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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租真的是发展的阻碍吗？给李斯特和熊彼特一个机会   

 1、引言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垄断力量使得产品的市场价格高于企业的边际收益，因此由边际原则决定的市场均衡不是福利最优的。垄断伴随着资源的源配置失灵、总福利下降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Harberger，1954），并用“重负损失”（dead-weight loss，或者Harberger Triangle）衡量由垄断力量造成的福利损失。对垄断造成的福利损失估算结果的质疑（Harberger，1954，1959），催生了寻租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并被运用于诸多领域的经济分析当中，如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按照经典的寻租理论，垄断超额利润会吸引竞争性的寻租活动，导致资源（如财富）在社会群体之间转移。虽然这种转移只是财富的再分配，社会总的财富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但是为了谋求这部分资源的“寻租”或者“护租”活动会耗费稀缺的社会资源。所以管制或者垄断不仅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因此还具有了社会成本（Tullock，1967；Krueger，1974；Posner，1975；Wenders，1987）。这些经济学家都较为一致地认为政府实施的干预政策（如贸易保护和产业政策），会招致利益集团的“寻租”投资（例如行贿、腐败、黑市、走私等）。Bhagwati（1982）以“直接非生产性逐利活动”（DUP）的概念对资源的扭曲配置和相应的福利后果进行了综合和细分。笔者认为，经典的寻租文献局限于新古典经济学资源配置的视角，认为资源对于不同的利益集团而言是无差异的，仅专注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福利分析。我们将这种寻租理论称为新古典寻租理论或者非生产性寻租理论。

经典的寻租文献大多从福利损失的角度探讨经济发展问题（如Krueger，1974）。随着寻租理论被运用至更为广泛的领域，并与经济学其它概念和分析工具的融合，出现了对经济发展诸多不同的诠释。Baysinger et al.（1980），Ekelund and Tollison （1980，1981，1997）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以寻租的概念解释了历史上重商主义制度中存在的若干悖论。他们认为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英法政权结构差异使得在两国谋取垄断权的寻租活动成本不同：英国议会权力的确立使得寻租成本高企，重商主义体系较早地被自由经济替代；而法国直到“大革命”之前王权和政治制度相对稳定，干预主义盛行使得寻租成本较之于英国更为低廉。所以英法两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出现分化。Tullock（1988a）认为专利数量和限制性制度的大量废除，使得人们从寻租活动转向生产活动，是“工业革命”发生英国的主要原因。在Rama（1993）的内生增长模型中，企业家在投资和游说二者之间的选择导致了管制（regulation）成本的变化，以此分析寻租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Baumol（1990）提出在不同的博弈规则下的激励结构不同，会导致企业家活动分布于生产性活动（如创新）和非生产性活动（如寻租）之间。[1]沿着Baumol（1990）的思路，Murphy et al.（1991）通过一国人才资源（talent）在生产活动和寻租活动之间的分布来解释经济增长，其研究思路是当人才更多地从事生产会促进生产技术的改进，使得生产率和人均收入都增加；反之，当人才从事寻租活动，经济增长绩效低下。在他们随后的研究中认为寻租活动具有报酬递增性质，即寻租活动的边际增加会使得寻租活动相对于生产活动更具有吸引力，并且导致经济体可能出现“好的”或者“坏的”均衡。此外，政府官僚的公共寻租活动会对创新活动产生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以此解释为什么寻租对于增长而言“代价太高”（Murphy et al.， 1993）。这类寻租理论对经济发展的研究，虽然结合了经济学新发展的理论或者分析方法，但是仍然继承了新古典寻租理论静态资源配置的视角，认为寻租活动会挤出生产活动，因此不利于经济发展。政府（官僚）被视为利润最大化的个体，通过合法的途径（如税收）或者非法的手段（如贪污）增加收入，所以政府在这类寻租文献通常是负面的，自由经济或者‘小政府’被认为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具体到贸易政策问题，新古典的寻找理论认为贸易管制（如关税、配额等）都意味着潜在的寻租，而应该废除管制，与而代之以自由贸易。

然而，通过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经济政策史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成功国家盛行着一种经济发展主义（Reinert，1999，2008；Reinert and Daastøl，2004；Kaplinsky，2005; Ha-Joon Chang，2002，2008）。这种发展主义认为不同的经济活动具有不同的进入壁垒，从事不同经济活动的主体——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垄断性，抽取垄断“租金”的能力也各不相同。正是创造租金的能力和租金在国与国之间分配方式的不同，形成了国家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成功的国家能够通过持续的创新获得创新租金。经济发展的核心就在于为经济活动设立（或绕开）进入壁垒，从中抽取“租金”，而技术知识是构成进入壁垒的重要因素。政府的职能就是通过实施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制度性的建设，引导经济进入具有垄断性的经济活动。很明显，这种发展主义主张租金和垄断（进入壁垒）对于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认同政府的经济政策在促进本国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涉及到具体的贸易政策问题，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是这种发展主义的重要代表。按照李斯特的观点，制造业对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进步都有重要的意义，一国应该保护其幼稚产业，使得免于外部的竞争，直至具备了足有的竞争力，才能重新进行自由贸易。政府的干预和扶持措施（如关税保护），是产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幼稚产业保护政策是“人为地”设置进入壁垒，使得受到保护的产业能够具有在进入壁垒的保护下具有发展的空间。

     这种发展主义体现在历史上成功国家崛起的史实中。这些国家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都曾使用保护性的政策，等到经济成功实现发展之后才转向自由经济（List，1841；Reinert，2004，2008；赖纳特和贾根良，2007；Ha-Joon Chang，2002，2008）。例如，英国从1485年亨利七世即位到1846年废除“谷物法”的400年内一直实施重商主义政策保护其纺织业，为培育本国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如1489 年、1512 年、1513 年和1536 年立法禁止纺织品半成品的出口；1587 年完全限制羊毛的出口；1699 年的‘羊毛法案’禁止进口来自殖民地的羊毛制品；1700 年禁止进口印度棉织品。除此之外，英国还实施了其他保护主义的政策。到了19 世纪，英国纺织业挤垮了其他的竞争对手”（束克东和黄阳华，2008）。1721年英国首相R. Walpole上台之后，英国的产业和贸易政策明确地集中在发展本国的制造业，包括大幅提高关税（Ha-Joon Chang，2008：44）。“1820 年英国对进口在产品征收的关税平均税率是45-55%，而低地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是6-8%，德国和瑞士是8-12%，法国大约是20%”（ibid，45）。而美国1812年将关税水平从12.5%提高到25%，1816年进一步提升到35%，1820年平均关税率高达40%（ibid，51）。直到1930年代，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仍保持在40%的水平。[2]到了20世纪，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创造的“东亚奇迹”也再次遵循了“发展型政府”的传统（Amsden，1989； Ha-Joon Chang，2006）。

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新古典寻租理论的解释及其政策观和上述发展主义存在如此明显的不一致呢？或者说，如何解释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之间的矛盾？本文试图以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理论上的解答。熊彼特将经济发展“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Schumpeter，1934：66），通过创新来更替旧有的“循环流转”（均衡），或者说“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迫使经济进入新的渠道。执行创新的人称之为“企业家”，他通过技术而非价格竞争获得垄断超额利润，即经济（准）租。熊彼特还阐述了企业家实现创新，“需要暂时转让给他以购买力”（Schumpeter，1934：95-96），以弥补产品和生产手段之间的缺口。简言之，在熊彼特的经济发展图式中，经济发展是企业家创新的结果，而从事创新活动的企业家依赖于拥有足够的资本用于创新投资。所以，从经济理论史上看，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是更早期的租金理论，只是后来的新古典寻租理论将寻租活动局限于非生产性的活动（Bhagwati，1982），或者对社会具有负面影响的活动（Tullock，1989：55）。

首先，我们有必要明确若干概念。Buchanan（1980）在区分寻租活动和谋利活动（profit seeking）时，也讨论到了企业家通过资源在配置获得利润，并且导致了经济增长和发展。他虽然没有明确讨论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但是他提出的“创租”（rent creation）概念准确地反映了熊彼特的创新与租金关系。从Tulock（1988b）的分类法来看，创新租金是“好租金”，而通过游说政府谋求特权则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寻租减少了社会总财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新古典寻租理论的共同点是不同集团之间谋求垄断力量获得租金，不同的是熊彼特认为获得租金的方式是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构建了进入壁垒（“创租”、“好租金”），这个过程也伴随着经济发展。相反地，新古典寻租理论则侧重于不同集团之间竞争性地争夺给定的福利，这个过程消耗稀缺的社会资源。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新古典寻租理论在获取租金方式上的差异，是造成二者经济发展观分化的关键。我们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看成是生产性的寻租理论，便于与非生产性的新古典寻租理论相区别。

本文分析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为谋求实现技术创新所需的资本而进行的寻租，提出一个不同与新古典寻租理论的“寻租”模式。落后国家的企业家因为生产技术上的劣势，与发达国家竞争难以获得正常利润，甚至毫无利润。因此，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难以获得执行创新所必须的资本。[3]而发达国家可以凭借因先进技术获得的垄断利润不断进行技术升级，造成世界体系长期出现“中心—外围”格局。[4]因此，出于为技术追赶筹资的目的，发展中国家企业需要通过寻租活动和政府达成保护性契约：企业家转移部分的收益给政府换取后者出台保护性的经济政策，继而企业和政府以“合谋”的方式分割由政策创造出的新租金。通过这个契约，企业积累了创新所需的资本，并用之实现技术追赶。按照Buchanan（1980）和Tullcok（1988b）对“租”的划分，本文讨论了两种“租”。一是企业家通过游说政府谋求保护性政策的“寻租”，二是通过保护性政策谋求技术创新所需的资本，为“创租”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因此，本文试图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新古典寻租理论之间寻找到一个结合点，对租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

本文试图在如下三方面对现有文献出做新的贡献。首先，虽然Baumol（1990）、Murphy et al.（1991，1993）和Rama（1993）的寻租研究也涉及到企业家的寻租，但是仍然没有注意到租作为企业家创新的重要性。本文的研究基于“租”是企业家执行创新的必要条件，所以区别于视“租”对于任何集团均无差异的新古典非生产性寻租理论。其次，本文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基础，在不平衡的“中心—外围”体系中研究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为“幼稚产业保护论”的理论意义提供一个形式化的证明。在本文的模型中政府是内生的，所以本文对“幼稚产业保护论”的证明不同于Greenwald and Stiglitz（2006）所采用制造业规模与其溢出效应正相关的思路，更不同于Grossman and Horn（1988）从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不完全信息来讨论“幼稚产业保护论”。第三，本文的模型也可视为Chang（2006，2008）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TII”）分析框架的一个精炼的理论版本。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以一个模型表达落后国家如果通过企业家寻租的过程、机制与经济发展。第三节通过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讨论企业家寻租促进经济发展的可能及制度性安排。第四节以对本文的若干评论结束全文。

 第二节：略

第三节：略

第四节：略

[1] Baumol（1990）试图扩展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他认为企业家才能也被用于非生产型活动。但是，Baumol忽视了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强调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

[2] 1930年美国的“Smoot-Hawley法案”设定的关税水平仅是将关税维持在美国关税的历史水平，将其视为加剧“大萧条”的原因值得商榷。

[3] 熊彼特认为创新有五种形式，使用一种新技术便是其一，并且无论这种技术在其他地方已经使用（Schumpeter，1934：66）。

[4] 类似地，Acemoglu et al.（2006）中提出了一种“租盾效应”（rent-shield effect），即“局内人利用掌控的现金（租）铸造一个盾牌，能够保护他们免于更高效新来者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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