。”[5]176然而，需要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个问题也许在庞巴维克看来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他只是在无意中指出了如下几点，即：这是与人们收入水平、财货的性质和用途、个人禀赋及性格、人们的利己动机和外界制度等因素有关的。他还指出：在交换中，“虽然利己动机几乎总是少不了的，而且几乎总是突出的动机，但在价格交易中，往往还有别的一些动机混杂在一起；这些动机，如人情、风俗、友谊、虚荣，或外界制度的影响，如政府税制、工会规律、工资评议等等，将使价格向另一个方向移动，即向不同于完全受利己动机支配时所采取的方向移动。”[5]205-206显而易见，这些动机都是影响人们效用评价的内容，而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是确定最后效用的一个原因。</p><p>关于供应方面的因素在边际效用评价中所具有的地位，他则特别明确地指出：</p><p>“有一点必须说明以免误会。我绝不是否认‘取得的困难’或‘生产的劳动量’对供需的关系，从而对边际效用的高度，最后对价值量的关系，可以是，而且事实上经常是一个重要的第二级的决定性因素。不过，这个决定性因素仅在我的理论中所指出的那种方式和限度内发生作用。另一方面对……唯有取得的困难本身是价值的最后的普遍的决定性因素和尺度这一更为广泛的论点，我只能加以极其强烈的反对。”[1]231</p><p>这也就是说，他在把生产劳动仅仅看作是价值的基础之一的同时，也明确的把这种劳动仅仅视为影响边际效用评价的因素之一。正因如此，他才指出，生产所能作的，不过只是生产财货本身罢了；人们根据预期的供求关系来组织这种生产，以期通过对消费者欲望的满足来获得价值。</p><p>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那些稀少物品如，雕像、古画、陈酒、土地和专卖权等的价值问题。劳动价值论的捍卫者为此则祭出了价值规律的法宝，指出雕像、古画和陈酒等往往都是按高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卖的，而土地和专卖权则根本不是劳动产品从而没有价值；他们甚至还指出连人的名誉、良心和地位也是可以买卖的，而这些的有价格的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这样，庞巴维克的观点就不能构成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反驳。</p><p>关于雕像、古画和陈酒等的价值问题，以及土地的价值从而土地所有权的价值问题，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了，这里不再赘述。而对于专卖权的价值问题，我们知道，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曾给予商人们一种排他性的经营权——商品专卖权。西斯蒙第指出，商品专卖权一开始被认为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从而它其实相当于一种捐税。且不管西斯蒙第对此的看法如何，针对这里的问题我们所要说的是：任何一种形式的专卖权的实现，国家从而相关人员都必须付出一定的努力才有可能。因此，专卖权的买卖，绝不是没有其价值基础的。至于说一国的某种形式的专卖制度是不是有利于这个国家的，从而是不是一种毫无积极意义的捐税（包括其数额是否合理），则是另外一个问题。</p><p>现代社会还有一种商品专卖权，那就是商人通过生产企业的授权而经营其品牌商品。对此我们要问：这种品牌的形象的形成，是凭空而来的么？人们为什么不可能为普通品牌付出专卖费用？人们又为什么对那些知名品牌青睐有加从而使不同品牌的价格有所不同？而又是什么原因能够使一个企业的品牌价值，在几乎一夜之间由数亿元化为近于乌有呢？——比如那个 “三鹿”的情况即如此。</p><p>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困难，事情的关键在于人们是否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试问，我们能够说一个知名品牌的创立与劳动无关吗？由此，人们获得品牌专卖权从而从中获得的相对较大的利益，不是建立在品牌创立者的一定劳动的基础之上吗？</p><p>关于人的名誉、良心和地位可以买卖的问题。其实，我们只要看一看名誉与地位对社会的意义是什么，情况就很明显了。良好的名誉是社会对一个人的积极评价，而这里的地位显然一般是属于那些为国家有某种贡献的人们。而不论是这种名誉还是地位，正常情况下无不是人们自觉努力的结果。对于个人而言，损害或放弃一种名誉或地位，同样是基于主体的某种行为。一个人如果出卖地位，他将不再享有那种经过努力获得的地位的相应利益。18一个人如果出卖名誉，必是要做出有损于这种名誉的事情才有可能；购买者并不是需要这种名誉本身（他几乎无法通过购买得到），而是要主体所做出的有损于这种名誉的行为。同样的理由，出卖良心者也不是因为有人要购买良心，而是要购买在人们看来是丧失良心的某种行为。由此我们看出，交易的双方总会获得自己想要的利益，而这种利益总是基于当事者直接行为的结果。如果这种交易是基于欺骗和抢劫，那么这种交易本身就是非法的——这是没有相应的价值基础的；如果这种交易虽合法律但却为社会道德观念所不齿，则对交易双方而言，就不存在对相应行为作为价值基础的否定。</p><p>由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出，庞巴维克并不否认商品具有价值基础，只是这个价值基础在他看来除了劳动之外还有其它内容。而劳动价值论的捍卫者们则既不知道前面所提到的东西实际上是存在着价值基础的，也不知道这种价值基础恰恰就是人的劳动。当然，他们更不理解价值基础与价值尺度必须是不同的事物。</p><p> </p><p>三．资本生产力</p><p>庞巴维克认为财货效用是通过物质服务产生的，他借用门格尔的观点指出，只要对资本存在需求并其是稀少的，那么资本就具有效用或对于资本的支配就可以取得利息。但是，庞巴维克却不理解这种对资本的支配就是一种劳动，他反对门格尔把对经济财货的支配看作是一种经济财货即认为其本质上具有某种有用性的看法。19他认为这是“门格尔把还没有从别的方面得到解释的剩余价值‘具有者’（bearer）的存在，当作当然的事情。”[1]214显然，庞巴维克不理解——或者说他不愿意明确地承认20——没有人的支配行为，物质的自然属性永远也不能使人们的需要获得满足。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他才认为：“就令从法律观点上看来，所有权是最重要的事，可是从经济观点上看起来，所有权却是次要的。”[1]186由此庞马巴维克必然要产生一种矛盾的见解，即：一方面要否定所有者对资本支配活动的经济意义，一方面最终又必须把财货的所谓“经济的独立性”所带来了利益归诸所有者。21</p><p>应当说，不管我们获得某种满足的手段的存在形态如何，只要我们获得这种满足，那么该手段就具有一种有用性。如果我们作为借款人，一定量的资本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我们却没有相应资本的所有权从而没有对它的支配权时，有人把这种所有权的一定时期的一定的支配权22的所有权交给我们，那么使这种权利为我们所支配的行为本身对我们而言就是有用的——没有后者，我们就得不到前者。康芒斯对于企业家或所有者劳动从而所有权对于社会的有用性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p><p>“私人所有权对社会有一种服务。那不是由于生产，而是由于生产的调节。调节的工作总必须有人来做，或者由共产主义的限额或者由资本主义的私利。这种双重的意义可以上溯到魁奈和所有的正统经济学家。它混淆了效率和稀少性的意义。若是工程师本身不顾下跌的价格，任意地继续生产，控制工程师的企业家就会下命令限制这种商品的产量，并且尽可能改变方向，生产其他不在跌价的商品。如果农人发现小麦的价格下跌，而猪肉的价格上涨，他把他的劳动力从种麦转移到养猪。他生产肥猪，可以供给一种比较迫切的需求，生产小麦，只供给一种较小的需求。这实在是一种对社会的服务，如果做得好的话。……精明的企业家或所有人是‘生产的’，意思是说他们调节生产，适合于价格变动一般所表现的供给和需求。可是，科学家或工程家是生产的，其意义在于扩大人类对自然力的控制，不管价格。”[14]304-306</p><p>康芒斯明确地指出了企业家或所有者与工程师或者说普通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劳动的区别。就一个企业或者如康芒斯所说的一个“运行中的机构”23 而言，他们一个主要关注的是为谁生产、生产多少和什么时候生产；一个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生产、如何提高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换个角度说，他们一个主要是与消费活动打交道，一个主要是与生产活动打交道。</p><p>对于物或财货的支配行为，归根到底就是使其自然形态成为能够满足我们需要的形态；但是，这种形态变化并非一定是物理的或化学的而完全可以是法律上的。法律上的便利与物的自然形态上的便利于我们一样重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它是商品经济社会的一种先决条件。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私有权的确定，人类社会绝不会发展至今天这个水平。而实现法律上的便利同实现物质上的便利一样，都需要人们付出努力才有可能。而事实上，每一种物质财货的形成的同时，在政治社会对它的所有权也同时形成了。在每一件产品中，都已经包含了我们为所有权的保证而付出的努力；只是，它太不容易为人们所察觉了，它为财货的自然形态所掩盖。也正因如此，人们才很难理解对于已经完成财货的自然形态的支配行为的积极作用。</p><p>如果说资本所有者获得财货的目的是为了自己需要的满足，那么现在这种借贷关系的确立，使之成了直接为别人需要的满足。现在所有者一方面暂时失去了财货本身，另一方面也永久地失去了其生命中一定时间上的相应的满足——这是所有者行为的结果。而对于整个借贷关系的评估，其积极效果是对于每一个人都应是有利的。那么，我们怎么能说这种支配行为，不会是某种形式的财货呢？24现在除了它的存在形态之外，它具有财货的一切特征。</p><p>在借贷关系中，资本所有者的借贷活动，通过借贷者的行为而获得了直接的和间接的评价。直接的评价在于借贷者对资本所有者的活动的认可，间接的评价通过借贷者的偿还或获利能力而由社会进行——因为显然，如果借贷者最终证明没有这种能力，那么则至少说明资本所有者在相当程度上所借非人，从而与社会需求未然完全吻合。显然，社会需要一方面是借贷者方面的需要，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的需要，资本所有者通过满足借贷者的需要而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庞巴维克显然忽视了借贷活动的这种客观性，而只注意到了借贷对象或借贷对象所代表的物质财货的自然属性所具有的客观属性，并且这种属性具有“经济的独立性”。[1]178</p><p>因而庞巴维克指出资本支配的价值——如果有的话——包括在资本本身（事实上是资本前财货）的价值以内，所以，对资本的“暂时支配不能象门格尔所说是与财货自身价值并存的一种独立价值的具有者。” [1]215</p><p>显而易见，庞巴维克的这种见解混淆了财货的自然形态与社会形态。把资本视为全部由所有者生产出来的并不困难，这与把企业的最终产品视为生产者出来的原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产品生产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我不是在说最后的资本是一种一次性的全新生产，而是说所有者的行为，决定了一种存在物因此而增加了新的内容从而改变了它的地位或性质，从而使得个别的或自然存在物，成为社会或资本这一存在物。两种不同的东西，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效用——使用价值——自然是可能的。因此，对于资本，尽管我们同意庞巴维克所认为的不存在一种“与财货自身价值并存的一种独立价值”，但是却并不妨碍我们持有资本的形成是缘于一种追加的劳动的判断。这种追加的劳动显然是渗透于前一种存在的每一个最微小的组成部分里，从而成为整个资本的存在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这种使财货成为资本的支配行为，一方面具有与财货的固有的存在形态不同的相对独立性——显然，不同期限和指向对象的具体支配行为也是相对独立的；一方面使得这种资本前的财货与作为资本的财货具有不同的经济地位，从而二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p><p>庞巴维克在强调财货的经济的独立性从而其独立的经济价值时说：</p><p>“我们打了的谷自然比未经打的谷价值高些，增加的价值是我们从机器上得来的一种效用。但是很容易看到，这并不是在机器物质服务之外增添的一种效用，而是由于这些服务而来的效用，那正是机器的效用。”[1]188</p><p>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价值根本没有人的作用于其中。那么，庞巴维克的评价到此为止还只是对机器效用的评价，而不是对人的劳动的评价。他所反对的是机器之外的效用，而不是机器的效用。而之前他所反对的人们，却以为除了转移了机器的价值外，还有机器的服务可以单独计入价值当中。而他反对成本必然决定价值——在他看来这只是一种偶然，从而只有效用决定价值，这个效用就是机器的效用；但这种机器的效用的社会性25从而价值，是通过市场来评价的。由此，庞巴维克陷入到他所反对的资本生产力的泥沼之中。所不同的是，他反对那种认为资本生产力直接创造价值的观点，他认为资本生产力——并只是资本生产力（如果不考虑雇佣劳动者及其与自然的结合的话）——创造的不过仅仅是使用价值。26在此基础上，他反对成本（劳动）价值论，而坚持（边际）效用价值论。这样，庞巴维克就为其时差利息论铺平了道路。</p><p> </p><p>四．边际效用与价格</p><p>庞巴维克认为，物品价值量的大小，是根据一种需要的满足程度来判断的。换言之，物品的价值就是其对人类福利的重要性——这是一种主观价值。而对这种物品的重要性的评价，或要考虑到某一单独的具体需要，或要把许多具体的需要综合起来一并考虑；这也就是说，这种考虑要根据物品的性质而确定。进一步地说，正如前面已经提出的，物品的价值是由其所能满足的最不迫切的那种具体需要的重要性来决定的。——庞巴维克仿照维塞尔把这种重要性称为边际效用。</p><p>他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任何物品的边际效用都不是它固有的效用，而是可以拿来代替它的最后一件物品（或最后相同部分）的效用。”[5]173这意味着所有同种物品的效用，是由最后一件物品的效用所决定的 。对于这种说法显然我们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却进一步地指出：</p><p>“一类物品的效用和价值是由另一类物品的边际效用来估量的——由用来替代它的物品或物品的一部分来估量的。”27[5]174</p><p>这种说法就很难令人认同了。既然一种物品能代替另一种物品，那么被代替的物品一般显然原来是具有较高效用的，于是代替物品现在便处于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的较为重要的位置上。毫无疑问，既然是可以替代的，我们就可以在特定功能上把它们当成同种商品来看待。从而这种替代本身，一般就改变了它们的稀缺性的既定状态，这意味着其效用和价值将是较过去为高的。这样，用替代品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可能会下降一些，而原来用之生产的商品价值可能会增加一些——如果供求关系不变的话，这恰恰符合边际效用趋于一致原理。</p><p>庞巴维克还提出了一种客观交换价值的观点（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价格论），他说：“我用客观交换价值这一个辞句，意指财货在交换中的28客观价值，换句话说，即用它来换得一定量其他经济财货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被看作是前一财货的一种力量或特性。” [5]151</p><p>布哈林认为这种观点：“就其实质甚至从庞巴维克本人所始终不渝坚持的观点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7]64他还认为：庞巴维克的客观价值“是中性的物的技术属性。”[7]65从而“根据庞巴维克本人的观点，实际上不能确定他自己所肯定的东西。”[7]64在布哈林看来：“如果客观价值是主观评价的结果，那么，客观价值就不能与物的物理化学属性同一。”[7]64</p><p>显然，布哈林没有理解在庞巴克那里这种客观交换价值与客观价值即财货的自然属性的区别与联系。在那里，一种财货所能够交换来的其它经济财货或货币的可能性即这种客观交换价值，是在整体消费者评价的前提下存在的，它建立于客观价值即财货的自然属性基础之上，但却并不是这种属性本身。</p><p>就整个市场而言，庞巴维克的客观交换价值，并不直接明显地决定于个人的意志，但却直接明显地决定于所有的人的意志。个人对它的影响，是通过缓慢的消费选择过程进行的。如果一种商品对目标市场上的所有的人都没有用，它的任何自然属性，也不能使其在此有任何客观交换价值可言。因此，客观的交换价值只具有对个人的有限的客观性，而不具有对所有的人的客观性。之所以说是有限的，是因为这种评价犹如马歇尔小球，任何一个人的改变，都会对价值的保持产生影响。</p><p>被认为是供求价值论者的西尼尔认为，任何两种商品的相互价值，取决于他们的需求和供给，而这种需求和供给又取决于其效用和稀少性（供给有定限），而其中最有影响的，则又是稀少性。这种稀少性，对于大多数商品而言在于其取得的困难——显而易见，这种困难将表现在生产费用上。</p><p>布留明据此指出：“这与价格取决于供给，供给取决于费用、而费用又取决于价格的说法，何其相似乃尔。”[3]107布留明暗示这是一种循环论证，而庞巴维克当初对之显然就是持有这种见解的。布留明介绍说，庞巴维克认为这实际上意味着是用价格解释价格，而要消除这种循环论证，则需要对供求论进行改良，即必须假定主观估价不取决于价格；总之，庞巴维克的基本思想就是：在商品的价格还未确定的地方，主观估价不取决于价格。然而，庞巴维克的这种见解并未获得他的反对者的认同，布留明指出这是“从发达的经济领域向原始交换领域退却，”[3]113而“即使在最原始交换的条件下，也存在供求取决于交换比例这个事实。”[3]117</p><p>布留明的这种观点是似是而非的。因为最初人们拟以两种商品进行交换时，价格尚未形成，所以人们至多只能是外在地表现为对成本与需求或供给强度的考察——试问，此时没有价格，人们的主观估价又怎么可能取决于价格呢？此时对方尚未要价或出价或相互尚未知之，又何来比例关系的影响呢？——这一点庞巴维克是对的。</p><p>人们在来到市场之前，一般已经在心中盘算这种要价与出价，而在市场上，一般至少有一方要先于另一方要价或出价——这皆是一种主观估价。人们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估价——要价与出价，并同时表现出买或不买、卖或不卖的行为，直到形成一种双方当时同意的市场价格以最后成交。对于交换双方而言，总是要根据这次交换的满意程度而调整今后的供求数量。而不管今后情况是否发生变化，那所谓的市场价格对于新的交换而言，不过就是一种对于卖方或买方而言的新的要价或出价——尽管它在形式上可能是旧的。而交换双方，则显然要根据对方的这种要价或出价再一次重新调整自己的评价，从而决定自己的进一步的生产和消费。这种调整的评价从而行动，就是康芒斯的“行动中的意见”；[12]365每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事实上都在密切地关注着这种“意见”。当这种要价与出价接近或不断地进行估价的调整时，往往会产生一种假象，好像是这要价与出价就是市场价格在影响着我们的判断。情况绝非如此，因为这种要价与出价并不是一种现实的价格，换言之，这种交换比例只是一种可能的或希望的交换比例而不是一种现实的交换比例。以这种说法为循环论证的人们，难道是在认为，那种观念的东西，就是市场成交价格这种现实的东西吗？而事实上，人们的最终决定，除了这种要价与出价的影响之外，显而易见地还要考虑到那商品的自然属性及相关的其它社会属性。那么，人们又有什么理由忽视这些事物对价格的现实影响的存在呢？我们按照布留明的逻辑，也完全可以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力，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关系，如此等等。然而，此价格非彼价格，此生产力非彼生产力，此生产关系非彼生产关系。这一切皆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一个闭合的循环。我不知道，此时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们，其唯物史观到哪里去了。</p><p>这也就是说，我们绝不能因为存在上述相互联系，而认为对这种联系的说明是一种循环论证；这种联系根本就构不成循环论证的要件，29这种指责不过是用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偷换概念的手法。</p><p>毫无疑问，现实的价格就是过去人们主观估价的结果，因而每一个新加入交易或重新交易的人，显然还要对之进行重新的评价——如果我们承认历史是发展着的话。一个既定价格，并不能必然决定我们对之效用评价是高还是低——它既代表着过去的社会评价的结果，也代表现在所有者的一种评价的结果，从而这与之前的要价毫无区别。这正如庞巴维克所说的：“价格自始至终是主观评价的产物，回过来看一下我们以前所述的一切。物品的主观评价同等价物之间的关系，决定着买主或卖主是否值得参加竞争。”[5]220</p><p>庞巴维克认为，生产手段即成本的价值首先是由其产品的边际效用所决定的，而在另一场合产品的价值又是同生产它的生产手段的价值相适应。布哈林等人认为这也是一种循环论证：“产品的价值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生产资料的价值决定产品的价值。这本身就自相矛盾。”30[7]165</p><p>显而易见，人们在此是把商品生产的动态过程看作是静止不变的，从而把短期现象与长期趋势混为一谈了。</p><p>事实上，从最一开始，人们就必须考虑到生产财货的价值（劳动消耗），从而由所消耗财货的有用性来确定其价值。如果一种生产性财货所能够生产的唯一的产品是没有市场需求即没有效用的，那么，这种生产财货现在还会有需求从而效用吗？并且如果这种生产性财货可以用来生产许多产品，那么显而易见地，这种可生产的产品的种类愈少，其效用就愈低。31换言之，在短期内，对低级财货的需求制约着对生产财货的需求，从而制约着其价值。但是，当用这种生产手段生产的产品品种和数量足够多，并且其需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较为稳定时，32任何一种孤立的低级财货的生产状况，都很难——不是不会——成为其价值的决定性因素。这个时候，个别的低级财货只能去适应其生产手段的价值即成本价值，而不是相反——这也就是马歇尔所说的：“在长时期内，生产成本对价值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16]288的原因。诚然，如果我们考虑利润率平均化趋势，以及供求关系与边际效用的关系的话，那么，任何方面一个微小的变动，都会对任何一级财货的价值产生影响——当然这将趋向于瓦尔拉斯均衡。只是，其反应或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或是微不足道。正因如此，庞巴维克才指出成本规定价值只是一个近似的规律。这样，所谓价格评价——对要价或市场价格而言，就是对成本的考虑，物的效用评价就是有用性考虑。二者的综合评价，才是获得最大效用的前提，这意味着确定一种新的市场价格。33没有对成本的考虑，就没有最大效用的获得。这种考虑如上所述，人们一般只能通过对方要价来进行，尽管人们似乎未提及这个问题，但是逻辑上必然包含这个问题。我们未发现奥地利学派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或许是其叙述缺陷，但绝不是其相应的逻辑缺陷。</p><p>应当注意到，正如前面所暗示的，从一开始低级财货对高级财货的价值规定，到后来低级财货又必须适应高级财货的价值，诸财货及效用并价值，根本就不是处于同一个时空中的事物；我们不能因为后一种情况的真实性，而否定了前一种情况的真实性。正如庞巴维克所说的那样：“在这里，价值的联系好像划出一根断断续续的线。首先，它由边际产品出发到生产手段，再去决定生产手段的价值；然后，它又转到相反的方向，从生产手段出发，到生产手段可以生产的其他产品上面，因此，到最后，直接边际效用较高的产品，从其生产手段方面得到它的价值。”[5]202</p><p>因此，这里发生的联系并不是静止不变的事物的相互影响，而是在 “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的各个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同事物之间的次递制约；这里不是在进行概念定义，而是在进行论题说明。这种表面上是同一的概念其实本质上是相异的，而以事实上不同的事物所进行的次递说明，34显然并不是一种循环论证。</p><p>庞巴维克认为决定价格的因素有：</p><p>“1，对物品的需要的数目（即需求程度）；2，买主对物品评价的数字（即需求强度）。”[5]228</p><p>而对于决定评价数字的要素则有：</p><p>“（a）买主对物品的主观评价（按照上述的边际效用规律，这一主观评价本身，也由需要和满足之间的关系来决定）；（b）买主对等价物的主观评价。”[5]229</p><p>由此，似乎庞巴维克忽视了成本之于主观评价的考察。而一种商品交换的完成，从而价格的确定，又如何会没有成本考虑呢。换言之，成本的考虑，是最终确定商品社会使用价值即社会效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不考虑成本和等价物，那么相关的评价就只能是一种个别的效用（庞巴维克称之为绝对价值），35而只有考虑这两点，才能表现为一种使个别效用获得满足的社会效用。</p><p>然而庞巴维克继续指出，决定价格的因素还包括有：</p><p>“3，提供出售的物品的数目（即供给程度）；4，卖主对物品评价的数字（即供给强度）。”[5]229</p><p>而对于决定卖主的评价数字的因素则是：</p><p>“（a）卖主对物品的主观评价；（b）卖主对等价物的主观评价。”[5]229</p><p>那么这也就是说，决定最终成交价格的，还要包含有卖方的因素，而卖方的因素必然首先要考虑成本从而利润——尽管这种考虑在这里的交换中只是所有因素的内容之。36那么，无论是最初的要价，还是作为新一轮交换行为的要价的既定价格，都仅仅属于一种对于一种特定的交换过程来说的卖主的主观评价，它就此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交价格，那是过去的事情——如果曾经有的话。这也就是说，人们曾长期把要价与成交价格混为一谈，并以之指责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是一种循环论证。我们之前说的此价格非彼价格也正是基于此。</p><p>不过，庞巴维克所说的卖主对于主观使用价值的主观评价几乎为零的说法，是不慎重的。因为这个时候这种商品的主观使用价值不应再是物的自然属性之于卖主本身，而应当是由于它的自然属性之于一切可能的买主的可能的社会属性——即它的对可能的物主的福利，而通过交换所获得的货币所能增进的卖主的福利。37</p><p>因此，庞巴维克的如下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最后一个卖主对价格有限制影响这种说法，实际上并不起作用了；因而价格实际上只是由买主的主观评价来限制和决定的。”[5]230 </p><p> </p><p>五．时差利息论</p><p>庞巴维克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首先通过制造生产手段，然后以生产手段再制造我们需要财货的迂迴的生产；他认为这种生产方法虽然过程是延长的，但是技术效果是较大的。他认为，“作为获利手段或利息来源的资本的作用，大部分是以这一命题为根据的。”38[5]111-112</p><p>毫无疑问，这种说法乍一看，我们是无可反驳的，因为经验往往也是传递给我们以这样的信息。庞巴维克明确指出，这种见解是根据经验，并“仅仅根据经验得来的。”[5]113</p><p>然而，这种经验却是不可靠的。我们尽管一般地由总的趋势上承认这一点，但在很多具体的情况下，结果却未必如此。事实上，庞巴维克关于利息来源的分析也是基于他所批评的资本生产力价值论的两个假定：一个是假定生产的财货是有用的，另一个是假定生产的财货与需求相较是稀少的。但是，这种假定对于庞巴维克而言，至多只能说明资本借入者生产的有效性，而并不能必然说明资本贷出者行为的有效性，从而只能说明前者有支付利息的条件，而不能说明后者有要求利息的权利。</p><p>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虽然迂迴生产但却血本无归的情况，所以这种生产方法本身并不能解释之，而由这种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时间消耗就更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了。经济学必须解释清楚，对于每一个具体的所有者而言，他的利息来源到底是什么。惟有如此，才能够说明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把一个阶级的被认为的错误，等同于这个阶级的某些个人的错误；而如果一个阶级的某些个人未必会一定有某种错误，那么这个阶级同样也未必一定会如此。</p><p>换言之，庞巴维克的结论是建立于归纳推理的或某种缺少限制条件的假设基础之上的，这个推论由此显然是不可靠的。它至多是说明了一种普遍的现象，而无法由之而剖析事物的本质。</p><p>庞巴维克进一步地指出，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的价值之间的差别，是一切资本利息的来源，而“利息是用未来物品来支付一定数额的现在物品时的付出价格的一个补充部分，它是出借的‘本金’的部分等价物。”[5]295</p><p>那么利息的原因是什么呢？在庞巴维克看来有三点，其一在于需要和需要的供应之间的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别，他说：</p><p>“现在物品和未来物品之间价值上的差别，其首要原因是由于需要和供应之间的情况，在现在和未来是不同的”[5]254</p><p>对未来估价依据的仍然是边际效用原则，否则，人们会无所适从。而这种效用评价高于未来，显然不过只是一种表象。如果我们可以确定从今天开始在一周内会面临饥渴，那么若有机会得到一些面包和一杯水，我们是想今天或明天得到还是第七天得到呢？显而易见，如果我们不是对今天取得必要的满足，我们如何还会有未来呢？这也就是说，这种估价区别的根本原因在于需要的迫切程度从而重要程度的不同——不管未来商品的实际供应是如何，从而与现在的供应差别会如何情况皆是如此，这种供应水平只是如何安排的依据，而不是如何安排的原则。这一点庞巴维克事实上是意识到了的，但他却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p><p>因而可以见得，未来供应问题只是对未来低估的一个——并且是一个次要乃至表面的——原因。</p><p>其二是人们往往低估未来，他说：</p><p>“我们不太重视未来的欢乐和痛苦，因为它们是未来的事情，而且按未来衡量它们的缘故。因此，对于被预定用来满足未来需要的物品，我们给它一个实际上小于这些物品未来边际效用的真正强度的价值。我们习惯于低估未来的需要，低估满足未来需要的物品”。[5]257</p><p>庞巴维克认为人们为什么会低估未来，是一件很难说的事情。事实上，解释未必是困难的——这正如刚刚提到的逻辑一样：明天是今天的延续，我们没有今天的满足，必无未来——不论这个未来会是多么快乐。换言之，首先保障切近的需要是面向未来的前提。</p><p>不过庞巴维克设想了三个原因：</p><p>一，人们在设想自己未来需要时，考虑得并不完善；二，人们在意志上存在着缺陷而造成了这种低估；三，是由于考虑到人生的短暂无常而产生了这种低估。</p><p>对于第一点，我们的问题是：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考虑相对完善的人们是否就一定会相对高估或等估未来呢？并且利息就会因此而有所不同吗？对于第二点：如果主体是那些意志完善的人，情况将会怎样呢？二者的区别同样是利息的区别吗？最后：这种评价似乎是在于人们的及时行乐观念，那么这可以从属于第二点问题。因而我们可以说，原因显然并不在于此。</p><p>庞巴维克说“我们低估未来效用的所有三个原因——由于对将来需要的错误想象而造成的错误评价，意志的缺点，和人生无常的考虑——以不同程度出现在不同的个人身上，甚至根据性情和情绪的差别，在不同时间的同一个人身上。”[5]261-262鉴于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说人们的这种低估完全是出于一种理性，而非意志的缺陷。所谓的意志缺陷只不过是夸大了这种时间之于价值评价的差别。换言之，我们同意庞巴维克的这种低估的结论，但不同意他对这种低估原因的解释。他的这种解释是极易沦为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尽管其基础并不乏某些客观性。</p><p>第三个利息的原因是现在物品技术上的优越性，他说：</p><p>“现在物品在技术上一般是能优先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因此它比未来物品具有较高的边际效用。需要时间的间接生产方法生产力更大，这是我们经验中的一个基本事实。”[5]264</p><p>很明显，对于同一物品的需要，如果我们今天尚未满足，我们绝不可能安排明天的满足；而如果有了这样安排，必是今天已经或可以获得满足——至少安排的数量或分配的比例可以使之获得表现，这显然在于边际效用评价。换言之，尽管这种满足是一种主观感受，但毕竟会有一些最基本的客观结果——即这种可以由未来获得满足的基础或条件，而这种基础或条件，发展地看就是这种现在物品技术上的优越性。</p><p>但是，庞巴维克的观点只能说明一种一般的技术事实，而并不能说明利息这种价值事实——他自己也明了这一点，他说： “我知道更大的数量未必总是有更大的价值。”[5]267但他却为之进行了这样的辩解：“对一个人，在同一个时期，更大的数量总是具有更大的价值的。”[5]267</p><p>虽然一般而言，庞巴维克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我们现在的问题却是：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不同的生产者完全可以生产出不同品质的产品，并对社会具有不同的有用性，而这种差别，为什么并不是利息差别的理由？——事实上，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这种差别还可以使所有者丧失利息甚至本金（即所有者只有有限的法定权利）。显然，庞巴维克的理论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虽然庞巴维克曾颇有预见性地指出：“成为对特种未来物品赋予较小价值的原因的这一不定性要素，同利息的现象没有因果关系。”[5]253但这种看法只能说明一种一般的趋势，而不能解释那些具体现象的原因。</p><p>再比如：一定量的物质财货放在我们自己手中，不管多少时间它都不会更多——事实上可能会发生折损；但若我们把其借给别人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对方把“它”完好的归还，我们却为什么不对别人支付呢？</p><p>资本主义的迂迴生产总是因为在技术上的原因而首先在未来获得更多的产品；而在商品经济时代，这种更多的产品并非必然地获得更多的价值——就如之前的迂迴生产未必一定是成功的一样。事实上，技术上的优越性只是技术事实，而不是利息的直接原因。价值问题需要一种社会事实，单纯的生产技术只能生产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我们所看到的价值上的优越性仅仅是基于观察，而不是推理。庞巴维克当然知道这一点，但这就足以推翻以技术事实为必然的那种解释。我们需要为之加上一个条件，那就是对社会需要的吻合，从而使之转化为一种社会事实。这样，我们就涉及到预测的正确性（过去仅仅是技术上的可行性）问题，而这种正确性（当然这包括了技术上的可行性）又是显然地表现为与人们的需要相吻合。因此，我们如果现在生产出过多的可借贷的产品或货币，并不必然表明未来一定获得更大收益，更大收益的前提在于是不是存在着相应的需求。而这个生产从而等待时间之所以被视为一种特殊因素，则在于它是事物存在的形式——但它仅仅是形式，而不是事物的本质。一定的技术条件如果可以使未来的某一时刻的某种商品供应更加充足，则该商品届时的边际效用相对而言显然会更低。这意味着，不论是占有物品的时间因素，还是占有物品的数量因素或占有的生产技术因素，都是只影响我们效用评价的一个方面，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优越于其它方面的特殊性。</p><p>本来庞巴维克应当用物品技术上的优越性及其社会根源，来说明为什么人们对现在物品的估计大于对未来物品的估计，但他却不知不觉地在其说明中利用了这个结论。换言之，庞巴维克仅仅是以技术的历史趋势的一般结果作为效用从而价值评价的一个使用价值基础，而以这种低估未来的效用评价为尺度。由此，这种利息的来源对于庞巴维克而言就是很清楚的了。如前所述，他忽视了所有者在其中的作用——这恰恰是这种技术优越性之成为可能的社会根源；他只看到了物质财货的生产上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人性在物质匮乏时代对所有权的要求及其意义。</p><p>然而，无论如何，正确的本能总是能够指引那些睿智的学者无意中接触到事物的本质。虽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庞巴维克无视了所有者在社会生产中的积极作用，但是，他在一些场合的个别说法却也未尝不是合理的。比如他说：对于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的“所有权的相互转让，其中之一是另一种的补偿或报酬。”[5]285借贷“这种交易是一笔借款，而利息是利用（Usura），即货币的使用。”[5]286显然，这已经不仅仅是时间问题了。尤其是他在反对西尼尔的忍欲学说时，并不是反对所有者的忍欲（牺牲）对生产的积极作用本身，而是认为把利息的来源归诸于这种忍欲是一种重复计算，因为劳动与这种忍欲（牺牲）是同时存在的。39不过，问题却是，对于庞巴维克而言，如果对所有者劳动或忍欲（牺牲）连一次计算也不曾存在的话，40那么重复计算又从何谈起呢？41由此可见，庞巴维克未能把他的见解合乎逻辑地统一起来。</p><p>对于利润的来源（利润是利息的一个基本形式），庞巴维克认为，是在于资本家以少量的价值较高的现在物品来购买数量较多的未来物品，并在生产过程中，未来物品逐渐地转化为现在物品的价值增殖。</p><p>在庞巴维克看来：</p><p>“占有的情况与下面这个事实只有很少的关系：工人们所出售的未来物品（他们的劳动）比资本家所提供的现在物品（工资）价值要低些。关系最大的是人类本性和生产技术这两个基本事实。”[5]299</p><p>这样，利息和利润来源的人的因素被模糊了，它似乎仅仅在于一种人类无法克服的客观因素，而与人们的努力——不管是工人还是生产者无关。显然，利息正当性的辩护者自己排除了资本家的努力，但利息正当性的反对者又怎会排除工人们的努力呢？</p><p>庞巴维克很清楚，单纯的时间过程并不能必然带来利润，42生产手段必须投入到现实的生产过程中，从而不断地生产出产品才有可能实现利润诉求。但这就如他所说的“利润首先是在企业家手中产生出来的” [5]300一样，只是基于他的资本的使用价值生产力的逻辑，从而并不是一种合适的解释。他最应当说明的不是生产这个行为本身，而是应当说明这是谁的生产，是一种怎样的生产。43</p><p>因此，当庞巴维克无意中指出，利润就是资本家通过对资本的最有利的运用，从而在扣除利息后所获得的额外报酬时，我们也无法确定地指出，庞巴维克其实就是把利润归属于资本家的劳动。</p><p>庞巴维克认为：</p><p>对劳动的“需求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家们。他们对劳动的评价是很确定的，因为劳动虽能用于许多场合，但这些企业家只从一个用途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从自己本业的用途这一角度来看它。因之对他们来讲，在一定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下的一星期劳动的价值，将恰巧等于这种生产过程所能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5]311</p><p>我们可以看出，在生产企业严格按照这样的方法雇佣工人并支付报酬的情况下，44剥削便不可能存在——除非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资本家增加工人之后，其减少利润是正当的。</p><p>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有今天的这种理由，就有过去的这种理由。那么，从一开始，资本家就不应当取得利润的——因为其最强有力的反对者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利润都是工人创造的，因此，资本家的利润应当为零。以此类推，那么任何形式的雇佣劳动，从一开始就是不应当存在什么利润的——如果坚持认为这种利润来源的话。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根本不应当存在雇佣劳动，从而根本不应当存在资本主义生产。45因而这就等于在说，社会发展至今天，必须是建立在人剥削人的基础之上才是有可能的。</p><p>然而我们现在看到，随着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利润率的总的趋势是越来越低的(当然，这绝不会是无止境的）。显然，这一切即与历史相悖，也与人性相悖。</p><p>庞巴维克认为：“工资劳动者拿进现在物品，而拿出他的劳动所能创造的全部不定期的未来物品作为交换：生产性贷款的借主——消费性贷款不重要得多，但在长期内，它能产生同样的后果——拿出一定量的未来物品来换取现在物品；但如果后来实际出现的产品量不同于此数时，它就可能获利或亏损。”[5]314</p><p>这样，庞巴维克就指出了这个时差并不必然形成与利息对应的那部分收入，而只是一种可能或条件。但是，这仅仅是就借款者而言，而并不是对债主而言——从而这只是在说明利润而不是在说明利息。然而，事实同样是，这个时差也并不必然对债主的利息有绝对的保证，如果后者亏损，同样有可能不能保证利息——甚至本金都是难以保证的。这样，问题就不在于时差了。在这里，雇佣工人可以视为债主，但他们是短期债主，从而风险是极小的。因为工人付出的是当时的物品，而不是未来的物品，而这个物品是否是一种可以标价的成品，在于其所处的市场。但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个资本家与工人交换的市场中，尽管是资本家的未来工资对工人现在物品（劳动成果）的交换，而不是相反，46但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债务具有一种优先的法律保障，雇佣工人的等待事实上是一种有法律保障的等待。同时，资本家为收回资本和取得利润的等待的时间总是远远大于雇佣工人的等待时间。因此，这里所说的等待的时间过程事实上就不是那些雇佣劳动者的过程，而是资本家的过程。而既然是如此，那么，得以产生这个时间过程的事物本体即某种存在，就是由于资本家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工人的原因。于是，这个生产是资本家的生产，而不是工人的生产。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至少有这样两种生产：一种是获得极大的法律保障的以资本家为消费者的雇佣劳动者的生产；一种是几乎毫无法律保障的以一切可能的对象为消费者的资本家的生产。这两种生产虽然有共同的效用从而价值评价原则，但他们在各自的市场上却有其自己的获得价值的原因。47——由此我们如果假设雇佣劳动者的产品为高级财货，而资本家的产品为初级财货。那么毫无疑问，只有作为低级财货的资本家的商品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情况下，长期来看那作为高级财货的雇佣劳动者的商品才会有广泛的市场乃至恰当的价格。显而易见，对于这里的高级财货而言，所提供的产品及其数量必须是恰当的，它必须要受到对低级财货所需要的种类和数量的制约。因此，劳动人口数量和技能必须要与技术发展和社会需求相适应。</p><p>利息的理由是已经提供了确定的服务，而利润则在提供之中。一个是确定的，一个是不确定的；一个在结果上是相对必然的，一个在结果上是需要考察的；一个是事实从而是现实的权利，一个是期望从而可能的权利；一个是受到了法律的保障，48一个是要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p><p>布哈林在其反对庞巴维克的资本利润理论时说：“我们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将成品的获得延期到相对较长的时间，因而必须等待和延缓消费的论点也与属于‘整个资本学说基础’的论点有关；庞以此为论据来论证工人对资本家的‘经济依附关系’。无论我们以何种生产周期为例，由于这个简单原因实际上没有必要‘等待’也无须延期消费。如果我们已经有社会生产过程的进程，那么，社会消费品就同时处在所有的生产阶段。”[7]137</p><p>在布哈林看来，“‘等待’理论掩盖了现代关系的历史性，掩盖了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利润的社会阶级本质。”[7]139-140所以，他试图以推翻这种“等待“的现实性来反对庞巴维克的利润理论。他认为“工人完全没有必要‘等待’；他们可以是自由的，不必等待‘成品’（即‘消费性财货’）的获取就可以销售自己的‘中间产品’。”[7]139</p><p>他基于此认为庞巴维克的关于必须等待的思想是经不起任何批判的。在此我们要问，社会消费品是这个为资本家付出所谓等待代价的工人自己生产的吗？他生产的产品需要一段时间以后才能使用，他之所以不必等待，则在于别人向他直接购买了这种“半成品”，这是一种别人“事先”生产乃至再生产的结果。正因如此，资本主义企业的盈利与亏损才与雇佣劳动者没有必然联系。</p><p>可见布哈林在此试图把不同主体的生产混为一谈，从而把某人的生产成果说为另外一个人的成果。49</p><p>也许他明了这种说法是很难站得住脚的，所以随后话锋一转说：问题的实质并不是这种等待，而是工人们现在失去了独立生产的可能性；这也就是说，工人对资本家的经济依附从而利润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所有者对生产资料的垄断。</p><p>对此，我们要问：第一，资本家最初的生产条件是从哪里来的？第二，如果不存在对土地的所有权垄断，50那么，对土地的利用是否有可持续性？并能否保证一种最有效的利用？——关于这种观点的荒谬性，在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这里不再赘述。</p><p>对于庞巴维克的人们对现在财货的评价高于对其未来的评价的观点，布哈林认为，这个问题受历史的局限，它仅仅适合于易货经济，而不是适合于自然经济。</p><p>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个人制造一把弓箭并不能在未来获得更大的利益，他会制造这把弓箭吗？这意味着，用一定时间生产的现在的财货的有用性要大于花同样时间所生产的未来的财货有用性。而之所以使这种用于未来财货的生产成为可能，就在于未来利益的现在考虑与现在的财货利益是相等的。</p><p>布哈林还认为，如果有人考虑到将来他所拥有的金钱会更少，那么他无疑对同样一笔金钱的未来评价大于现在评价。他试图以此来否定庞巴维克的观点，然而他忘记了，如果情况是这样，主体也就不会把此货币用于现在购买。</p><p>看来，虽然我们完全可以为庞巴维克进行某些辩护，但却是有些麻烦；这种麻烦在于庞巴维克的表述的方式不甚恰当，而不在于这种利润的正当性并不存在。</p><p>我们决定生产些什么，总是因为这种东西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既然人们的需要是不断地发展的，那么这种生产也应是可持续的。从而，生产者既有收回成本以保持简单再生产的理由，也有因为这种使人们获得满足而获得回报的理由；而这种回报又为扩大再生产从而满足人们扩大了的需求提供了可能。显然，迂迴的生产并不能必然地带来一种利润，因为错误的生产必然没有这种利润。庞巴维克的那种观点本身就是与其边际效用决定价值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同时也是与其对劳动创造价值的批评相矛盾。</p><p> </p><p>---------------------------------------</p><p>1．后来的马歇尔不过是使这个价值理论的某些方面更加明晰。</p><p>2．当然这并不是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看到的东西。</p><p>3．当然，在庞巴维克看来，这种共同属性不仅仅是这些，商品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自然的产物。</p><p>4．这种评价既可以是经验的，也可以是先验的；但对于长期消费的商品而言，显然最终是经验的，而且每一个生产者也有自己的评价。</p><p>5．这个具体条件即包括生产者方面也包括消费者方面，如：产品成本、质量与数量，消费者偏好及收入等——诚如我们说过的，决定边际效用评价的未必是最后一件商品本身，而只是通过最后一件商品获得表现。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某种变化被另外一个变化所抵消，则这种对应关系也可保持不变。</p><p>6庞巴维克：“我们把那些用来作为获得财货的手段的产品叫做资本。在这个一般的概念下，我们把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作为狭义的概念。我们将把那些用来作为在社会经济方面获得财货的手段的产品叫做社会资本。”[5]73马克思：“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象金和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6] 920顺便指出一点的是，所谓“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是一种循环定义，布哈林在引用时删掉了这句话，而以省略号代替。</p><p>7．甚至识见广博的熊彼特也存有这种类似的偏见：“厂商在心理上不会体验到消费者的满足，而只是想最大限度地赚钱。”[9] 247</p><p>8．参见之前关于萨伊的那一章。</p><p>9．参见《马克思恩格期选集》，第二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p><p>10．正因如此，自由竞争才是必要的，它避免使消费者成为被决定者；而集权主义者试图消灭竞争，恰恰就是想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决定者。在这样的社会：产品是缺少选择的，行动是被限制的，思想是受到禁锢的，观念是被灌输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注定只是集权主义的宠儿。</p><p>11．应当说是事物的多样性造就了人的需求的多样性。至于为什么这种多样性在人身上表现的这么突出，从而究竟是缘于自然选择的原因，还是缘于上帝的原因，则并不需要我们在这里来关注。</p><p>12．马克思说：“在商品的交换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共同的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13] 51</p><p>13．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客观上放弃了对价值问题的说明，从而在根本上使整个理论陷入谬误。——对不同质的劳动的说明的忽视，和对社会需求与生产之间关系的误解，使其相应的经济理论建立于虚幻的基础之上。</p><p>14．生产更多的产品和生产更多的价值。——参见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第一章。</p><p>15．这种争论其实是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p><p>16．康芒斯指出：庞巴维克“由于说自然是生产的，和生产的劳动一样，他回到了魁奈和斯密的自然恩惠的观念。” [12]270 </p><p>17．庞巴维克既明确地指出了地主是不劳而获的，又明确否定资本家对资本的支配具有一种积极的意义——尽管他客观上常常谈到这种意义。后面我们会谈到这个问题。</p><p>18．如果国家或个人利用公权力而出卖某种地位（包括荣誉）给个人，而社会却并未能因此而获得相应的利益，那便是一种欺骗甚至抢劫。</p><p>19．门格尔的观点参见《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兴起》那一章。</p><p>20．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种观点与马克思具有某种一致性。当然，庞巴维克的这种观点应当说并不是前后一致的。</p><p>21．康芒斯对此这样指出：庞巴维克“竭力从经济科学里排除出去的私有财产的权利和关系，又由一个边门里带回来了。”[12]270</p><p>22．这里的支配权是指借款人对某资本所有权权能如占有和使用等的事实状态。</p><p>23．“一个公司，从前由于只是一种无形的依法存在的法人，只在它注册的那一州有一种法律上的存在，现在变成了一种经济上的运行中的机构（going concern）.”[14]67；“通过管理的交易来控制物质的力量，产生相当的效率，用产出投入的比率为测量标准；以及通过买卖的交易来控制别人，用支出对收入的比率为测量标准。一种是运行中的工厂，另一种是运行中的营业。因此我们把一种叫做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的“效率”的意义，另一种叫做“稀少性”的意义。一种是对自然的“控制”，另一种是对别人的“控制”。在关键交易和一般交易的意志的意义上，两者的结合是运行中的机构的意义。”[12]283</p><p>康芒斯指出，这个机构的运行法则表现为机会、竞争或能力、权利、义务、自由、暴露、使用、交换、稀少性、预期，这些由一个总的原则而全部联合在一起，这个原则就是愿意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对人类行为的分析，而这种行为在市场上，集中地表现为需求与供给。——在这里，自由在经济上的相应状态是无义务，暴露在经济上的相应状态是无权利；就存在某种相互关系的双方而言，一方的自由，即是另一方的暴露。</p><p>24．很难说这是绝对的——如果不是从法律意义上考虑的话。</p><p>25．看来正是因为这种在此显得蹩脚的说法（观念），庞巴维克才说：“能从物质财货上获得的自然力的个别的有用的发出，我愿意称它为‘物质的服务’。诚然，效用（Nutzng）这个字自身不能算不适当，但是要采用这一个字就会使人们的概念流于模糊不清，因为这个不明确的名词现在就是模糊不清的。”[1]182-183对此他在相关的注解中认为，他自己庆幸他能避开萨伊的‘生产服务’这一概念，他认为萨伊的‘生产服务’由于认为 “‘只有人，而不是物，能够贡献服务’，所以是应该反对的。” [1]183</p><p>26．之后克拉克又重新模糊了这种界限，他认为：“社会上的任何资本，自然都具有创造财富的内在力量。……资本创造产品的能力，就是利息的根源。” [15]101-102</p><p>27．着重号为引者加。</p><p>28．着重号为引者加。</p><p>29．循环论证是：用来证明的论据本身要靠论题来证明的一种逻辑错误。</p><p>30．另参见布留明《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第179页。</p><p>31．我们且假设对生产财货的需求随着其产品品种的增加而增加。</p><p>32．庞巴维克指出：“事实上，人们说成本规定价值，这是正确的。但必须认识到这一‘规律’所能适用的范围和它的理论根源。首先它仅是一个特殊的规律。只有在恰当的时间内可随意通过生产而取得代替品的这一范围内，它才是有效用的。”[5]203-204</p><p>33．不论是接受既定的还是确立现在的皆然。</p><p>34．从另外的角度说，同一概念下的不同事物，是在一个属概念下的种概念。</p><p>35．这与另外场合说的个别效用（个别使用价值）有所不同。另外场合的说法并非没有考虑这两点因素，只是如果这种考虑不能与对方达成妥协，则交换不会发生。这也就是说，另外场合的个别效用是仅指当事者双方的评价——这种评价考察了成本和等价物，在他们共同影响下而形成了社会评价。</p><p>36．庞巴维克随后指出：“如果，现在，生产和销售的关系是正常的，那末所提供的全部货物必然会在这样一个价格上被买去，这个价格将远远高于物品对卖主的最小使用价值，但它除全部成本外，还能使卖主得到一笔商业利润。但是，如果情况不顺利，很可能卖主必须在需求量很少的市场上出售它的商品，不得不满足于不足生产成本的价格。”[5]230在此，我们再一次看到在引文[5]202中所隐含的东西。</p><p>37．庞巴维克认为：“交换者从换进的物品所得到的福利比他在换出的物品上所失去的为大；或者，因为物品对生活和福利所具有的重要性表现在它们的主观价值中，所以得在这样的情形下进行交换，即换进的物品具有的主观价值大于换出的物品所具有的。如果A有一匹马，且愿意用它来换取十桶酒，这只能由于十桶酒比一匹马对它来具有更大的价值。”[5]207</p><p>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交换就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等价交换了。然而，事实上交换者在一个交换活动中有很多因素要考虑：己方交换物的生产成本，该物对对方可能的效用和对自己的效用，对方交换物的对自己的效用和对对方可能的效用，当然也包括对对方交换物的成本估算——如果可能的话。这些总和构成了一种最终的综合性的社会性（就成交的场合的双方而言）的效用判断。而一种普遍的价格或者总效用，则归结为在相应市场的交换参与者的相关判断——它是一个过程的结果，严格地说它始终处于运动之中。</p><p>这也就是说，准备交换出去的产品，有一种特殊的有用性——它不是对主体的直接使用的有用性，而是对主体的所能够从其交换行为中获得满足手段的有用性。换言之，主体这时考虑的是一种交换效用或社会效用，而不是对自己的直接的消费效用。</p><p>这样，准备用于交换的东西就有两个效用：一个是个别效用，一个是社会效用。这两个效用皆是基于主体的认识。人们卖出时，必须基于社会效用；人们买进时，必须考察个别效用（当然，相对立的另一面在两种情况下同样是不可忽视的，无数个这种判断总会对主体产生影响——虽然这不过是一个次要因素）。这种社会效用对主体是现实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个别效用必须基于此才能获得实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庞巴维克的上述观点实际上是把满足手段的个别效用与取得满足手段从而约束满足程度的社会效用（边际效用）混为一谈了。</p><p>38．康芒斯指出，庞巴维克的资本主义的迂迴生产理论，忽视了“资本的技术效率上的变动。他们主要地只讲资本的数量。”[12] 248-249从而“并不因此就像庞巴维克所说的那样，加长迂迴过程就增加生产力，缩短迂迴过程就减少生产力。现代发明的全部精神着重在如何缩短迂迴过程。” [12]251</p><p>这是基于一种误解。其实，对于较高的技术效率，我们如果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归结为较长的简单劳动的时间。这情况依然可以如庞巴维克所说的那样。</p><p>39．这其实只是一个对概念的内涵的认识问题，而不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问题——即西尼尔的劳动是否也包含了忍欲的内容。</p><p>40．事实上，庞巴维克把利用自己的资本进行的生产与利用别人的资本生产混为一谈了。利用自己资本的生产，其劳动当然是偶有计算了；可是利用别人资本的生产，庞巴维克却不曾进行一次这样的计算。</p><p>41．参见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第四篇，第二章。</p><p>42．又有谁不会明了呢？所以问题绝不在此。</p><p>43．或许，这在庞巴维克看来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情，但它恰恰就是最需要说明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过程。</p><p>44．后来克拉克也明确指出：“工资倾向于跟边际的劳动的产量相等。”[15]80</p><p>45．事实上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相当一部分生产也是不可能的。</p><p>46．且不说有些劳动的性质使得这种可以确定的成果只是形成于将来。</p><p>47．参见我们在马克思那一章的相关讨论。</p><p>48．利息乃至本金的意外损失，那是基于一种社会约定，是一种事实上的契约约定。</p><p>49．本来布哈林的这种观点不值一驳，但考虑到一些人至今仍然对其对奥地利学派的批评推崇备至，所以，附带一些讨论也并非没有必要。</p><p>50．任何一种所有权都意味着这里所说的意义上的垄断。</p><p>----------------------------------------</p><p>[1]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p><p>[2] 李向荣，孙德常，姚子范，吴世泰：政治经济学史纲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p><p>[3] 布留明：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p><p>[4]维塞尔：自然价值{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p><p>[5]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p><p>[6]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p><p>[7]布哈林：食利者政治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p><p>[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p><p>[9]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p><p>[10] 希夫曼，卡纽克：消费者行为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p><p>[11] 彼得斯，沃特曼：寻求企业最佳管理法[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p><p>[12]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p><p>[1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p><p>[14]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p><p>[15]克拉克：财富的分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p><p>[16]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p><p> </p><p>2009-3-31</p><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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